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
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提携。那些有幸走到历史前台的杰出人士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累加的机缘巧合，亦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体验的的方式认知着世
在美国顶级大学中，班级里年纪较小的学生平均少了11.6%。早年因为生理发育欠下的劣势并没随时间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劣势被巩固了。
在社会学领域，所谓成功就是一种“优势积累”。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只比队友好一点点，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会扩大了他和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轮番交替，微小的差异被越拉越大——最终被挑选的队员成了真正出众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天才并非一开始就出众超长，一开始他只是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
由于我们的社会过于相信成功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整个社会损失了许多造就天才的机会；很多制度甚至过早的将一部分人划入失败者行列，阻碍了这些人的成才。我们的社会对于天才顶礼膜拜，对失败者却漠不关心；我们忽视了社会机制对成才的巨大影响，这些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被动，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社会。
计算机是一个纯知识精英的行业。计算机编程不是传统的校友关系网，你可以依靠金钱或者关系取得领先。计算机是一个充分开放的新兴行业，人们只根据成就和天分评价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这里的成功人士都是最棒的
艾瑞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
一，根本没有“命定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
二，根本没有“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比其他人练琴不只是更加努力，甚至不只是更加十倍努力，而是更加百倍努力。
在学习的过程中，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存在一个练习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十年意味着什么？十年意味着，一个人大约可以投入一万小时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刻苦训练。10,000小时是铸就伟大成就的神奇数字。
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历史机遇眷顾的人们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他们的使命；与这些历史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做出非同寻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非完全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依仗成长的环境
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成功
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智力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又有点像打篮球：一旦足够高，人们就开始关注速度、球感、灵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篮准确性了。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养风格称为“协调培养”。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张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这些家长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下层社会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通过冰球明星、软件业亿万富翁和“特曼族”的故事我们知道，成功总有原因。成功人士不可能独自成功，他们总是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的产物。
然而对于超常之辈，他们时常身处逆境，但这些不利却常常最终成为他们的机遇之源。
富勒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修炼了多年的领域忽然变成了掘金桶。”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19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日期；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自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三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我们自己
文化是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基础已经消失，它们仍旧完好无损。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的方式，其作用之根本，以致没有它我们甚至无从认知世界
看下下面这串数字：4，8，5，3，9，7，6。大声读出来。现在放下书本，花20秒时间记忆一下，然后把数字按正确顺序背出来。 如果你说英语，你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在20秒内记住这串数字。但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正确记住数字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大脑存储数字的记忆周期是2秒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很容易记住两秒钟内读完的东西。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之所以能够很容易记住4，8，5，3，9，7，6这串数字，原因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在两秒钟内就能读出7个数字。而英语则不行。
无论哪种语言——不管是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还是希伯来语，人们记忆数字的长度与该语言的数字发音长度成负相关关系。在发音效率方面，中文里的广东话堪称登峰造极，它使香港人可以在单位记忆周期内记住10个数字。
数字系统的逻辑性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儿童在进行数学基本运算的时候更容易。
“亚洲语言的数字系统含义清晰，”西北大学心理学家克伦·弗森说。她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亚洲与西方文化的异同。“我认为，这种差异形成了东西方学生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西方学生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东方学生却有清晰概念。这种清晰感使他们觉得数学计算合情合理，他们学习数学充满信心
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水田中产生的稻米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尤其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穷人家的孩子阅读成绩只增加了0.26。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只要没开学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任何长进。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跃升了52.49点。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