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被技术磨灭之前，我们必须将技术人性化。
【美】帕拉格·卡纳 【美】爱伊莎·卡纳
托夫勒夫妇最根本的观点是：变化的速度已同变化的内容同等重要，而且二者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使用“未来的冲击”这一术语，正是为了反映出我们在面对技术似乎拥有能加速时间的能力时，所产生的极端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不仅影响了物质和经济，同时也对社会与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冲击。
今天，我们正站在信息时代的最前沿：混合时代。这个新的社会技术时代，正随着技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人与技术的融合而逐渐降临。信息技术（IT）成指数倍增长的力量，推动着其他领域加速发展，使他们有能力超越自身在规模和速度方面的种种限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DNA测序的微信息处理，也适用于3D打印及制造和几乎所有其他的技术领域。
与此同时，我们自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超越工具使用范畴，向存在主义靠近。技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和对我们内心世界的影响，正围绕着一个中心加速旋转。在外部世界，技术不再只是单向地处理我们的指令，相反，它越来越多地给出智能反馈。在内心世界，我们超越了利用技术主宰自然的阶段，将自身作为技术的模板，使技术同我们的身体合二为一。我们不再只是使用技术，我们吸收技术。
技术是一个逐渐累进的过程：它从石器时代工具的发明、新石器时代农作物的种植，一直进化到工业革命的蒸汽动力和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创造。
技术已同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甚至暗中与人类和自然发展出了无比复杂的缠结。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各种相互塑造并紧密相连的社会技术关系，而不再将技术和人文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人类与技术的共存，已经发展成了人类-技术的协同进化。
桑塔菲研究所的布赖恩·阿瑟和“网络游侠”凯文·凯利曾经解释说，技术有其自身的进化模式——融入并适应更复杂的设计，从而应对新的环境。这是一种与血统无关的改进。生物和技术的演化，共同显示了一个更为深奥的科学原则，数学家阿德里安·贝扬（Adrian Bejan）称之为“构造定律”。依照这个定律，我们所有的系统都被自然设定为朝向更加复杂、更加利于各组成部分运转的方向发展。雪花，肺毛细血管，河流流域和互联网都拥有相似的树状结构，因为自然状态的自由流动是对系统最好的推进。
不断加快的进化，创建出一个可被称为“海森堡的”或是“量子的”社会：来自技术的不断干扰，使得我们这些其中的“粒子”所处的位置、动量、对他人的影响以及来自他人的影响，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全球复杂性本身，已成为亟待分析的课题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减轻一些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另外一些负担。
在混合时代中，用来解释全球变化的主导范式将会是地缘科技。科技在创建与重塑现行秩序，及加快秩序间的转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迫使我们重新考量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知识霸权地位。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工业技术的传播在逐步减弱英国力量的同时，促进了美国的发展。西方战胜了苏联，并非通过战争，而是靠其拥有更高技术标准的优良经济体系。中国在20世纪后期的崛起，靠的完全是工业革命的未竟事业。实际上，中国被称为超级大国，并非是因为它拥有着比过去二十年多两倍的核武器，而是由于它通过人力、独创性及其他活动主宰了制造业，在获取大量盈余的同时，又将这些获益投资于军事硬件和其他先进技术
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我们会将其视为21世纪初的一份极具开创性的文献。规划中承诺对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总计1.5万亿美元的政府支持。这些产业包括：替代能源、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设备和新型材料。中国没有发明以上任何一个产业，但却在大规模改良和部署这些产业方面，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许多社会都在配备创新型生态系统的组成要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健全的监管、私有的长期资本、跨学科的学者、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以及提倡共享的文化氛围。在西方，“有计划的创新”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修辞。然而亚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国家资金作为竞争性的项目投资，用以掌控他们所渴望掌控的产业
总人口数远不及心理统计特征和人才统计特征重要，后两者分别代表了远景的一致性和技能的密集度。这些特征，都汇聚于城市，而非规模更大的国家。想办法变得更明智，而非更大规模，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假设是关于权力。集权化正在被扩散化取代。虽然国家主宰着全球政治，但实际上它们只掌控了一部分的全球经济和更少部分的全球技术。地缘科技并不只服务于强国，强国也无法操纵它。技术的流动速度，最多只会被那些不鼓励技术发展的政府所减缓，但毋宁说，技术其实是在主动寻找其接受者的过程中，回避或忽略掉不情愿接受的那些
英文中的“技术”一词，由希腊文的“技艺”（tekhne）和“言谈”（logos）结合而成，象征着技术好比语言，是像说话一样固有的人类天赋。语言并非独立存在，它是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而德语中与技术对应的Technik，也不仅仅指技术本身，还包括了围绕着技术的一切技能与过程。
地缘科技关系到权力，而技商则关系到适应力。作为一种驾驭新兴技术改善现状的能力，技商的高低，决定了我们的生死存亡。文化如何影响技术的分布？我们能否制定策略，将技术的积极面最大化，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消极面？
在混合现实中，令我们的主要社会系统发生转变的基本原理是“生成性”。具有生成性的系统，能以近乎无限的力量将用户连接起来，使他们创造出新的价值和产出。用来说明生成性的两个最好的例子，也是最普遍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两个系统：语言与互联网。
当技术的分支变得模块化且易于重组，它便成为了生成性的关键驱动力，使得有目的地对其加以应用成为可能。而这将引出一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对传统模式造成破坏。例如，3D打印技术可能将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而伴随着3D打印一同出现的，是独立生产者和商家的涌现，他们则会打乱制造业和零售业的标准作业程序。同样地，由消费者共同决定商品与服务的价值并实行物物交换的虚拟货币，则可能会引发货币革命，进而扰乱传统银行业。
在混合时代，生成性将推动每一个社会主要系统的模式转变：教育系统，将由“知识的获取”转变为“知识的创造”；卫生保健，将由“治疗”转为“增强”；经济，将由“预定价值”转为“由用户决定价值”；政府治理，将由“权力”转为“权威”；文明的单位，将由国家转为城市。
随着信息世界变得触手可及，死记硬背的工业教学模式已开始显得多余。简单地将新技术应用于旧模式，既无法创造价值，亦不会令人们的工作有意义。相反，教育本身的定义，必须从“获取知识”转变为“创造知识”。这个过程在幼年早期就应该开始，因为通过练习和模仿的学习，是最为行之有效的
新兴的生成性学习系统，将会是学生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老师、家长、社区及技术之间的互动。终身自学与正规教育、真实和虚拟课堂、纯学术的和应用的知识，将不再呈现对立关系
如果生成性的教育体系成功扎根于幼儿与青少年群体之中，那么相较之下，传统的大学教育不就成了一种倒退？无论在结构还是内容上，高等教育似乎都与混合时代产生了错位。高校正培养出缺乏技术协同工作能力的毕业生；商学院在商业伦理以及政治风险管理方面的教育已经落后于时代；经济系对于行为模型缺乏了解；社会科学基本上无视技术。而美国的政客们只会使用一些民粹主义的陈词滥调来作解决方案，比方说将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提升一倍
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可以通过个人自己发展的技商加以改善。以机会不平等与不劳而获的权利为背景的教育-就业关系，正逐渐向一个市场型社会转变。
教育与就业社区的实时联动，带来了双赢。对于想要拥有更好的教育，并切实提高技商的社会来说，依照全球市场的需求来校准国家职业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过去，技术的发展似乎是为了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世界对于就业的需求，而这种情形到今天已不复存在。由于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变成了劳动力的一部分，如今的就业率已不再与经济的增长保持相同步伐
个人在生成性经济系统中制胜的另一法宝，是取得对自身拥有的时间、技能、数据、资源所包含价值的掌控。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人。我们必须从那些想吸引我们注意的人手里狠赚一笔，甚至将44%的美国人每天浪费在网上闲逛的两个小时也变成商品。加入在线兴趣小组、点击广告、或发布促销微博（像那些名人一样），都应该为你带来更多收入。绝大多数新闻订阅网站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免费。随着网络内容的激增，企业将需要付钱请你去访问他们的网站。拥有聪明的技商，意味着将你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变成钱。时间就是金钱。
资本主义并没有垮台。实体与数字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正在开创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数十亿新参与者和跨境联系的包容性全球市场。国家内不平等的不断加剧，与国家间不平等的不断缩减，最强有力地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存在于全球化的影响范围以外
供给和需求、竞争性定价、供应链，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依然需要我们去改进，而不是束缚。从分层资本主义向网状资本主义的转变，仍会存在不平等，但打破垄断，增加个人能力和连通性，将会使这个转变更有弹性
我们距离“不只修复还能增强身体”这一可能性的广泛应用，也已经越来越近。以生物机电为例，它集合了生物学、电气工程和机械物理，创造出了几乎同人的天然四肢一样好用的逼真假肢。作为一名双腿截肢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休·赫尔（Hugh Herr）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尝试对假肢的功能进行改进，并研发出了强大且可升级的仿生身体部件。对脑机接口技术（BCI）的改进，将可能促使神经假体的产生，从而增强人们的任何有缺陷的感官
从治疗到增强，这一转变，其应用范围早已不限于救死扶伤。事实上，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就如同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一样难以停止。
由国家发起的赞助，能够为大多数人谋得少数人用财富换取的福利。生物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的延长和由世界老龄化带来的大量经济机会，使生物科学成了地缘科技的中心问题。生物增强正引发着年龄－抚养比率的失衡，然而还没有哪个社会对此做好了准备。
无人为这些遗传和医疗上的突破对伦理和经济造成的影响负责，因为技术进步太快，政府反应太慢，而且其代价无法估量。道德、法律和政策始终处于落后的位置。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生育年龄上升，新的核心家庭将是怎样的结构？而随着离婚率上升，伴随着结婚率骤降，任何一对情侣之间还能保持多久的忠诚？随着国际代孕的激增，一些婴儿一出生便没有国籍，亦不被父母所在国认可
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来的政治后果正在显现：更多授权玩家（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更多的竞争目标（领土、市场垄断、影响力）。如今，任何一方都有机会通过权力——这一力量的深层来源，去建立选区，将他们的影响力合法化。任何时代中的优势玩家，都出现在资源（自然或金融）、身份（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或追随者）、权威（认可和尊重）和技术（军事或信息）的交叉地带。
谁能提供通往信息、资源和影响力的道路并保护它免受盘剥，谁就将获得权力和忠诚。
按照对技术执政的态度，政治精英们可被归类为技术乐观主义者、技术悲观主义者和技术无知者。目前的政策制定者们，相当平均地分入了前两类——但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属于第三类。
以牺牲中央政府为代价，促进数据开放的努力，最终能否成功？在具有生成性的政府治理下，信息的开放获取将被授权给每个人，而不只是官方机构。实际上，如果没有合作的IT供应商，政府将不能够访问和管理政府信息，但同时IT公司却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丰富自己的数据库。来自公众的压力和要求，促使了信息自由法案的出台，确保公民快速获知得更多政府活动
一个能同时提供稳定和积极变化的生成性治理系统有望被设计出来。相比于一个采取间接代表形式并很少进行选举的系统来说，采用技术手段来讨论国家大事、提供公共服务和采纳公民反馈，可能最终是一个更真实的直接参与形式。民主取决于群众的参与，但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智慧。
如果必须要在技术统治和那种在阿根廷、匈牙利和泰国伪装成民主的无用的民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没有理由对技术统治感到害怕。有着更好设计的技术统治将要取代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些不起作用的民主制度，并可能会为他们的公民带去更多的好处。卢梭对于“全体意志”和“公共意志”的区分，最一针见血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为政府管理提供了西方民主制度所没有的指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拥有的是“有任期限制的技术官僚”。
正如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的那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市民主义”（civicism）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代替了民族爱国主义。“城市-信徒”（cityzen）成为了新的市民（citizen）。
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的普遍传播，当局和公民利用数据创建反应更快的政府机构、更动态的经济和更高效的服务——所有这些都驱动着城市的生成性。而将城市转变为生成性系统的关键角色包括：提供尖端的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的大型技术公司，雄心勃勃且拥有越来越多自主权的市长，促进社会包容性的自下而上的市民群体，还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结构的建筑先锋。
构建新的城市正在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领域，它正在达到自殖民主义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科技公司如IBM，思科和西门子正积极竞争，以满足现金充裕的工业化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他们共同建设着尚未在地图上出现的“智能城市”，如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和首尔附近的松岛
“智能城市”以提供无缝服务和奢侈的生态平衡环境为前景，令人为之神往。在这样的城市中，我们将看到物联网（智能电网，摄像头，交通传感器及相关技术）作为一种实时治理的手段，和对可持续性的改善和先进的安全措施，被广泛应用
即便是对于最伟大的潜意识哲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来说，现实也依然植根于自我和社会。然而今天，技术赋予了我们许多新的能力：我们能够改变对现实的感知，构建多重自我表征，与虚拟代理和机器人建立关系。所有这些能力，同时扩大又动摇了我们的自我意识。
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与环境互动的方式，还在我们的情感关系中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真实和半真实的自我表征。
虚拟化身并不仅仅是对真实自我的直接表征，它实际上也塑造了我们的个体心理和行为。虚拟现实的先驱杰伦·拉尼尔因此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断试图改变现实世界中的自我来配合虚拟数字档案，就会丧失自我的真实性
透过众多身份和关系，我们正在成为许多个不尽相同的心理存在。随着认知过程越来越多地与设备、网络和物理环境共享，我们的自我意识变身为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相比于从前的单一身份，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个人身份的生态系统，它将真实和虚拟自我结合在一起，共同浮现于人类心灵的总体（智慧圈）中
在混合现实中，我们应当警惕不要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同时也要提防被他人控制。每个人都想要按照自己的品位定制一切，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将我们的私密信息透漏给商家。
“在人性被技术磨灭之前，我们必须将技术人性化。”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托夫勒夫妇写道，面对持续的、颠覆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努力保持“深度的理性”。他们呼吁创立“技术监察员”的角色，以带领一种自我审视，供人们思考所有可能、可信和可取的未来，“富有想象力地利用变化来引导变化”，以“伸出双手打造人性化的遥远明天。”目前，仍没有足够的技术夏尔巴人（向导）致力于预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四十年前，托夫勒夫妇在著作《未来冲击》中，预见到了由技术急剧变化和当局缓慢应对之间的异步性，所导致的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信息过载，还有决策过载：在复杂性面前的无能为力。正如人类学家约瑟夫·坦特指出的那样：导致文明崩溃的，并不是过度消耗，而是在产生复杂想法来应对复杂挑战上的失败。
混合时代因此也可能成为一个技术治世。今天的科技，既构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构成了最伟大的解决方案
技术治世需要人类、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推动我们前进和发明的强大驱力，也是最终能令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出于对环境过载或体制崩溃的恐惧，而抑制人类的发展潜能，是对人类天性的公然违抗，并将最终导向自我毁灭。
全球治理将需要像通过互联网协调服务的分散网络：多方共同拥有和共享这些网络，并流畅自愿地连通。我们能否取得这样一个自主有序的平衡，在今天看来，是比“奇点会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更为重要的问题。
Moment of Singularity奇点 指人类创造出比自身更聪明的技术，由此改变世界的时刻。据旧金山的奇点研究所预测，奇点发生的可能途径包括：人工智能、人脑计算机直接连接、对人脑的生物增强、基因工程、超高分辨率大脑扫描及随后的计算机仿真。理论家推论：人类的智能创造出了技术，如果技术发展到能够增强人类智能，二者将创造出一个呈螺旋上升的正反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