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记】读书笔记

世上每个人都是驯兽师,而那匹猛兽,就是每人各自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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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24: 完成初稿

刚才我曾说过,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可转念想来,也并非全无头绪。在做人的时候,我尽量避免与人交往。别人以我为倨傲,为尊大。可是没有人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几乎近于羞耻心的心理。当然,曾被誉为乡里奇才的自己并非没有自尊心,然而那可以说是一种懦弱的自尊心。我虽然想凭借诗作成名,然而并没有进而求师访友,相与切磋琢磨;可另一方面,我又以跻身俗物之间为不洁。这些无不是我懦弱的自尊心和自大的羞耻心在作怪。 因为害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为有几分相信自己是明珠,而不能与瓦砾碌碌为伍,遂逐渐远离世间,疏避人群,结果在内心不断地用愤懑和羞怒饲育着自己懦弱的自尊心。

世上每个人都是驯兽师,而那匹猛兽,就是每人各自的性情。对我而言,猛兽就是这自大的羞耻心了。老虎正是它。我折损自己,施苦妻儿,伤害朋友。末了,我就变成了这副与内心一致的模样。 如今想起来,我真是空费了自己那一点仅有的才能,徒然在口头上卖弄着什么“人生一事不为则太长,欲为一事则太短”的警句,可事实是,唯恐暴露才华不足的卑怯的畏惧,和厌恶钻研刻苦的惰怠,就是我的全部了。但远比我缺乏才华,可由于专念磨砺而成就堂堂诗家的,也颇不乏其人。成为老虎后的今天,我才总算看到了这一点。每当念及此处,即便现在也感到胸口被烧灼一般的悔恨。 我已经无法再过人的生活。即使现在,我心里作出多么优秀的诗篇,我又有什么手段能将之发表呢?何况,我的心每天都越来越接近一只老虎。如何是好?被我荒废了的过去,我无法忍受。这种时候,我唯有登上对面山顶的岩石,对着空谷怒吼。我想要把这灼烧胸口的悲哀诉说给谁听。 昨晚,我又在那里对着月亮咆哮了,想要有谁能明白我这痛苦。可是,群兽听到我的吼声,唯知畏惧,跪拜。清山、野树、明月、冷露也只知有一只老虎在狂怒地咆哮。即便我呼天抢地地悲叹,了解我心情的却连一个都没有。正如从前做人时,没有一个人了解我脆弱易伤的内心一样。我湿漉的毛皮,并非只是被夜露打过的缘故。

“学岂有益哉!”原本就是为说这句话才来的,子路使出力气像怒吼一样答道。 在学的权威遭到说三道四时只靠微笑可不行,孔子谆谆讲起了学之必要。人君没有谏臣就会失正,士没有诤友就会失听。树不也是受绳后才长直的吗?正如马需要策、弓需要檠一样,人也需要靠学习来矫正原本放恣的性情。经过匡正琢磨,物始成为有用之材。 只从流传后世的语录的字面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孔子拥有怎样极具说服力的辩才。不光话的内容,在那沉稳而又抑扬顿挫的声调和确信不移的态度中,都具有一种令听者不得不信服的力量。青年脸上反抗的神情逐渐消失了,代之以谨听的样子。 “可是,”虽然如此,子路还没有失去反击的勇气,“南山竹不揉自直,斩断后用它可以穿透厚厚的犀牛皮。由此看来,天性优秀的人岂不是没有学的必要吗?” 没有比打破如此幼稚的比喻对孔子更容易的事了。“你所说的南山竹如果安上箭镞羽毛,再加以磨砺的话,何止能穿透犀牛皮呢?”被这么一说,单纯得可爱的青年顿时无言以对。他红着脸兀立在孔子面前,似乎思索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扔掉手里的鸡和猪,低头认输道:“谨请受教。”

日本文学史上有几位彗星型作家,中岛敦是其中之一。生于1909年,卒于1942年,享年三十三岁。 中岛敦从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却不事投稿,自甘寂寞。他登上文坛那一年,也就是去世那一年。 年初,经由友人推荐,短篇小说《山月记》发表于老牌文学杂志《文学界》,受到瞩目。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同年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光风梦》与小说集《南岛谭》,并写下大量新作(遗作)。年底因宿疾哮喘去世。

在为数众多的铁杆读者中,至今还有人惋惜,“如果他能活到二战后,又会写出怎样的作品呢?” 加藤周一曾说,与明治时代以前相比,大正时代以后作家的特点就是不再具备汉文学功底。这话对中岛敦却不适用。 他出生于汉学世家,祖父、叔祖、伯父均为名闻一方的汉学家,父亲也在旧制中学担任汉学教师。中岛敦受伯父影响尤深,著有《斗南先生》追忆。 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下,他有意识地将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汉文水脉溶入现代日语,自然而不露痕迹,水乳交融之中独具文章之美:格调高雅、琅琅上口。 中岛敦熟读中国古典,小说从中取材正如取自自家药笼,不过所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他借司马迁之口赋予“述而不作”新的解释。“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古典世界中巨大历史冲突下的人物命运本身具有典型的故事性,而中岛敦用“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照亮了其中深藏的“存在”主题,使作品获得现代特质。

例如《李陵》一篇,将李陵、司马迁、苏武三人的境涯遭际进行对峙交错,拷问“我在”的主题。开篇即以近四分之一笔墨描写李陵与匈奴的战事,“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场场抵死苦战至于无奈受降的经过写得惊心动魄。同样,司马迁受宫刑之辱、苏武北海牧羊的古老故事也在重新聚焦下焕发出异样的现实感,与千载之下的读者呼吸相接。 在《山月记》中,他从李徵化身为虎、摇摆于人虎之间追问“存在”的危险边界。对诗歌的执着,竟使诗人身沦异类。此种诡异情境,中岛敦自己似乎也在内心偶有涉足。 在《狐凭》中,他进而上溯潜行至“文学”、“历史”的发生源头,刻画在无文字社会中,“文学”、“文字”的初生是怎样非同寻常、魅力四射而又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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