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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记事】回望身边的历史

有些事情,不曾提起,不代表不曾发生。


更新历史

  • 2022.03.23:整理并完成初稿

读后感

关于特殊年代的书籍本就不多,有些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不得不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被封禁或下架,但我觉得其中的内容依然有参考和警醒的。

注:本文不一定能保留很长时间,且看且珍惜。

读书笔记

  • “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
  • 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 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 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讲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 “人民”不仅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且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在旧中国,一个人做一个国民也许就够了;在新中国,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强迫劳动,以便被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 “人民”和“国民”两者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新中国建立后对国人的政治鉴别工作不仅格外重要,而且也极其艰难、复杂。所以需要鉴别,是因为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共产党人相信,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还需要看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就选择了站在代表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边。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一方面新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旧政权下的旧职员,以保持政权转变过程的相对平稳,一方面则不得不对旧职员分批进行政治甄别与清查。
  • 坏分子”这个词,早先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使用过,当时泛指一切腐化、恶化、投机分子,以后成为中共文件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党内党外一切作风恶劣、思想不纯,对党的事业具有破坏作用的分子。
  • 穆国轩这一生过得再悲催不过了。他1933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不料他刚懂事,日本人就打进来,全家人不能不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为了保住家里的土地,1941年一家人又被迫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家乡,生活条件已一落千丈。战争结束时他已十二岁,但家里供他上高小都供不起了。他因此寄宿到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家里,靠哥哥出钱支持,勉强读完中学,内战又打起来了。好不容易等到又可以考大学了,整个中国已经换了颜色,以他的情况,已经没有条件去考大学了。为谋生,他曾考入过××干校,因对学校分配的工作不满意,又去投考了省城的卫生学校。一心想留在省城的他,从卫校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一个地处偏僻的县城的疗养院工作。为了能回省城,他和两个同样想要回省城的同学给省、市、院相关部门不知写了多少信,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疗养院领导公开点名批评,并且被弄到全院大会上去做检查。1955年“肃反”学习,又因为被揭发有“反动言论”和“反动小集团”活动受到审查。学习、审查过程中,穆国轩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思想”,特别是把自己不满新政权的日记交给了组织,以示坦白。想不到他的问题反而因日记而骤然升级。他日记中最“反动”的几篇被挑出来印成资料,供全院群众进行批判,他本人也被隔离起来进一步追查有无反革命现行,单位并派人到乡下去查抄了他父母的家。最后组织上认定,他不光有“反动日记”,还有“反动标语”问题和“反动匿名信”。于是,1956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次年3月经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处罚两年,被疗养院宣布除名。劳教两年期满后,他曾一度重回原系统,被分配至某县医院放射科工作。然而他又因工作中和同事发生争执,1960年3月被戴回“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乡监督劳动。虽然,在农村劳动管制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断申诉,最终于1985年得以部分平反,单位也同意其复户、复工,但他的大半生也荒废掉了
  • 迟尉荣成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1937年生人,典型的东北人长相,新中国成立时在A市第十七中学读书。后考入A市有色金属工业学校,1957年被派去Q省××矿做实习生。因对Q省生活不适应,1958年返回A市,曾担任××齐贤文化学校业余教师,继而进入A市药用玻璃厂技校任教,并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就在他开始顺风顺水,可以一步步取得领导信任,奠定其稳定的仕途生涯基础的时候,他却因发生“师生恋”被批,进而自暴自弃,贪污、盗窃,不告而别,甚至企图出走香港,最终成了玻璃厂典型的“坏分子”,每逢运动必被清查和批斗。
  • 档案决定人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只不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每个人被组织的形式有所不同。最严格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个人,他们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单位的。组织对单位社会中人的一个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人事或干部档案。那里面或简或详地记录着每个人出生以来的每一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个人的一生,档案如影相随,调动、升迁,甚至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档案里面记了些什么有关。由于每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同,每个人档案的厚薄也不相同。但不论厚薄,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单位“肃反”必须经历三个步骤: (1)学习讨论动员阶段。即要组织单位所有成员反复阅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中的“序言”“按语”“社论”,同时进行大会讨论和小组座谈,具体联系本单位实际,分析说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怎样钻进自己的部门,散布了哪些右倾思想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对党不满等等的思想言论。 (2)检举坦白阶段。即当讨论深入后,要开群众大会,首长报告,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交待政策:“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自己不坦白,别人会检举,坦白了比不坦白好;知道反革命分子不检举,就是包庇反革命,将来查出来,党员要开除党籍,自己还要受牵连,对反革命分子检举了比不检举好。” (3)审查清理阶段。即“肃反”领导部门接到各种坦白和检举材料后,按问题性质和情节轻重分类排队,进行具体的审查、甄别工作,即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区别好人、坏人,同时在反革命分子中划出首要、骨干和一般,以及可改造与不悔改者,分别轻重予以处理。
  • “恶攻”,是“文革”中政治定罪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之类的政治言论。说当事人“并不是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定此罪名即不当。其本人的言论确有错误,但其意图,甚至原话并非真的“反对……”云云。 同时,此一复查结论的写法也很让人好奇。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到为什么公交局军管会会以“反革命”罪将罗上报逮捕,既已以“反革命”罪上报,且经市人民保卫组批准刑事拘留,理当可以定罪了,何以还要将罗扔在看守所里长达三年多时间?而且,为何罗最后的罪名竟是在拘留看押期间与同监犯之间“乱讲”,导致出现“恶攻”语言,才最终定性并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
  • 新政权靠武力推翻旧政权,掌权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一面接管曾经属于旧政权基础的那个旧社会,一面清理、整顿、改造,甚至铲除那个旧社会,再创一个真正属于并能够支撑新政权的新社会。土改、“镇反”,无疑是当时最有效的清理、改造的方法之一。但是,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实在太多,社会各阶层中和旧政权、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数以千万计,是不可能都靠土改、“镇反”的手段解决问题的。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中共干部,靠军事占领夺取并接管城市之后,还非得大批利用旧人员来帮助实现政权的转移不可。对这些旧人员的政治鉴别与考察,包括清除其中“最危险”分子,控制使用次危险分子,就成了一件非做不可又几乎难以真正完成的工作。 这一任务之所以不易完成,根本上在于这些旧人员,包括和这些旧人员有联系的家属、亲戚、朋友、同事、师生盘根错节,他们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员过去的政治历史情况很难完全弄清楚。按照土改、“镇反”运动重点打击的标准,最危险分子,即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目,以及历史上有血债者,相对容易查找;次危险分子,即那些历史上参加过反动组织,但没有血债,没有成为特务或党团骨干、会道门头目者,在每个单位中都占相当比例,他们事实上很容易成为反对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很显然,罗国正就属于后一种看不出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但却让保卫部门严重怀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