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读书笔记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

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

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人类追求平等,虽然在财富的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地位平等方面,在对权力的限制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现在的大官也不能随意处置别人,必须依法办事。人权得到了承认,人人都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在有些地方人权还被特权干预,但是特权的享有者也不敢明目张胆,只能暗地里做一些行使特权、违法乱纪的事。在发达国家里,服务员为客人服务,客人都要道谢。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享受服务必须道谢,不论这位客人是总统,还是大银行的总裁

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凭权势剥夺别人所创造的财富,所以人们追求权势而不追求财富。可是权势具有排他性,皇帝只有一个,我当了你就不能当,所以纷争不断。而财富没有排他性,你能发财,我也能发财,所以大家都去争创财富。当特权受限制时,人们开始努力创造财富,而不是追求权势,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社会中最穷的人,境况也能有所改善。所以一方面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穷人的境况有了好转。相反,在致力于消灭财富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的境况越来越差,衣食不足,连生存都困难,因为全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阻。这是近年来全球性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其中包括中国。凡是地位平等得到改善的地方,财富创造使穷人脱了贫,有了起码的生活来源。

地位的平等比财富的平等更重要,还有一层原因,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勾结。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依靠权势获得财富,而且这部分财富的不平等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它是掠夺性的。比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它们造成财富的差别,但是没有财富的创造。在市场规则之下,财富的差别是和财富的创造相联系的。

把自己看成比领导低一等,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服务员就比客人低一等,当了官就高人一等。官越大,地位越高。而且领导都是掌握真理的人,开口就是训话,就是指示。下面的人都要学习领导的讲话,即使是专家,到了领导面前也得学习领导讲话。每一级的官都比下一级的官掌握的真理多一些。

现在看来,在发达国家里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地位的不平等基本已经消除。可见收入的不平等不容易纠正,而地位的不平等是可以纠正的。我们应该对收入差距保持宽容,对地位的不平等要努力消除。可惜我们似乎正在走一条相反的路。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这种轻重失据的社会关注可能会严重误导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

消除不平等有两种做法。一是把富人都变成穷人,二是把穷人都变成富人。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尝试过第一种做法。解放后我们逐步打倒富人。先是从农村开始,后来打倒了城里的资本家,到“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抄家,可以说消灭了富人。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可以说穷到家了。在收入分配上也强调取消差异,吃大锅饭。可是结果并不是大家所希望的,最后连吃饭都困难。就算这样彻底地消灭富人,住房的不平等也未见得有什么缓解。

公用厕所的无奈 为什么廉租房应该低标准

低标准的廉租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当居住者的收入提高以后,会主动退出廉租房,去寻找条件更好的住房。别的国家实施廉租房的经验之一,就是客户条件改善之后不愿意退出廉租房,还想继续享受廉租房的优惠。当局很难请他们走。如果条件差,他们比较容易自动退出,去寻找适合于自己收入水平的住房。

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既是对穷人的歧视,又是对穷人的帮助和优惠。他们花很少的代价,能够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纳税人出钱,帮助低收入群众改善一点生活。但是最终走出贫困,还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可以建高标准的廉租房。

##$ 政府的顺水人情 保障性住房的是与非

我国的保障性住房过去一直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廉租房没能占有主导地位。这很值得大家深思。为什么最贫困的人口所急需的廉租房得不到发展,而不靠谱的经适房却能红红火火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最贫困者没能发出他们的声音。有发言权的不是他们,而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会上网,会写文章,会沟通记者。而这些都不是最贫困者的强项。他们非常缺乏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弱势群体。政府和大众看问题不能光听声音,要有自己的独立分析。否则很容易受蒙骗

谁为你牺牲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

经济适用房能不能不伤害别人而自己得利呢?不可能,天上掉不下馅饼。房子之所以便宜是有人吃了亏。拿经济适用房来讲,主要是郊区的农民吃了亏。他们的地被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这种交换不是出于自愿的。然后政府拿所得的价差补贴给大家买经济适用房,这引起大规模的上访告状,还发生不少群体事件。所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伤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公平的。

商品房市场不存在腐败,一切平等自愿的交换都不存在腐败。但是计划分配就难免发生腐败。许多盼望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寄希望于消灭腐败,能够买到房。事实上,就目前的现状而言,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不但没有减少腐败,反而增加了腐败。我估计,如果经济适用房政策不立刻停下来,一股席卷全国的空前住房腐败风将会发生。法院、税务局也有腐败,但是我们不能不要法院,不要税务局。而经济适用房本来就是不必要的,我们采用这个政策,同时引进了不必要的腐败。

市场经济就是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其规律是为社会贡献多的人多分配。结果不但在住房上面有差别,在一切消费上面都有差别,吃的,用的,穿的,玩的,等等,都有高中低之分。能不能消灭这些差别?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制度。其结果大家都知道,培养了社会的懒散风气,干活没有积极性,全社会越来越穷,最后连饭都吃不上。这才改变到市场经济。如果将住房计划分配的方法推广,大家都会去钻营买便宜东西的门道,而不是去努力生产。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状况。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我同意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程度的扭曲,表现在房价虚高;高档房的比例不适当地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房地产业的利润比较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资金流入房地产业数量巨大,出现泡沫。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

回过头来总结,我们有三方面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土地和资金市场缺乏竞争、金融市场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是造成房地产业扭曲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不改变,扭曲就不会得到纠正。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在我国极其辉煌的经济改革成就的光辉之下,始终有一个阴影,那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它表现为占全国人口60%多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面貌如故,和城市的高速发展相比较,显得非常不协调。这个阴影越来越清楚。它不但使我国大多数人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且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它已经直接威胁到整个发展前景。

缓解贫富差距任重道远,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习惯。特别在土地政策上千万不可再通过侵犯农民的利益来补贴城里人。

全国都在推行经济适用房,认为是解决民众买房难的一个好政策。一些人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房,似乎没有人受损,当然是好事。真的没有人受损吗?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吗?没有的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么是谁受损了呢?是农民。政府用强制手段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地,再用所造成的价差补贴城里人以低价买房。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政策背后的游戏。它的实质是让农民补贴城里人,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我国已经扭曲了的收入分配现状中火上浇油。最近全国各地大量农民上访,官民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和土地有关的纠纷。 经济适用房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它不但从根本上违反了公平,而且不利于社会的财富创造,极大地损失了效率。公平和效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是此消彼长的。要追求效率就得牺牲公平;反过来也一样,追求公平往往得牺牲效率。可是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既无公平,又损失了效率,所以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政策。

城镇化“拦路虎”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一点基本已取得共识。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比例上看,会越来越低,所以农业的产出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越发达,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像美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2%。所以让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是减少农民,鼓励他们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原因。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中国将丧失劳动力低廉的优势,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应对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这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产业的升级。工资上涨正好帮助这一变化的实现

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应于一个有更多知识,更高技术,更自觉而且有组织性的工人队伍。他们必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争取平等谈判的地位。这一情况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在社会需要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适应工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新结构。工会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有尊重别人利益的立场和态度。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大家认为那是公平,其实那是对创造财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没有效率,后来改为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们获得公平,这是好事。担心加工资丧失竞争力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一种偏向。更何况加工资对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够扩大消费,有助于平衡宏观的需求结构。现在宏观的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资过低有关。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通过全世界几十年搞小额贷款的经验,世界银行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许多人想不通,小额贷款既然是扶贫,为什么要收取高利息?正因为过去强调小额贷款低利息,此项十分必要的农村金融业务步入了歧途,迟迟得不到发展。现在除了极少数人还对此有怀疑,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基本解决。小额贷款要收取高利息的原因可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来说明。从供应方面来看,因为它每一笔的贷款仅仅几千元,只是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1%,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同时小额贷款的坏账比较高,管理良好的不良贷款率也常常在3%左右,所以高成本决定了高利息率。从需求方面看,农户借款从事生产,不必为自己支付工资,所以资金回报率非常高。试比较企业家借款,他们要为员工支付工资,利润就比较薄。借几百元自己做买卖,一天可以赚10元钱,一年就可以赚3000多元钱。如果雇一个人来做,10元钱正好付工资,一点利润都没有了。一般农村民间借贷的年利息率达到25%~50%,通常称这些贷款为高利贷。小额贷款的利率比这样的高利贷还是低很多。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要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以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原罪从何说起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它的生产能力,而生产是在企业里进行的,企业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的领导决定的。所以企业家的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实力。我国的经济实力从弱小到强大,主要靠企业家的成长。全世界的企业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家那样多灾多难,处境艰险。当然,大部分企业家未见得有这么远大的眼光,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所说的,每个人为自利而努力工作时,他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企业家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有功之臣。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要纠正我国这种广泛性的腐败,必须动员各种力量,民间的、政府的,甚至外国的,一起行动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对企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远比环境保护、按章缴税难得多。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能够疏通办事的障碍,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时候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行贿是能够优化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是降低经济效率,腐蚀道德标准的做法。企业如果不讲社会责任,行贿是它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要讲社会责任,企业必须抵制任何方式的腐败。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此外,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权,是缩小贫富差距更为彻底的方案。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它不同于贪污腐化,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美诸国、非洲国家等,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问题。它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关,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地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说,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

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俄罗斯个税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它原先的个税分四个档次,起征点以下为零税率,以上到年收入5万卢布的税率为12%,到年收入15万卢布的为20%,超过的部分税率为30%。它的累进比例比我们的温和,但是同样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在2001年税改时提高了起征点,从年收入3168卢布提高到4800卢布。同时将12%以上的累进税统统取消,改为12%的统一税率(外加1%的社会保障基金)。按理说,既提高了起征点,又免除了累进税,税收收入应该大幅度降低,可是事实上税改的当年个税收入反而增加了25%,次年又增加了21%。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其他东欧国家。先是6个东欧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税改,以后世界上总共有20多个国家效仿了俄罗斯的个税改革

俄罗斯的个税改革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尝试。其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推测,偷漏税的积极性和累进税率成正比,累进税率越高偷漏税越多。既然我们很难对个人的收入进行监督,让个人自愿缴税的办法只能是降低累进税的税率,一直降低到完全取消,改为统一税率。虽然从名义上看是有利于富人,其实反而是一个比现有状况更公平的征税规则。

鲜花里的毒刺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

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于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到哪儿去?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结底,政府的钱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身上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给政府打分 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

一个地区如果小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人们看病和养老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加深该地区的地位不平等,而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穷人上升的空间和渠道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一旦恶化,极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拖累整体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富平的故事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

社会总有贫富之分。这个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不光是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光是现在如此,过去的历史上也如此。人们追求公平是人的天性,大家不能容忍人与人的不公。许多革命者追求公平,付出了牺牲,可是社会的不公还是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大家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工作没有积极性,都想别人多干些,自己可以搭便车,坐享其成。最后生产下降,生活困难。这才有改革开放,大家奔向致富,我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可是贫富差距过于扩大,造成种种丑恶现象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

摘去“人权”的面纱 人权与中国经济

一种理论无论看起来多么言之成理,如果它违背了人权不可被剥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应该被视为有害且错误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权是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才是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从实践的理由来看,如果一部分人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剥夺人权,他们迟早会对剥夺他们人权的人施以报复,如此冤冤相报,永无尽期。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孙中山提倡博爱,也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式,不论这些理想如何不同,它们必须处在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一部分人用特权欺侮另一部分人,这个社会不但不是我们的理想社会,而且它总也不得安宁。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以来,社会就从来没有安定过。原因很简单,无权者受压迫,无处申诉,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革命的办法,求得解放。可是即使革命成功,如果不能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依然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革命仍然会发生。这就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简单描述。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想方设法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如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法家所提出的法治,现代社会所标榜的民主和选举,等等。这些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不够清楚,不够明确,容易被曲解,被歪曲,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最后提出了对每个人最直接的人权观念,它不容易被曲解。不管是什么制度,如果人权不能得到保障,这必定不是一个好制度。相反,如果一个人权能够得到认真实施的制度,一定能够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不至于搞得人们流离失所

为什么城管和保安经常打人 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

城管和保安打人,舆论批评强烈,但不见好转,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不是加强教育就能奏效的。它根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靠特权来维持秩序,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份遗产。它表现为每个人都自我放置在一个特定的阶层中,对上是顺从和逢迎,对下是发威和教训。

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大家都说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封建意识太强,所谓的封建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与人的等级观念。因为有了等级,下级人的自由就比上级人的自由少一些,最下级的人就没了自由。我们老说要平等自由,但是并没有找出平等自由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就是等级观念,就是特权思想。

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方向也应该是反特权,而不应该是靠特权。比如通过上访求得问题的解决,还是靠一个更高的特权,纠正当地的特权对自己的侵犯,还没有离开“特权”这个范畴。这样的维权,最后还得靠特权。在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国家里,解决侵权问题不是靠上访,而是靠当地民众、政府和舆论的共同力量。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中国人不平等的习惯。多数人反对官吏的特权,但一旦有机会自己也想搞一点。这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官员都是百姓变的,所以实现平等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一个全民族的自我教育过程。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冤枉我是伪君子的人,有一些是我认识的。其实他们是很有热情的青年人,但是缺乏宽容。 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

在学术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不论别人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哪怕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也应该抱着宽容精神。因为正确和错误往往并不容易判断。自己认为正确的未必真的正确,认为错误的未必真的错误。历史上这一类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是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甚至有些非常有水平的学者都在这方面犯错误。写文章挖苦人,其实是损人利己,从让别人痛苦中获得自己的快感。

“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三个代表中第一条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忽视的。牺牲少数人,可能使全社会财富总量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

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顺利。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行不通的。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维艰。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开放使2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国内改革开放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华人华侨多数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30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执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人民的利益。并且这个社会的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层群众的利益。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利益之上。

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

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就以为别人也买不起。所以以为房价高纯粹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殊不知价格是供需双方决定的。不光是房价,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供需双方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供过于求就会降价。买方或卖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决定价格。买方都想压价,卖方都想抬价,但是受对方的限制,只有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时价格才会涨落。房价涨就是因为供不应求,有人愿意出高价。光是开发商想抬价,没有买方的购买意愿,抬价只能是空想。所以说,房价涨是有人愿意出高价去买房。没有钱买房的人以为别人也没有钱,那就错了

从总量上看问题能够得出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比如说,为什么以均贫富为目的的革命总是不成功。因为它只能换一批富人,大多数的穷人还是穷人,革命的原因(贫富悬殊)不可能消除掉。除非我们能够消灭穷人,大家都变成富人。但是生产能力够不上,所以社会总会有穷人,革命的原因不可能被消除。只有让穷人逐渐变富,缩小贫富差距,革命的基础就逐渐不存在了。我们要重视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合理分配,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大,才可能是成功的革命。其实那就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从根本上讲,均贫富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均贫富过了头就变成吃大锅饭,那是没有效率的,财富的生产就受阻,最后变成了穷平等。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