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之前，媒体追求收视，吸引眼球，只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浮躁，甚至误导民众。
文字可以帮助自己锻炼思考的方式，而这些年来，博客也好、专栏也好，坚持的经验告诉我，原来文字是可以进步的，思辨能力也是可以进步的。
这本书叫做《不分东西》，我是想尝试告诉大家，偏见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偏见来自于对资讯掌握的多少，以及使用怎样的思维模式。很多时候，带着良好的出发点、善良的用心，同样会产生偏见，因为正是先入为主的立场，阻碍了个人用开放的心态去获取更多的资讯，甚至会对那些和自己的观点不符的看法产生抗拒，严重的，会质疑提出这些观点的人的用心。
很明显，如果对一个国家缺乏了解，或者所有的认识都停留在某一个层面的话，就算有机会亲身接触，也很难产生准确的判断；即便是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别的国家，最终也会因为文化或价值观的不同而无法理解对方。
朋友看到我在不少相关的文章里提到一些红衫军的领袖，把他们称为左派，很认真地提醒我，你是否也犯了你一直认为要避免的错误，就是简单地把人分成右派或者左派？
因为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有很多争论，不是先辩论是非曲直，而是先分出立场，先决定把人划归为哪个阵营；划分完阵营之后，辩论似乎也就变得简单了：一致对外，是成为反对一方或者支持一方的基本出发点。
即使是现在，用“左”和“右”标签别人的例子依旧很多，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说成很“左”，言下之意可能是说这个人思想僵化，甚至有一点独裁。
20世纪90年代，当意大利右派阵营赢得了大选之后，意大利的学者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写了一本引起巨大反响的书：《左派和右派：政治学区分的重要性》（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Distinction）。他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标准可能是不同的，而且“左”和“右”是相对于一个中心来说的。
他提出了一个分界的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都有各自的极端主义，即共产主义vs法西斯主义，两者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排斥民主。左右派也有各自的温和主义，接受民主，而自由主义则在左右两派里面都存在。至于左右派的不同，就是对于公平性的理解，左派不接受不公平的社会，而右派却认为不公平是理所当然的。
听完昂格尔的课，我开始尝试确定自己到底是“左”还是“右”。在我看来，区别左派和右派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分配。左派认为，个人在生理上绝对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改变；而右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反对从制度上，比如通过再分配来取得公平。
一个政治上左倾的人，在现在的中国则会被看成是右派—在现在的中国，自由意味着右，保守则代表了左。
要让民众关心是非，而不是先确定立场，要为民众说清事实，而不是引领大家的好恶，这些不正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现在的媒体的责任吗？
美国的汉学家林培瑞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时，这样谈论他眼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15年来，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大致上说，他们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的确感到失望。
我想继续谈谈媒体的责任问题，如果媒体只是放大议题，而不带领受众一起去深入思考，那么这样的媒体依然只能够归纳在做秀的层面，而不是在真正地做新闻。
我总是觉得，圈子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正如同阵营，对于追求相同利益的人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基础，但是对于希望思考的人来说，则很可能成为一种束缚。因为，对着权贵说话不需要勇气，很多时候权贵是无形的，勇气来得比较容易；但要是对着普罗大众说不，或者对自己的身边人说不，则需要更大的勇气。
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之前，媒体追求收视，吸引眼球，只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浮躁，甚至误导民众。媒体是应该拥有社会责任的，特别是中国的媒体，因为中国民众目前的选择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