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
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真正的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是我们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之间，隐蔽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本性驱使的一些动作的复杂性让我们叹为观止。而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却寥寥无几。
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信仰的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还会不断地壮大。
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
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在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仅靠群体自身，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它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者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的时候，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
1000个偶然聚集在公众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而群体表现的首要特征也不一定总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即获得群体活动的特有属性。
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感染作用，而转向为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即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是组成群体的个人主要特点。群体中的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智力在群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
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的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个人时，它不能焚烧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在成为群体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互相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人脑，群体的感情一致倾向会变成一个既定的现实。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
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
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
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然后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得自于顺应民意。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
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
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
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置疑的时刻。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
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
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