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土刀的剪报本】社会分册

这里是【小土刀的剪报本】的社会分册,主要是描写社会百态文章的节选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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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2.23: 第四次更新
  • 2016.12.30: 第三次更新
  • 2016.12.11: 第二次更新
  • 2016.11.18: 第一次更新

为人处世

第一:提升自我价值,从知识体系到判断力,只有这样你才有足够的资本能给更优秀的人留下好印象。
第二:结识身边优秀的人,而不是盲目去追寻结识有光环的人。
第三:要有自信和一些优秀的品质,这样能弥补沟通技巧的不足,好吧,主要因为我沟通技巧不足。
第四:如果你自己不展示自己,别人不会知道你的优秀。

来自《谈谈有价值的社交》

建立自己的品牌!很重要!

人们为什么要把有价值的信息分享给别人,我们总结一下其中的原因。
1、信息的交换 你拥有他感兴趣的有价值信息。或者你曾经给他提供过有价值的信息或资源,对方投桃报李。
2、解读能力 你在某个领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判断力,能够对信息做出正确的解读和分析。这是别人对你专业能力的认可。
3、实践能力 这条有价值信息值得进入实际操作,而你拥有这方面的部分能力或资源,有一起合作的价值。 但除了以上,还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一条。
4、你是不是值得信任!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

来自《高价值信息圈的潜规则》

以前没有意识到,现在才发现在公司里,得到信任才是最大的褒奖。

一、 在公共讨论中,尽量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些事实和数据要有出处可查;
二、 尽量少用或不用艰深的学术词汇,尽量少掉书袋,你的发言是为了说清道理,不是为了让别人佩服你学识渊博;
三、 不要在公共讨论中炫耀自己的阅历。阅历若不能增广见闻、提升智识,那就全无炫耀的必要;即使它增广了见闻,提升了智识,也最好少谈或者不谈;
四、 不质疑别人的发言资格。任何人都有发言权,无论他的家庭背景、学历、职务、成就和经验如何,不调查研究也有发言权。
五、 除非有可靠的证据,尽量不猜测别人的发言动机。
六、 对别人的观点,不做过度引申和联想,就事论事,就一事论一事。尽量少做全称判断。批评王小山就批评王小山,不要说“你们东北人如何如何”;
七、 不滥用比喻。尽量少拿当下事务与历史事件做简单类比;尽量少用生物界、化学界以及各种界的规则与现象来解释人类社会;
八、 不扣帽子,不在道德上评判对方,尽量少用刺激性的语言;
九、 接受正确的批评,无论对方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有认错和道歉的勇气;
十、 如果事情关乎是非,那就多谈是非,尽量少用个体感受来代替是非判断。

来自《慕容雪村 | 现在,让我们谈谈如何互撕——公共讨论的禁忌与规则》

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个标准讨论,估计就少很多麻烦事儿了。


如果是个初出茅庐、没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指路型朋友适合他;如果是想合伙做一番事业的,默契型朋友肯定是他首选;如果是想找个分担痛苦失意的人或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他们需要倾听型朋友;如果是个价值观已经成熟、事业稳定的人,则会选择互助型朋友。这跟年龄和经历有关。 我现在更倾向互助型朋友,在互助中彼此切磋找到方向,我觉得自己身边这种类型的朋友是最多的。20 多岁,指路型朋友很重要,四、五十岁时互助型朋友更多。在我工作与生活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打交道都很多,但互助型朋友变得更多些。在一块讨论,一块做事,共同寻找一些解决方式,也不存在谁给谁指路,也不存在心心相印那么重要。

我们这个圈子的规则:第一,要真诚,要坦率,要赤裸裸。 你不能装,你在这个小范围内再装,那更不是玩意儿!你说人多没办法,你不装一下会影响别人情绪,你装一下可以,但如果就三、五个人你还装,那纯粹是侮辱别人的智商;第二,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无所求是最高境界;还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要谦虚。 水为什么越积越多,因为地势低,低的东西才能吸纳更多资本,在朋友圈子里也一样。你不够谦虚,你总是希望教导别人,加上你再装,基本上很快就被人踢出去了。 所以说,这样小范围地交朋友,真实、谦虚、没有功利色彩,大家都会舒服。坦诚、守规矩、尊重别人、谦虚是很多成功人的共同特点,包括柳传志,包括王石。有些人偶然成功,但他不够尊重人,不够坦诚,不够谦虚,可能对于我们小人物,被玩弄一下也就认了,如果用这种态度待朋友、政府、合作伙伴、大事,恰好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叫作“谦逊就是遗训”,一定要注意谦虚!

来自《冯仑:上流圈子的交友之道》

说得足够清楚了,关键还是做大写的人,走正道,永远谦虚。

“公众知名度会对政治晋升有一定的帮助”,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毕竟,提拔民众熟悉和喜爱的官员,会提升执政集团的形象和公众认可程度。但是,为什么过高的公众知名度反而可能成为一名官员继续晋升的负担呢?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公众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为官员的大规模动员能力,而这种动员能力很可能成为给体制的平稳运行带来潜在威胁。这种威胁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广为人知的官员可能对同僚产生威胁,使同僚产生 “自身利益可能受到侵蚀” 的担忧,这种担忧往往会转化为对高支持率官员晋升的阻碍。 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公众知名度过高的官员可能会对整个执政体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造成损害,特别是他们利用自身的动员能力对体制内部的分歧进行公开质疑的时候。纵观历史,这种备受公众欢迎的 “魅力型” 领袖利用其影响力导致执政者分裂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因此,出于维护政权平稳的角度考虑,过于受到关注的官员也可能不被提拔。

来自《“闷声发大财”:东方国家的升官之道 | 政见 CNPolitics》

政治真的是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论是在课室还是在办公室,不了解些基本的道理,是要吃亏的啊。


这些知识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类大脑中固有的心智模块。”
人的非理性行为三个来源: 一是自主心智功能紊乱,情感失控, 二是本能反应导致的错误,包括难以有效思考导致的压制失败, 三是心驰程序问题导致的错误,缺乏有效思考的方法或存在错误的观念。

来自《读语言本能,谈心智成长》

最近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很多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在处理感情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努力。

我们很容易表达憎恨、愤怒、埋怨、讽刺这些情绪,但是好像从小到大就不太会自如地表达爱与感激之类的正面感情,往往表达得很不自然,明明不假也经常显得假。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帮了人了救了人,被救助者连道谢都没有就悄悄走开。这里头当然有人品问题,但我有时候也在想,这是不是也跟表达缺陷有点关系?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在生活中得体地夸奖一个朋友,导演又怎么知道该怎么在银幕上夸一个英雄?

来自《为什么我们的英雄不动人》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生活中需要注意

双赢,乃至多赢的合作才能持久。 你有便宜给别人赚,才说明你有价值。 不要怕别人赚你的钱,不要怕别人占你的便宜,以及,不要怕别人比你赚的多,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这件事情上有收益,有好处,或者对你的价值是不是有提升。 当然,如果别人纯赚你便宜,你半分好处都没有,这事肯定不干,如果你觉得你的投入产出值得,你的付出和回报是可接受的,人家是否赚你便宜,以及赚你多少便宜,其实不是你决策需要考虑的目标。 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商业合作,对方半分好处都没有,所有利益都在你这边,你要小心一下,或者是个陷阱,或者人家压根就是应付你。

来自《别怕人家占你便宜》

价值和互利是商业诚信的根本,品牌这个事儿是需要持久经营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策略选择

面对分歧,能聚焦并划清界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分歧,我也相信很多人会为解决分歧而头痛。似乎开始的分歧明明很小,以为很容易达成一致的,结果越沟通麻烦越多,要么扯出一大堆的陈芝麻烂谷子——甲对乙有意见,乙反而说早就对甲不爽了,要么变成大道理辩论——到底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安全与效率应该如何取舍……最终谁也说不服了谁。

这些人解决分歧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仔细观察,发现他们都有一样本事:能聚焦在最关键的点上,同时迅速划分界限,把不相干的因素排除在外。

结论重要,决策过程同样重要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先造一个现象,再证明其合理性。如果你不清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倒是可以简单理解为:每个现象都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背后总有一根因果链条。

拒绝牺牲者心态 或许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很多人的性格里,或者价值观里,都会觉得谦虚、隐忍是好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自己一味的谦虚、隐忍,至少希望这种谦虚、隐忍能够被体谅和肯定。结果,往往就是牺牲者心态。

为注意力做减法 我刚工作的时候,总是羡慕特别忙的人,觉得他们能力特别强,什么事情都能处理,什么都知道。后来,我才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首先,我发现有一些能力特别强的人,其实对某些事情的感知是非常迟钝的。和他们工作直接内容不想干的信息,他们往往后知后觉,甚至是毫无知觉。然后,我读了一些关于注意力、自制力的书,才发现相比单纯的工作能力,注意力、自制力都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如果用“点数”来衡量的话,每天只有有限的点数,用完了只能靠足够的休息来恢复,而且这些点数不能分享,用在了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

树立一些稳定的根本假设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问题我一直希望知道答案,但一直没有答案,两派都可以举出无数个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后来我明白了,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不是可以争论的事实判断,而是我们内心的根本假设。

来自《再分享一些习惯》

学会面对分歧,拒绝牺牲者心态,为注意力做减法,建立根本假设。


避免策略性填报志愿给考生和大学带来的双输风险,Lloyd S. Shapley和Alvin E. Roth有好办法。这个办法为他们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一步,考生填报志愿时,将心仪的大学按顺序列表,类似于过往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不同之处是现在这个列表越长越好,至少要有十几家大学,理论上,如果有这个精力,把所有大学都排出序来也行,虽然没必要做得这么绝。 考生需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接下来的事交给延迟接受算法。 第二步,每家大学按其招生人数计划向看中的考生发出对应数量的录取通知。优秀考生获得很多通知怎么办?算法为考生自动接受在他的优先列表上排在最前面的大学,并拒掉其他大学。注意,这里是关键,接受是暂时的(tentative),并未最终生效,这也是算法之所以得名“延迟接受”的原因。 第三步,必然有一些大学发出的部分录取通知被考生拒掉,于是,这些大学向不在其第一轮通知名单上的其他考生,发出新一轮录取通知,数量等同于被拒的录取通知数。如果这些考生收到了不止一个通知,已“暂时接受”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则系统再度自动“暂时接受”在其列表上靠前的大学录取通知,拒掉其他。

自由市场概念,与物理学中无外力作用则匀速运动中的物体永远保持匀速运动的概念类似,而现实中多是匹配市场(matching market),即双向选择、并非完全由价格决定而有时完全不由价格决定的市场。这种市场比比皆是:大学招生,宿舍分配,器官分配。Roth的研究,揭示如何激发参与者如实披露其偏好信息,增加市场厚度(thick),减少拥塞(congestion),使市场安全、简便。这些不是象牙塔学问,确能济世。

来自《一个算法解决高考填报志愿难题|BetterRead》

看完这个算法的介绍,感觉非常有趣,通过策略来减少人们选择的恐惧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初衷看起来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对目前的选择不过是基于不完全的信息做出的,理论上最合理的甚至是自己选择的都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例子一出,恐怕学生们走入社会会更加不习惯,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心中默认的模式就是零和博弈。


专制主义统治从来也不给民众真正参与政治实践的机会,在那里,公民社会从来只见“萌芽”,不见开花、结果。除了抽象的思辨、偏激的抗议外,文人与民众又能做些什么?

来自《作为一种文人理想,乌托邦本身并没有罪》

年纪大了,读的书多了,就意识到文人的无力了。

他山之石

1975 年 6 月 25 日,在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要求下,印度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宣布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Emergency)。印度共和国翻开了它 “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的 21 个月,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黑洞。它饱含了深不见底的恐怖,让人不忍直视、不愿提起、不想再现。在这 21 个月里,中央政府扩展控制,警察权力膨胀,新闻自由遭到打压,反对党领袖被逮捕入狱,大城市的贫民窟遭到强力清除,上百万男人被送入生育控制营——实施输精管切除绝育术。

基本史实是:1970 年到 1975 年间,印度的经济状况、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在古吉拉特(Gujarat)和比哈尔 (Bihar)邦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学生、中产、中上层农民都卷入到了抗议中。与此同时,总理英迪拉•甘地挟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胜利后民望高企之势,尝试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路线大加推广:银行国有化、控制资本和外汇、提高国有企业比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迪拉甚至不惜将建国以来一直执政的国大党分裂成左右两派,把对手(辛迪加派、右派)从党内驱逐出去。 1974 年,社会活动家斋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简称JP)在比哈尔升级社运,矛头直指英迪拉政府。借助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给出的英迪拉选举违规判决,反对力量希望一举夺权。 而英迪拉没有坐以待毙,随即宣布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驱散运动、巩固权力、修改法律,以避免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以高度集权为依托的社会改造(“二十点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妇女平权, 生育控制等等),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 直到 1977 年 3 月,甘地夫人举行大选,本以为胜券在握,但却以失利告终。政府更迭,紧急状态宣告结束,英迪拉也随之下狱。紧急状态的一页,就此在印度历史上翻过。

来自《人们对政治悲剧的记忆靠谱吗?| 政见CNPolitics》

不走弯路大概是不可能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发展的阶段不同其实没有太多可比性,我能理解大家迫切的心情,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好,而不是在网上撒泼。

变革

简短回顾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史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正反命题。

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这与改革的性质有关。 我们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叫“突破型”,另一类是“修补型”的。一头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为敢于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后一类改革的目的是修补现有体制,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所以都失败了。 所谓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带来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资源总量基本不变,效率的提高也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做“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比较简单,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产量由人决定,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激励农民,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历代变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然了,古代的统治者并不关心臣民的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而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钱有物资,国君可以养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对外进行战争,征服外族和外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对内维持现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设计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反而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结果社会财富没有增加,变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众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官员普遍敌视王安石,因为新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场经济变法就此转化为政治斗争。 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当新政未达到预期效果时,在保守派的攻击面前,变法派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们也没有民间的同盟军,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虽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来自于基层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再由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和法律。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实际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中央没有因为他们违法而打压,因为可以发展农村经济啊,看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错,就发了中央一号文件予以推广。直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承认联产责任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为什么改革要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民众贴近市场,他们的制度创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第二,基层的创新是“激励协调”的,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没利的不做,包产到户要是没利的话,小岗村农民不会冒着被抓、甚至被杀的危险,私下分了生产队的地。激励协调的制度是自动执行的,用不着政府监督和管控。对比下面我们要讲的王安石的变法,区别非常明显。王安石精心设计了新政策,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励的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问题,结果他的政策在实践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事与愿违,给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困扰。 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问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缺少新的社会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共识的基础。除了显示新法的实际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拥护,而由于上面所讲的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新法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转移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是有人受损而无人受益,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没有民间的支持,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来自《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确实是这个道理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