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想不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
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
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个人的自由，必得向社会中寻，正如社会的成功，必得着落到个人身上。
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百年蒙元，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有野蛮的军管，区别种姓，以聚敛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那又是中国最少意识形态控制的朝代。蒙人粗暴但并不苛细，管理漫无章法
，几近于“你把钱粮交来，剩下的事不要来烦我”。
蒙元官方，并不是真心想放松控制，说到底，他们是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控制社会的能力有限。 专制也是个技术活儿，古代的君主，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心有余”
也说得不对，没有电报机之类以启之，他们无法凭空生出许多后世才有的豪情壮志。明代加强专制，大不了是建立国家警察、厂卫之类，侦缉天下，又能怎么样？扒在人家的窗外
偷听，虽然吓人，效率却低，除非天下人一半入了厂卫，否则能力平平。
古代的一大政治神话，是以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天下”为何物，已经很暧昧了；“人心”云云，更是一笔糊涂账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理应有，但没有培养出来，或甫一露头，就被吓回去了。鲋人是处境使然，对此是施以援助，还是加以利用，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显分别。
顾炎武的高见之一，是在《日知录》里，谈起三国正始年间的风俗，有感而发的。那段话很有名，但我还是抄一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但咱们知道，古代中国，不管乱到什么程度，本来的风俗、基础的人伦，一直顽固地保存。在小的单元上，自治的能力仍在，一旦平定下来，社会重建，不费很大的劲，就回到原来的模样。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一个是军队，一个是饥荒，这两件事，一是强权本身，一是强权使然，所带来的乱世，为古人最可怕的记忆；这记忆，也常为强权所利用，威胁大家：你们要是不听话，别怪我让你们回到乱世里。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
坑儒易，埋葬思想难。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证明曾有异端，令人恼火。
葛洪的辩解，不过是说有贤君，有暴君，不该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但他的断言里，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继续论辩，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儒家形势上强盛，理论上却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这些思想者中间，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这是可惜者二。
作为思想体系，儒家最让人想不通的，还不是对物理世界缺少兴趣，而是对生死问题没有自己的解释，或者附和风俗，或者是采自佛道。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了。
古人的道德冲突，往往表现为范畴冲突。如忠孝仁义，各具美妙，总有互相操戈的时候。
文明与野蛮接触，落后的一方，就文化制度而言，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也许可以短暂地凭借武力，企图将文明摧毁到和他们同一水平，不曾也无法有长期的成功。无数的蛮族就这样消失了，或者说，变成了我们中的成员，只留下些文化上的印记，一半是在旅游公司的手册上。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情有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
反抗还需要个性，赴死只需一种态度；反抗还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
教育的不平等，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让人人都受教育，一种是让人人都不受教育。第二个办法闻着馊，做起来却容易些，而且记性好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不曾施行过。
七贤对《庄子》都有心得，最得心法的，看来还是山涛。庄子早讲过，当年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气太大—哪怕是闭门在家修行，也可能威胁到政权对人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政权已宣称自己是道德领袖时。对这种盛名之累，嵇阮之辈自然心里明白，也时常讨论；但能言之不一定能知之，能知之不一定能行之，能行之，也不一定能像山涛那样做得好。
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实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
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作两种理解。第一种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D，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
对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汉朝人斥之以“暴”—暴则暴矣，不过哪个王朝又不暴呢？在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赞颂；他的制度，一直被批评；他的焚书坑儒，一直被咒骂。我是“反秦派”，对秦朝的政治绝不喜欢；不过有时又想，如果秦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一两百年，在某些方面，说不定是好事。 秦朝成于集权，亡于集权。区别在于秦国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现代人已不易想象。自有电报以来，此岸的消息传到彼岸，以分秒计，而在过去，至多不过是马匹的奔速。人的神经传导，快时可至每秒钟一百多米，想象一下这个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觉时，菜已下锅，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来不及矣。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出来的反是拙劣之物。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朝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想不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抱歉得很。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得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而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符。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