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就是别人没有你有；特，就是你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用足，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尽管陈虻英年早逝，但留下的遗产宝贵而丰富，应该传承。在继续前行的时候，需要回头看看。正如陈虻多次引用的卡里•纪伯伦那句名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陈虻说话，带着语录体的味道。他擅长归纳与分析，有哲理性的思辨色彩，逻辑非常清晰，纲举目张，便于记忆与传播，因此很快就流传出若干条。
生活中的一切发生都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在表述某种存在，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
拍一部片子只能谈创作体会，拍十部片子可以谈创作经验，拍一百部片子才可以谈创作规律
单就表达而言，只表达了自己那是初级阶段，如果知道让别人表达那算中级，能纪录并且创造条件让别人准确地表达真实的个体感受，那才算高级。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激情能让别人感到你是不可阻挡的时候，就会为你的成功让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想成功的人都很努力，但成功的人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倘若你努力，但你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可能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所以重要的是观念。而认识观念、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我觉得人要有两方面的能力，我们一般来说更注重一种知识的积累。而与知识相比，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思维方法，包括你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你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它应该比知识更重要。
生活的磨难能够成为力量的源泉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当年在做片子的时候都遇到过，都曾经思考过，并且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我过着过着突然明白了，“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啊。所以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把现在的事情、眼前的事情做好。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创造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而创造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团队同样是这样。
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当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怎样去拍纪录片的时候，或许已经淡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也就是说，当你过于进入、过于热衷于一个东西时，你就需要放弃这个东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进来，也只有进来了才能出去。现在中国的纪录片恰恰需要跳出去，不要过于陷入，你才能反过来冷静地加以审视；如果一个人过于热爱，这东西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热爱，强加了你许多个人的东西，而不是事件本身。
纪录片有剥削性，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纪录片的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的更有文献价值。
支撑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形式有三类：一类是新闻，标志着一个台的政治立场；一类是娱乐性节目，标志着一个台的经济运作水平；一类是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节目的管理首先从人本身开始，对人本身的管理既是一种行为的约束，也是一种对情操、人品、人格的训练，才能够保持团队本身的质量。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认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善和恶的两面，不是哪个人绝对的好，哪个人绝对的坏，关键是他呈现出好和不好的时候，看你用什么环境激发他，用什么方式对待他。当大家都去抢一个东西时，某个人也会去抢；大家都谦让，他也不好意思伸手。只要你尊重他、信任他，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会主动地做到值得你尊重、值得你信任。
人必须自尊，人必须爱自己才能学会去爱别人，你信任他就是帮助他去爱。所以我的理念是，在不信任你之前，信任你。
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接受新信息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的价值。
管理的目的是达到自我管理。优秀的管理者则训练最差的那一个，使之成为最好的
大道无术。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我在审节目的时候，对自己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样更好。第二，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未来电视媒体节目主持人的竞争一定是在思维个性上的竞争。
我批评了你并不可怕，我对你失望才可怕。
柴静说，自己在陈虻身上理解了传媒这份工作所为何来，她总结为：让不知者知情，让无声者发言，让异见者表达，让争论者自由。
做节目，要学会放空自己，去感受。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超越自己是最难的。
我认为政策空间不是限制我们发展的唯一因素，我们自身掌握影像方式去传达信息和思想的能力，也是限制我们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纪实影像有三个功能，或者说三种境界：叙事、抒情、思想。
在影像创作这个过程，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不是继承，是新的词汇，新的构图和新的运动，来体现你对事物的一种表达。
视觉解读能力是要训练的，你必须经历精读和泛读这个过程。
真实是无干扰的记录，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没有绝对的真实，任何一种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主体
从空间来说，真实就是角度；从时间来说，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点。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都永远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
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当你战胜痛苦以后痛苦才是财富。而你在痛苦之中的时候，痛苦就是痛苦本身
他说：“什么叫好片子？就是那些领导在家愿意看、开会不愿意表扬，同时又找不到理由枪毙的片子”。
深刻不是耍大胆，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利用结构的力量深化主题。
创作需要的是思想，我深有体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思想。咱们拿一个事摆在这儿，我跟编导说，你把要表达的思想写在纸上。第一，你有没有思想，第二，你的思想有没有价值，第三，你靠什么来表达你的思想。
结构就是如何选择配角。
结论是简单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个创作者怎样变得成熟？陈虻经常挂在嘴边的叮嘱：你的视角有多宽，你观察一个事物的深度就有多深。当你的思维打开的时候，你就走向成熟。而任何事物只有当你去考虑它的复杂关系时，你的思维才会真正打开，而且一定要全线打开。往前面走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左右看，找到所有的相关者。
利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结构其实是信息组合。
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
陈虻把媒体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考角度称为思维的“坐标系”，他反复告诫大家：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记者，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长期用统一的坐标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纪实影像不是一种技术，它首先是一种思想。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有几个？”
在开拍之前决定关注方面，在拍摄中发现价值，在剪接时表达主题，在观众收看时产生结论。
在剪接的过程中表达主题，媒体立场是通过对素材的取舍来完成的。
陈虻总结出考查编导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觉得前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编导；如果你觉得后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职员；如果前期不费心，后期也不费心，你就该被开了；如果你前期也费心，后期也费心，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对这段话，外行人可能只是听个热闹，不一定理解它的价值。但内行人，应该听进去了，听明白了，记住了。
纪实影像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你对事物的选择和判断。
角度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信息，还改变了信息的价值。
所以只有当你分析到这件事情可能有某种发生，可能有这样意义的发生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保持你的拍摄状态。整个拍摄时机的选择，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合理想象的
基础上
以观众的未知作为剪辑的起点，并带着问号前进
说了和说清楚了，是两回事儿：信息的密度、落点、位置。
说清楚了和说精彩了，又是两回事：叙述的技巧。
不同的空间关系构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决定谈话的方式、内容、深度。
先放在低层次的选题上，逐渐地把一个队伍锻炼出来。一旦这个空间开放，它就首先闯进去。
创新如果从内容、形态、角度三个层面同时进入，这个栏目必火无疑。
独，就是别人没有你有；特，就是你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用足，发挥得淋漓尽致。
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因为它已经不再依赖形式了，必须依靠智慧，所以，策划在当前电视行业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流行的话题中选择了一个另类的、非常规化的关注方式之后，你在这里面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不同观点。
一个创意的产生，决不仅是个人的灵感，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集合。当你想到这个创意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需要。
精神产品的创作者永远是这样的工作，你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有挑战性，这是最好的状态。
凡是那些人们不知道、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不曾被真正理解的事物都是新闻。
细节的细节，其实就是对这个事情中的某一个局部不断的开掘、不断的深入，反过来可以折射整个事情的全貌。也就是我常说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
他的部下，《社会记录》的策划王开岭，在陈虻去世后，写过一段评价陈虻的文字，曾经传诵一时： “一个性情温美的兄长，一个纯真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主义者，一个在纪录片经验、新闻理念和美学体系上创下个人标签的人，一个以自己的额头、语句和手势招来崇拜的言说者，一个以才情和风度提升了男人品质的绅士，一个多愁善感、常因一段镜头而流泪的审片人。”但最后一句，让人心痛不已：“一个废食忘寐、生活极度简单终致身体报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