作为一个想要横跨互联网和金融的 boy，自然需要学习。
更新历史
- 2020.02.18：重新上线
- 2019.03.10：完成阅读
- 2019.02.25：开始阅读
读后感
作为一个想要横跨互联网和金融的 boy，自然需要学习。这类通识课是非常适合零基础的我的。虽然书中很多观点有种拿着金融强行套用的感觉，但有多一种角度来看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希望这本书可以成为我转型的第一块敲门砖。
阅读笔记
序言：金融其实很简单
金融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换问题，跨期价值交换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跨期承诺(intertemporal commitment)，而跨期承诺是人类社会最难解决的挑战！
第 1 章：金融是什么
人类面对的生存环境非常相似，这是共同的人性。也正因为这些共性，就更让我们相信，驱动人类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发展得背后因素，肯定有其共同的逻辑。
在没有货币的社会里，人也会被当做财富的载体，而不是有自由选择权力的人。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金融市场，人尤其是妇女会被当作保险资产、投资资产来用。金融不只是为富人，也不只是为政府、为企业提供帮助，实际上对普通人的意义更大，特别是对女性的解放至关重要。
在清朝，突发战争带来的开支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
- 平时积累的财富。有效性很低，没有多少剩余收入（存钱难以规避未来风险）
- 卖官位。先卖虚职，然后卖实权职位
- 协饷制度。即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
中国从齐王借款打仗以后，基本停止靠借贷解决战争开支。这不仅使金融市场难以发展，而且使处于财政挑战下的王朝难以生存。
左宗棠在军费压力之下，选择了“透支未来”的债务融资，放弃卖官，为他的西征历史功绩奠定基础。他的金融创新虽然在今天看来很简单，但却开了靠金融为战争融资的先河。
金融的本质是跨期价值交换，所有跨期价值呼唤的活动都是金融，都是金融所要解决的问题。借贷是交易双方的跨期价值互换，股票和保险等其他金融产品也如此。这是我们理解金融的好处和难处的起点，是金融区分于一般商品交易的原因，也是把握金融实质的关键点。
货币是人类最早、最基本、最普遍的金融品种，是跨越时间的价值载体，是货币使用人跟发行方（一般为中央银行）之间的跨期交易，是货币发行方做的跨期价值承诺。
金融创新不只是书面上的活动，还必须考虑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信息制度环境以及其他制度环境因素。
第 2 章：从金融的角度看传统社会
跨期价值交换是人类社会的自然需要。古代也有这些需要，但没有支持跨期交换的信任基础设施，所以，社会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以降低跨期交换的违约规律，降低交易成本。
儒家文化就是一个例子。儒家的”三纲“把社会按照名分等级结构化，”五常“是围绕”三纲“建立的行为规范。”三纲五常“使”养子防老“可行。
如果完全以金融工具的视角来看待，子女就是古代社会里的保险、债务、股票、基金等载体，是人格化的跨期交易载体。
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只能靠抑制个人自由打到跨期风险交易的目的，生存比自由更加重要。但是，有了金融市场后，这种文化体系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
贞节观念的坚守是”养子防老“体系衍生出的规范之一。跨期交易对信任的要求太高，因为交易跨越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防范对方”逃跑“、违约。由于你是谁的儿子这一点是天生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只要儿子是你亲生的，他就跑也跑不掉，再辅以”三纲五常“，你就更放心了。
之所以贞节只针对妇女，是因为只有女性会怀孕。她的忠贞就至关重要，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础。
从这个视角来看，”三从四德“则是对于维护名分与贞节等一系列制度的重要补充。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古代看似合理的习惯与规范在今日就不再绝对了。
我们之所以只认亲子、只认血亲，根源在于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不可变的。这种永恒性是人与人之间跨期价值交换所需要的，是”养子防老“体系所依赖的信用基础，以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人类可以走出”血缘至上“的传统价值观，不再只认先天血缘，而会更重视后天交流。
第 3 章：儒家与宗祠的历史绩效
在儒家学说里，”礼“是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基石。如果社会普遍不遵守礼，那么这个秩序就不复存在，”养子防老“体系就没有执行的基础。
儒家作为一个强化”养子防老“可执行度的文化体系，在南宋之前一直面对着来自佛教的一些挑战，因为它以口头和书面传述为主，缺乏物理载体和仪式。
儒家体系是很多代人花费两千多年时间，逐步具体化、物理化建立起来的。宗祠、家谱、祭祖仪式就是具体的例子，朱熹的这些创新促成了宗族的发展，使”养子防老“跨期交换变得更加可靠。
宗族就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促进族内成员间的跨期保障与互助，而儒家文化就是强化这种交换的可靠性、提高交易安全。
第 4 章：婚姻是爱情还是避险的手段
在没有金融市场的传统社会里，婚姻不只是年轻男女两个人的事，更是父母和其他族亲的事，每个人的跨期避险的利益都在里面。所以，由父母包办婚姻就不奇怪，”谈亲家“就跟谈生意一样，只看双方家庭条件和能力等硬指标。
中国传统婚姻和家的定位，包括三方面：一是通过婚姻组成作为生产单位的”家“；二是”家“作为互相分摊风险的体系；三是婚姻和”家“作为情感交流的共同体。市场的发展使前两种功能逐步由市场取代，同时感情的分量在上升。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爱情“逐渐走向胜利。
在金融市场欠缺的背景下，女儿的婚姻被用来建立跨地区的风险分摊体系，能更好地对冲风险。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包办婚姻成为必然，女儿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如果有多个女儿，父母就会把她们分别嫁往不同方向，往远处嫁。由于婚姻是用来规避风险的，两家的财富水平应该门当户对，否则是不稳定的交易。
传统社会的家庭会对儿女做各种不同的安排，而不是由子女自由选择，以便使全家未来的总体风险降到最低。
儒家“养子防老”体系以男性血亲为基本轴线，男性是整个体系的主人。所以，在面对灾荒危机时，主人不会把自己卖掉，但可以卖掉作为附属品的妻女。
巩固男权体制的方式是要求每个人“修身养性”，把儿子作为一家香火的延续人、孝道的轴心载体这些观念内化到每个男性的内心深处。这样，卖丈夫、卖儿子就成了极为不确定的交易；即使有人卖，也没人敢买，交易成本太高。而卖妻妾的交易不确定性比较低。
制度经济学的探讨角度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机制；第二是如何构建这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第 5 章：保险是怎么回事
保险产品可以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类。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商业保险可以分为财产险和人身险两类。
保险等现代金融产品是 19 世纪洋务运动时期才引入中国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金融赖以发展得文化土壤，而且儒家体系还跟它不兼容。
医疗、灾害、灾荒等保险产品的销售，尤其是寿险销售，跟中国人避谈“不吉利”话题的文化相冲突。可是，如果不谈这些潜在的“不幸事件”，保险产品又难以销售，难以发展。
“万能险”等复合寿险类产品的成功，说明在面对文化障碍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淡化保险产品对“不幸事件”的依赖度，来改变产品的可销售性。
保险产品的价值是避险，带来的是“安心”，所以，预期回报可以是负的。“好风险”可以用来对冲“坏风险”，其溢价为负。
黄金被习惯看成稳定的价值载体，不受经济波动、社会动荡的影响，也不因国界而不同，所以，黄金价格与多类投资市场逆向而行，呈负相关性。由此，黄金是半保险性产品，预期回报偏低甚至也可能是负回报。同样，农产品、肉食品价格跟其他风险的相关性比较低，具有降低投资风险的作用。
一项金融产品的回报跟投资者自身风险的相关度越低，其避险价值越高，所要求的回报会越低。
第 6 章：金融改变社会
人之初，性本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如果有办法让自己继续遵纪守法，没几个人会选择抢劫偷盗。
“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金融有它特殊的需求和社会意义。许多中低收入群体是正规银行、正规金融机构都不会服务的对象，他们的信用评级要么很低，要么就根本没有信用数据，唯一愿意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是高利贷机构，因为那些高利贷机构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接受信用评级低的人。
如果把这些高利贷业务都禁止，那就把这些中低收入群体的“做好人”路子都堵了。一旦碰到青黄不接或者发生意外灾害，这些老百姓就会被逼上绝路，走向犯罪。民间金融不只是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金融市场，所以，一碰到盖房、生子、婚嫁等大额开支，亲友都会送礼，帮助你减轻短期大额开支带来的生活压力。但是，“礼尚往来”的要求是：你今后必须还礼，而且是按照超出当初礼物价值一些百分点的金额还礼。所以，“礼尚往来”是换一种说法的跨期融资、跨期投资，亲友圈等同于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随着现代金融在城市甚至农村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亲友圈融资的依赖程度在减少，特别是人口流动增加以后，作为重复融资体系的亲友圈所需要的信任基础在瓦解。金融也在改变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并因此改变我们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体制变革要妥善处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否则改革将面临极大挑战。这也是历史上体制变革鲜有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金融领域的创新很好地解决了体制变革中的这一核心挑战。
通过赎买既得利益阶层手中的特权，同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动力，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的关键金融创新。
金融手段通过影响个人的利益而改变其行为，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激励手段。在金融分析的框架下，个人、团体、社会等多个层面中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
第 7 章：借钱是怎么回事
传统社会下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产品不丰富，人们只好一方面尽可能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减少消费，贬低甚至打击借钱花的行为。
大学生和其他青年人借钱花不是坏事，只要不过分就行。对一般人而言，青年时是一辈子中收入最少但最需要花钱的时候，到年长时收入达到最高而花钱的需要又偏偏最低，这种收入和开支之间的年龄错配，不仅降低个人一辈子的总体幸福感，而且抑制每个人的事业发展潜力。金融市场可以帮助青年人解决这种错配矛盾。
由于原来缺乏金融市场，所以，在中国，各路亲友为青年人处子，帮他盖房、成家是典型场景。由此带来的是扯不完的亲戚关系、理不清的家族矛盾。更糟糕的是，可能培养出靠“免费午餐”度日的懒汉。这种传统太根深蒂固了，即便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习惯。
如果是让青年人借钱花，虽然月供压力没人喜欢，但可以激发年轻人奋发向上、成才成功的斗志。美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也证明，接待消费带出“自食其力”的自立精神，培养出个人财务纪律、个人责任。
一个人一旦养成习惯，不管是好是坏，就会形成固定思维模式。
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借贷消费有时发生违约不奇怪。如果 100 万人借款消费，1% 的坏账率也会导致 1 万人面对困局。但是，不应该只看到这 1 万人的遭遇而忽视其他 99 万人得到的好处。可是，历史上对接待消费的道义指责偏偏又基于这 1% 的故事。
是否能抵挡诱惑是消费者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国度借贷消费，这位不理智的消费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不能把责任主要归结到放贷方。
在观念上，把“消费”和“投资”、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消费也是投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人力资本看作资产。在当今新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根据需要借钱花也是投资。
第 8 章：借贷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利率
借贷可以帮助借方平滑短期开支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借款人的主管好处或者说“主观效用”，所以，利率就是这种主观效用增值的表现，利率是应该的。
在整个经济体中，对资金存在各种竞争性需求，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这些不同的资金需求方愿意出的资金价格往往各异。竞争性机会收益决定利率水平，谁出的资金价格最高，谁就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利率也由此而定。
经济过热时，谁都想借资金扩大投资，由此利率会走高。而经济遇冷时，则资金没人要，利率就会走低。
从周朝开始，历代皇帝都试过管制借贷利率，立意在于打击高利贷，帮助穷苦老百姓。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虽然这些基于道义的努力持续了一两千年，而且至今还在继续，但高利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因为单方面地限制利率只是治标。
为了治本，就必须从资金的供给方面着手。从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跨省数据以及许多跨过比较的研究结果来看，商业文化发达、契约精神可靠、社会秩序优良的情况，放贷资金的供给就多，作为资金价格的利率就低。
治理高利贷的办法是放开并鼓励民间金融，政府需要通过法治保护放贷人的权益，鼓励更多人加入放贷队伍，而不是把阿门打入低下。打击高利贷者只会使借贷资金供给短缺，利率不跌，反而上涨。
第 9 章：借贷是压榨还是便利
人性的善良面决定了各个社会都会同情、偏袒借债方，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金融市场欠缺或者不发达的背景下，道义文化在借贷关系中一直唱主角，道义一直站在借债方这边。
道义文化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利率管制从两千多年前到如今还没有解决好高利贷问题。最终的出路在于从保护放贷人的角度降低契约风险、理顺资金供给的通道。
出于选举的需要，印度总理莫迪和其党派给农民大举免债。由于印度的收入分配结构中低收入群体有气势农民群体太大，民主政府选举使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左倾民粹经济政策，而不是亲市场的经济政策。
虽然免债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恶救济效果，但是，其道德风险是显然的，因为那些有钱的人也不会还债了。逃债的结果是金融机构不再愿意给农民放贷，最终害了农民。
民间金融是最直接的普惠金融，既可以解决创业、就业问题，又可以解决养老、“三农”问题，也能减少老百姓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必要性。
第 10 章：横空出世的公司
国家调动资源的力量是基于它垄断的强制力，家族是基于血缘亲情带来的跨期信任，而教会调动资源的能力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公司作为人造的商业组织，基于利益把众人会集在一起，集“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正因为公司目的的单纯性，它对社会资源的组织里更强。
许多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软件公司都具备产出跟投入之间关系很弱的特点，而像农业、制造业、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则不然。
如果你还迷茫，不知去哪个行业发展，试试用产出跟投入的关系这个视角去判断。一般而言，越是接近零边际成本的行业，待遇增长空间越大。
现代公司之所以力量强大，是因为有限责任保障，是因为公司作为法人在人格上独立于创始人和股东，是因为公司股权具有自由交易的流动性。
“现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所以，公司完全是人造的商业组织，是靠法律文件构建的利益关系组合体。也正因为这一点，发展现代公司不是易事。
第 11 章：公司在中国
儒家士人对商业的排斥，使得商业组织难以走上独立的正大光明之路，所以，商业组织在中国过去难以成为可与官权、家族力量相比的第三方独立势力。
玉堂酱园和其背后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现代公司和其所需要的足够独立的法治环境不能建立好，民营公司的长久持续能力就要打折扣，这就回降低它们的长期投资价值。
在缺乏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联姻是仅次于血缘的家族企业扩张发展手段。在过去的中国如此，在今天亚洲的其他社会也是如此。
19 世纪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实现强国梦，引入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包括股票交易。但是，在第一个洋务公司轮船招商局推出后，十余年内发生股灾，这才发现现代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
第 12 章：现代公司的融资方法
为了在长久亏损之下也能发展，亚马逊显示靠股权融资，充分利用当初高估的股价；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几年后，改为靠债务融资，特别是在低利率环境下，这种做法有好处；等 2015 年亚马逊股价进入新一轮牛市之后，又改为股权融资。亚马逊的这种融资策略在各类公司中普遍使用。
公司管理层一般不喜欢债务融资，而更喜欢股权融资。如果债务融资，不管公司经营好坏，每年必须还债付息，这是硬性约束。而股权资本是永久的，如果公司不赢利就不分红，即使赢利也未必要分红，所以，股权融资对管理层只是软性约束，甚至没有约束。股权是无压力资本，管理层当然更喜欢。
投资者的角度会不同，尤其在外部股东难以监督公司决策的情况下，投资者更喜欢债权，因为债权人的利益优先于股权，同时债权投资者每年有固定的利息回报，必股权收入更好预测。但是，债权投资者的收益有明确的上限，而如果公司将来猛赚了，股权投资者的收益理论上是无限的。
公司融资手段越来越丰富。除了在股权和债权之间灵活搭配融资组合，也可以灵活运用长期债和短期债，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来最大化股东利益。原则是：哪个融资手段最便宜，只要可行，就多用哪种融资工具。
债权期限越长，给公司带来的短期还款付息压力就越小，这种资本就越像股权，所以，一般公司更喜欢长期债。但对投资者而言，长期债风险更高，利率回报也必须更高。
永续债没有到期日，理论上可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中，几个细节值得注意：发行公司有赎回权；如果发行公司选择不赎回，每隔一段时间利率就必须上调；发行公司也有权决定是否现在付息还是推迟付息。
资产证券化是吧高质量的未来收入流卖给特设公司（SPV），后者以此为基础对外发债。通过结构性法律安排，使特设公司跟资产的所有者和运营者有破产隔离。这样，证券化借债不必合并到原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可实现表外融资。
资产证券化跟传统抵押借贷的核心差别之一，是只认未来收入流，以收入流产权为基础，这比传统实物抵押更具有流动性。这也跟银行形成对比，因为传统银行只看重实物资产的低压价值。
正意味资产证券化是对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任何稳定的未来收入流都可以被证券化！海航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一机三吃”、加大融资杠杆的。
第 13 章：为什么公司要追求上市
上市并不是每个公司的最优选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上市的好处，各企业家自己要做权衡。比如，上市会增加公司股权的流动性，让股东可以随时变现未来，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财富，也可以改观公司未来的长久发展前景。
一旦上市，公司就类似于有了“货币”发行权，这里的货币就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增发股票收购其他公司，强化自己的竞争地位，改变行业格局。
公司上市不只是敲钟。敲钟是上市过程的重点，但不是上市成功的标志。上市是否成功取决于今后漫长的市场沟通和市值管理。尤其不要在上市之前制造业绩顶峰，否则，投资者会记住你的公司的。
敲钟之后，最糟糕的做法是平时在股市上不露面，等需要再融资时才出现。那样的话，股票交易量勺，估值也偏低。最好的做法是经常跟市场沟通，多披露、常披露，然给投资者和分析师知道你公司的思路、规划和进展。
媒体曝光越多，产品广告越多，公司的市值估值也会受益，道理在于这些方式能够帮助降低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股市参与者对公司的信任和信心。
由于证券监管，上市机会总是稀缺，而且新公司上市申请既漫长，结果又十分不确定，这就使已上市的公司的“壳”变得珍贵，演变出“买壳上市”“借壳上市”。
由于过去不少公司是为上市而上市的，这些公司基本只有壳是值钱的，为买壳上市提供机会。
选择在哪里上市也有讲究，原则是：哪里集聚了熟悉你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人，就到哪里去上市，让能理解的人买你公司的股票。
第 14 章：商业模式的选择
投资者应当警惕管理层的扩张冲动。对股权非常分散的公司来说，资本对高管只是软约束或者没有约束。在那种情况下，高管为了让自己风光，会喜欢做大但忽视做强。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之所以美国公司应对很好，主因之一是它们专业化集中度高，不是什么都做，这样让它们留下很多现金。金融危机时期“现金为王”。
从日本的经历来看，越是集中主业的公司，在海外发展的越好。而那些什么都做的多元化公司则不然，它们的资源力度被摊薄到多处，竞争力自然就低。
在电影等文化领域热门的今天，邵氏多元化和邹氏专业化，这两种模式都值得创业者与投资者好好研究。策略不同，结果各异。
委托代理问题是经济学中被讨论得最为广泛的问题之一。
第 15 章：金融改变商业模式
原材料供货的不确定性越大、价格风险越高，质量保障越重要，那么，产业链条拉得长就越能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公司的边界就会越宽。
外部契约执行可靠度越低的社会里，公司的边界应该越宽，产业链要拉得更长。
某些高盈利行业可能门槛高，只有“大公司”才能进，那么，集团公司的最佳规模会更大，产业链条应该更长。
多数制造业都面对产能过剩挑战。在这种局面下，金融一方面可以把一些未来需求转移到今天，另一方面也帮助扩大行业的潜在规模，加速发展。
第 16 章：哪个行业最赚钱
在创业初期，资本尤其珍贵。每一块钱的资本都要花在对未来主业收入有正面贡献的事情上。
沃尔玛的“规模致胜”战略在于：把零售客户规模做到巨量，然后以规模订货压低进货价，以“天天平价”挤掉竞争对手。
硅谷不只是许多高科技的发源地，也是新型企业文化和新型金融业态的起源地。强调员工福利的企业文化也是一种商业模式。
在衡量公司的经营状况时，我们经常提到两个指标：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Assets, ROA），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能够创造多少净利润。股权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 ROE），用来衡量公司运用自由资本的效率。
市盈率 = 每股价格 / 每股盈利
第 17 章：投资理财的选择
风险越大，收益才可能越大，这两个是共存的，不能割裂来看。
第 18 章：投资股票的门道
市盈率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未来表现的一种期望。市场对公司未来看好，市盈率就高；对未来不看好，市盈率就会低。当然，预期越高的公司，一旦未来无法兑现，股价跌得也会很惨。
格力电器保有这么多现金，目的既不是为了还债，也不是为了投资。关键还是要在公司股权分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找答案。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比较大的公司，往往倾向于留下较多现金，而不是通过分红回报股东。留下的现金越多，这些公司管理层掌握的资源就越多，对个人更有利。
价值投资的第一步是找到价值的参照系、价值的锚。对公司未来各年的预期现金流进行贴现并求和，是常用的办法。但是，现金流贴现法需要对未来现金流做预测，这个很难。所以，许多人喜欢找市盈率等这样的替代指标。
清算价值是计算公司真实价值的简便办法。它不用考虑公司的未来收入和现金流，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公司资产值多少。只是这种办法对资源性公司、老行业公司、重资产公司适用，对新产业不适用。
第 19 章：价值投资的窍门
追风炒股是常见的投资者行为，但理性科学的研究会告诉你：这样做既劳民又伤财！
流动性的高低决定一支股票的三个关键维度：投资者进出仓位的速度、容量和交易成本。这些维度部分决定了股票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股价和长期回报率。
在考虑到流动性带来的总体交易成本后，低价股的长期可得回报率可能还不如大盘指数。交易成本不只是券商佣金，更包括机会成本。投资者必须关注投资策略的换手率和所带来的总体交易成本。
第 20 章：房产投资的教训
管制带来泡沫，泡沫迟早会破。
第 21 章：票号与钱庄的兴衰
钱庄为社会提供货币兑换服务，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发展。
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催生了山西票号，长途贸易的需求是票号兴起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票号提供方便的汇兑服务，在交易中间充当可信的第三方，后来也为一部分客户提供贷款和存款服务。
在现代跨地区市场体系建立之前，不同地区之间的商人信用网络还没有建立，这尤其挑战异地金融交易的发展。“同乡”尤其是做官的同乡成为跨地区扩展业务的商人的最自然选择。
山西票号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票号和政府纠缠太深，导致政府垮台之后，票号也跟着衰败了。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票号得到了汇兑政府税款的业务，这笔业务使票号的收入太好，让它们失去了适应新的增长动力。
票号没能抓住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这个机会，而外国银行和钱庄抓住了。山西票号以陆路贸易起家，对海路贸易不熟悉。
第 22 章：银行是什么？
银行是舶来品，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进入中国，1845 年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银行。知道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一直在中国银行体系占主角地位，对整个金融体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是 1897 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有盛宣怀创办。此后，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相继成立。再往后才开始出现民营银行。
直接融资指出资人和用资人之间直接进行的融资安排。即使有金融机构在双方联络间发挥作用，只要风险后果是由出资人直接承担的，就属于直接投资。如果是出资人把资金通过银行，由银行再投向用资人，并且后果由银行承担的融资交易，就称作间接融资。
在世界各国，企业外部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等金融中介所发放的贷款唱主角。间接融资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银行等金融中介能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分摊风向、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后果。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资本市场融资占整个社会融资的比重还不到 4%。日本、欧洲大陆国家也以银行为主，而美国、英国的金融体系则以资本市场为主。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往往需要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配合。银行带来的是资源配置决策相对集中，而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是高度分散、独立进行的，不一定受政府支配。政府主导型经济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不能完全兼容。
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更能鼓励创业创新、培植创业创新文化。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以直接投资为特点，投资决策分散在千千万万个投资者手中，这既有利于承担风险，也有利于汇集各种可能的信息，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银行经营主要面临着信用分享、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三大风险。风险管理是银行最关键的能力，也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银行的生死。
风险管理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说是科学，有大量的学术论文研究风险问题，业发展出很多工具和方法，这些都很有帮助；说是艺术，是要对风险有感知，特别是要对未知的风险和不可知的风险有所感知。
第 23 章：金融业的挑战与发展
1929 大萧条的前提是房地产泡沫盒股市泡沫。大萧条带来美国肌肉弄体系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分离，建立全国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等等。那次美国重建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短存长贷”是银行经营的主要特征。这就引发了流动性管理的的需求，包括存款准备金、银行资本金率等的底线要求，也包括银行不能用存款金买太多房地产和企业股权，以控制期限错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与避免投资品的价格大幅波动，这是银行进行贷款和投资的首要考虑。因为，银行不能过多地给长期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提供中长期贷款，也不能过多地给房地产或股市贷款，以避免房价和股价的波动带来灭顶之灾。
流动性是评估金融产品的第三维度。所以，许多金融创新就是围绕把“死资产”搞活、提升资产流动性而来的。许多金融创新虽然不一定是行业外人士会看到或用到的，但这不能否认其价值，只要它们给社会带来便利，即使这种价值是间接的，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建立二级住房按揭贷款交易市场，使长期房贷一下子变活。结果，一行不用担心长期房贷的流动性，给普通家庭供应的买房资金因此大大增加，普通家庭自有房比例上升，社会收益。
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把未来收入流打成资产包，然后，将资产包的收益分成份额，将这些份额标准化、证券化后，向投资者销售。
虽然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改变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体验，但金融的本质并没有因为互联网而改变，金融仍然是基于信用的跨期价值交换。而互联网金融更难保证信任，因此违约“跑路”的隐患也就更大。
第 24 章：金融危机的起因与监管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你的钱放在银行比以前安全多了。在限额之内，存在小银行也不用担心银行倒闭风险。这也有利于银行业的竞争。
存款保险制度也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储户不再关心银行的经营，不再努力去识别银行风险，也助长一些银行采取激进策略吸收存款并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和投资，进而增加了金融风险。越是容易破产的银行越希望加入存款保险体系。
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建立了全国性存款保险制度，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成功处理了大量银行机构的倒闭，避免了银行破产对民众的心理影响，降低了大众恐慌，进而减轻了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
在各个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最受严格监管的。政府之所以对银行进行监管，主要有两个原因：银行的受众人数多、面太广，以及银行是否安全会威胁到整个社会和经济。
银行监管包括准入监管、微观行为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前两者监管金融机构的合规和风险，降低单个金融机构倒闭的概率，并减轻倒闭的损失。后者避免银行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
由于银行监管和银行往往是在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监管有很大的局限性，加强监管也很难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尤其是监管越严，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越大，也容易让监管者过度扩张权力。
银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跟一般工商企业不同，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度很高。一家银行的倒闭也能对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大型银行更是如此。如果大型银行倒闭，容易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影响到整个经济。
跟存款保险一样，“大而不能倒”也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鼓励银行从业者和金融消费者去冒险。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巴塞尔新协议到金融稳定理事会，都在努力解决“大而不能倒”的到的风险问题，加强监管，力求降低大型银行的倒闭概率。
第 25 章：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是负责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也是银行危机发生时的“最后贷款人”。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银行之一，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与欧美的中央银行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要少很多。
基于通货膨胀的单一目标制是如今很多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模式。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四个目标：保持低书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虽然中央银行不向你吸收存款，也不对你发放贷款，但是，它的每一项政策操作都会影响到你的经济活动和金融生活。
走出金属货币和金本位之后，信用货币的普及不仅使货币发行权由政府垄断，而且带来了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工具之一。央行通过改变利率或者货币供应，对经济产出发挥印象。
短期看，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总产出的增长；长期看，货币供应的增加无法影响产出和利率水平，这个情形被称为“长期货币中性”。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唯一后果就是物价水平的同比例上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自 2008 年以来也有巨大增长。这些举措虽然确保了经济的短期适度增长，但是隐患很大。
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24 小时不间断进行交易。外汇交易的规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实行浮动汇率的产物。
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币值低估来促进出口，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中国 1978 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也与人民币的不断贬值密切相关。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资想方设法进入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外汇管理部门忙着“堵热钱”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可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情况就反过来了，现在是欢迎外资进来、限制资金出去。但是，外汇管制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后患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