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行为学 2】读书笔记

非常有意思,即便是好事,人们也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来起个头。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你几乎找不到可以完全隔绝的两门社会科学学科

对经济学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经济学这座大厦,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或者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亚当·斯密给出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人总是于给定的约束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最近几十年,怀疑和挑战理性假设的人越来越多,并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连主流经济学家内部,都有很多人质疑理性假设。他们诘问道:怎么能把人仅仅看成一架精巧的、善于进行利害计算的机器呢?人毕竟都是有感情、有道德的。

尽管人们知道,在法治社会,使用暴力是违法的。但是,非理性却令人摆脱不掉这种原始的方式。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多数人看来,比通过法律途径惩处坏人要正义得多。

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拖沓问题就不难解决。我们会计算长远目标的价值,又会与眼前的短期享受加以比较,明白我们眼前忍受一点儿痛苦可以换取更多的长远利益。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集中关注与我们利益攸关的事情,工作时就能想到工作完成后我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可悲的是,我们多数人宁可享受即时满足而放弃长远目标。每天的行为表明我们似乎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感觉更好、更有钱、精力更充沛、感觉不到压力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早期进化所形成的身体机能在远古时代是有意义的。但面对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进化速度两者的极端不匹配,在人类的身体机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原来对我们有帮助的,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障碍。不良的决策行为几个世纪前只不过带来不便,现在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真正目标就是:努力了解我们到底如何运作,更充分地观察我们的偏见,这些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然后才有希望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决策

到达某一点之前,激励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学习和表现。但是超过这一点,激励的压力会变得非常高,它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专注于手里的工作—这种结果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如果损失引发的痛苦大于收获所带来的愉悦,就证明你有“损失厌恶”的倾向(无须担心,我们多数人都是如此)。

发放高额奖金对简单的机械操作类工作可以提高业绩,如果需要人们动脑子则可能适得其反—而企业通常向从事脑力工作的高管发放巨额奖金

总而言之,金钱对人的激励可能成为双刃剑。需要认知能力的工作,业绩与较低或中等数额的奖金挂钩会起作用。如果奖金金额太高,会使人过度关注奖励,从而分散他们的精力,造成压力,到头来反而可能降低他们的业绩。

在所有的状况下,人类与非人类在事关根本利益力求超常表现时,他们的实际表现似乎都比没有压力的状态下表现得差。

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倾向的不良方式可能随着决策的重要程度而加强

“反寄生”—这个术语是动物心理学家格伦·詹森创造的,指的是他发现的一种现象,即动物宁愿自己去寻找食物,而不愿意吃身边盘子里放着的、现成的相同食物。

詹森发现(随后的许多实验也证实了)很多动物—包括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通常更愿意通过长时间、非直接的途径获得食物,而不愿意通过短时间、直接的方式

(事实上,已经实验过的各种动物中唯一喜欢不劳而食的—你可能会猜到—是猫。)就是说,只要不是难度太大,鱼类、鸟类、沙鼠、家鼠、田鼠、猴子以及猩猩等,通常愿意通过劳动获取食物。

总的来看,人们会预期对乐高玩具越喜欢的人,装配的玩具机器人数量就越多。(我们通过对比上面两组数字的相互关系来衡量。)事实的确如此。但同时我们发现两个组里喜爱游戏程度与持续工作时间的关系却不相同。在“有意义”一组,二者的相关程度很高;而在西西弗斯一组,相关程度几乎等于零。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如果你找的人喜欢某一事物(说到底,这些报名的实验参与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任务是组装乐高玩具),你把他们放在有意义的工作条件下,他们从这个活动中得到的快乐会成为影响他们努力程度的主要动力。相反,如果你把有同样热情和欲望的人放到无意义的工作条件下,就非常容易扼杀这项活动在他们心中引发的快乐。

实验给我们的启迪是,无论正面还是反面,要吸取工作的意义其实非常容易。如果你是一个经理,成心想破坏雇员的积极性,只要毁掉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够了。如果你想做得巧妙一些,对他们的劳动不闻不问也可以。相反,你想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和你齐心协力,那么你必须重视他们,重视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的劳动成果。

麻省理工学院和思爱普公司那些可敬的人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他们为什么把工作分成这么多的小部分,让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不让他们看到工作的全貌和进展的情况呢?我猜这与亚当·斯密提出的效率概念有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争辩说,劳动分工这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对提高生产效率能起到难以置信的作用。

我们把工作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创造局部效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所从事的一小部分工作越来越熟练。(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把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展到生产线,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错误,提高生产率,使大批制造汽车和其他产品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代价。早在1844年,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政治理论家、革命家、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就指出了他称做“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这就使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现代IT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他们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

如果企业真的想让工人有产出,就应该努力使他们感到工作有意义—不仅仅通过愿景规划,而且要让雇员有成就感,确信只要做好工作就会得到肯定。这些都将对雇员的满足感和生产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投入劳动会产生依恋,这种看法当然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几十年里,很多研究表明各种领域里劳动的增加都会导致价值的提高

这一结果向我们表明,制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估价带有相当大的偏见。非创作者认为业余水平的作品毫无价值,但是对真正的专业艺术品却大加赞赏。与此相对,制作者们把自己的折纸作品看得与专业作品一样高。创作者与非创作者对折纸艺术的总体观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创作者们对自己的作品更加偏爱。总而言之,这些实验表明一旦我们制作出某种物品,事实上就会把它看得更加可爱。就像古阿拉伯谚语说的那样:“即使是丑陋的猴子,在它母亲眼里也是美丽的羚羊。”

关于康复中心的回忆使我怀疑,我们只有把作品完成才会高估它的价值,这一点是否很重要?换句话说,要想获得宜家效应,我们的努力必须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仅仅意味着把事情做完)

我们发现“困难”组成功完成折纸的人比“容易”组参与者对自己的作品珍视程度更深,而“困难”组没有完成作品的人比“容易”组的人更不珍惜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结果显示,投入更多努力确实能增加我们的依恋,但必须是经过努力最终获得成功之后。如果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对作品的依恋程度将急剧下降(这就是爱情游戏中让对方难以得手的策略往往成功。如果你在心仪的人追你的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让他们追得更辛苦,他们一定会更加珍惜你。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把他逼到绝境还一个劲儿地拒绝他们,那你就别指望说“我们只做朋友”)。

我们的实验展示了人类努力的4条重要法则:我们对某一事物付出的努力不仅给它带来改变,也改变了自己对它的评价。 付出越多,产生的爱恋越深。我们对自己的作品估价过高,这一偏见深入骨髓,误以为别人也和我们的看法相同。 如果付出巨大的努力仍然没有获得成功,我们就不会感到过多依恋。

报复绝不仅仅满足个人欲望,从别人那里讨回公道。报复与信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我们在信任游戏中看到的,人们总说愿意相信别人,即使是从未见面,甚至以后也无缘相逢的人(这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过于轻信)。这一信任的基本因素也揭示出为什么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非常愤怒—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有时还冒着人身伤害的危险,也要使违约者受到惩罚。诚信社会的好处比非诚信社会多太多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保持我们社会中的高度诚信。

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人们适应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问题是:适应是怎样进行的,它到底能否提高人们的满足感,如果能,会提高到什么程度?

比彻的观察结果表明,疼痛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感受。他的结论是,人们感受到的疼痛总量不仅是伤情在起作用,还取决于感受疼痛的背景环境,以及人们对受伤意义的诠释。如果让比彻来解释,他会认为是我受伤的经历使我对疼痛不太在乎。我和平常人一样,并不是以疼痛为快乐或者是不存在疼痛感。我的例子表明:适应能力,以及我建立的疼痛与痊愈的关联,帮助我克服了某些伴随疼痛而来的负面情绪。

我们刚搬进一幢新房子,可能会为光亮的硬木地板而感到兴奋不已,或者为厨房里俗艳的柠檬色橱柜感到格格不入。过了几个星期,这些因素逐步淡化为背景。又过了几个月,橱柜的颜色不再显得那么刺眼。但是同时,美观的地板也失去了原来的魅力。这种情绪上的逐渐稳固现象—原有的正面感觉淡化,负面感觉也减弱—我们把这一过程称做快感适应。

换言之,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例如受重伤或者中大奖—会对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但它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消磨减弱。

总而言之,适应性似乎是人类随时都会用到的内在品质。但是,快感适应会给有效决策造成麻烦,因为我们经常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真正能适应到什么程度—起码与我们实际可以做到的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推动“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怪圈又称做“快乐水车”。我们期待到手的东西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幸福感只是暂时性的,结果一旦适应了又去追寻别的。我们会想:“这一次,它会让我幸福很长一段时间。

实验的教训是什么?你可能认为从事枯燥和无聊的工作,中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会有好处,但这样的中断实际上减弱了你的适应能力,如果你需要重新开始工作会觉得问题更严重

结果表明,那些接受中间带有间隔、时间较短按摩的参与者不仅对整个按摩评价更高,而且表示将来愿意出两倍的价钱享受一次同样带间隔的按摩。

窍门就在这里:不要以为休息片刻可以做暂时摆脱烦人的苦差事,想一想重新开始做不喜欢的工作有多难。同样的,假如你不愿意冒着凉气离开浴盆为自己的杯子里加饮料,想一想重新躺进浴盆的热水中会何等舒服。

注:这说明干不喜欢的事情更应该一鼓作气,而喜欢的事情中间打断一下可能会更爽

窍门就在这里:不要以为休息片刻可以做暂时摆脱烦人的苦差事,想一想重新开始做不喜欢的工作有多难。同样的,假如你不愿意冒着凉气离开浴盆为自己的杯子里加饮料,想一想重新躺进浴盆的热水中会何等舒服。

我们一方面擅长于适应一系列的新环境,同时又非常不善于判断我们自身的变化和适应程度。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痛苦和厌恶的感受会一成不变,而带给我们愉悦的事物能够天长地久。 适应是一种运作于生理、心理,以及环境深层次的微妙的普遍进程,它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它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对相当一部分适应性知识还知之甚少

尽管处在安的角色上的多数人都会认为把公寓装饰一新更为惬意,于是就大手大脚地花钱—到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鉴于人类适应的倾向,她沿着渐进的道路前进才会感受到更大的幸福。安如果能限制花销,适时踩一下刹车,降低适应进程的速度,就可以让她的钱发挥出更大的“幸福购买力”。

同样的道理,我们另外一种驾驭适应扩大满意度的方法,就是把投资从那些给我们持续不断体验的东西转到短时间的转瞬即逝的体验上去。例如,立体声音响设备和家具一般给人长期体验,因此很容易对它们产生适应。另一方面,短暂的体验(玩4天失踪、自由落体跳伞或者听音乐会)转瞬即逝,你不大可能对它们产生适应

因此,如果你考虑把钱花在短暂体验(自由落体跳伞)或者持续体验(买新沙发)上,而且你预期二者给你的幸福总量相同,那就选择短暂体验。

注:一夜情和老婆的差别

为了提高你的幸福感,想一想如何在你生活中注入偶然性和不可预测因素。

你位于社交金字塔的哪一层? 想象你到达晚会会场,刚一进门,主人就在你的前额上写了点什么。他告诉你不要照镜子或者问别人。你在会场转了转,发现会场的男男女女前额上都标着从1到10的数字。主人对你说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找到数值最高,而且愿意和你交谈的人组成一对。你自然朝数字为10的人走去,但是他(她)看了你一眼就走开了。接下来,你又去找数字是9或8的人,以此类推,直到后来一个数字是4的人向你伸出手,你们一起交谈。 这个简单的游戏描述了同征择偶的基本过程。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玩这个游戏时,实际上就是数值高的寻找数值高的,中等数值的与中等数值的配对,低数值的与低数值的牵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游戏中价值是写明了的);对方的反应帮助我们估计出自己在社交金字塔中的位置,并且找到综合情况与自己相仿的人。

因此,美学缺憾者有两种适应方式:改变审美观点,降低标准去适应并非完美的人,或者改变对人整体观察的侧重点,重新审视哪些品质重要,哪些不重要。

数据还证实了一项随意观察的结果,男人对女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大于女人对男人漂亮与否的关注度(它同时与另一个发现有关,即男人对于自己本身的漂亮程度不那么在意)。最突出的是,男人怀有比女人更高的期望值—男人对他们选中的女人的漂亮程度非常重视,他们很容易爱上比自己漂亮得多的女性—就是说按照Hot or Not排行榜数值比他们高出了许多。顺便提一下,男人容易邀请多名女子约会,希望找到比自己漂亮得多的女人(有人会把它看做缺点),我们可以美其名曰“男性约会的开放心态”。

约会是一起体验某些事物—两人共同看电影、享受美食、在晚会上见面,或者一起逛博物馆等。换句话说,约会是与另一个人一起体验某种事物,周围的环境又能成为双方互动的催化剂

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构建在线单身择偶市场应该理解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对技术的使用应该采取与我们的自然长处相一致的方式,对于我们先天不足的方面则加以弥补和帮助。

非常有意思,即便是好事,人们也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来起个头。

第一,鉴于我们虚拟约会相对成功的经验,萨拉应该努力使自己在线约会的互动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约会。她可以与网上对象讨论她喜欢看、喜欢做的事情。第二,她可以更进一步,创建她自己的虚拟约会形式,她可以对正在交谈的网上对象提议两个人一起去—一个与真正约会相似的—有意思的网站。如果对方有意,她可以建议两人一起玩网上游戏,探索神奇王国、斩杀恶龙、探讨解决方案。这些活动可以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对方。重要的是,她努力与另一个单身人士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共同点。

计算器显示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数字(一般我们理解不了),不能把它转变成任何直观的,可以想象的东西,这样也就无法激励我们努力多存一些钱。

见到某一个人受难,我们会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填写支票进行帮助,而面对其他更严重、牵涉到更多人的悲剧,我们却往往不能闻声而起立即采取行动? 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它难倒了从远古时代直到今天的许多哲学家、宗教思想家、作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于重大悲剧的普遍冷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事件披露过程中信息的缺失、种族因素、地球另一端人们的痛苦对我们的冲击,事实上远不如我们的“邻居”那么直接。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似乎直接与灾难的大小有关—提出这一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斯大林,他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是100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一贯与斯大林持相反观点的是特里莎修女,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她说道:“如果看到的是一大群人,我不会采取行动。如果看到的是一个人,我一定会采取行动。”这说明我们对某一个不幸的人会怀有无穷的怜悯之心,却普遍地(令人不安地)对许多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称做“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本质;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感同身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捐款。但是,如果信息没有具体到个人细节,我们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结果就很难采取行动。

第一,你需要与受害者接近—心理学家把这种因素称做“密切度”。但是,密切不仅指空间距离的接近,还指一种亲近的感觉—你和亲戚、社交圈成员、你认为有共同点的人都有密切度

第二种因素我们叫做“生动感”。如果我对你说我不小心把刀割到自己身上,你没有亲眼看到,所以不会感受到像我一样的疼痛。如果我声泪俱下地向你作了详细描述—伤口有多深,皮肉开裂有多疼,流了多少血—你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因而对我产生了更深的同情

第三种因素心理学家称做“杯水车薪效应”,它与你是否有信心单枪匹马完全拯救受害者于水火有关。想一想某个发展中国家,许多人死于严重的水污染。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到那里帮忙建立一套污水处理系统

总体来看,这些结果令人感到悲哀。被引导关怀个人时,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涉及人数众多,我们则不会。冷静计算不会增加我们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相反,它会压制我们的同情心

我们的实验表明情绪能够影响我们把潜在决定转变为实施决定(这已经不新鲜了),而且不相干的情绪也会影响决定。但我和爱德华多真正要测定的是情绪消退之后,它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影响。我们想弄明白处在高兴或愤怒状态下的参与者,在情绪“影响下”的决定是否会成为长期习惯的基础。

单纯形式:自我羊群效应来自过去行为具体的记忆,不假思索予以重复(“上一次艾瑞里夫妇请我吃饭,我带了瓶酒去,这次我还带瓶酒”)。这种依据过去作决定的决策方式是非常单纯—照葫芦画瓢—但是,仅仅适用于和从前完全相同的场合和条件。

复合形式:考虑自我羊群效应的另一种方式则是我们把过去的行为作为下一个行动的向导,并据此加以推广。在这种方式的自我羊群效应中,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也会记起过去的决定。不过,这时我们不是自动重复上一次的做法,我们把它进行广义诠释;它成为我们总体特质和偏好的坐标,并据此采取行动

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作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在我们进行同样决策时,而且在作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

首先,我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两种有关的心理因素,我们称之为“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感”。在这两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一般过高估价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把失去它看做损失。损失在心理上是痛苦的,因此,我们需要有许多额外的激励才愿意放弃某些东西。禀赋效应使我对手臂的价值估价过高,因为它属于我,我对它有依恋,而损失厌恶感又使我难以放弃,即使放弃它是有道理的。

首先,我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两种有关的心理因素,我们称之为“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感”。在这两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一般过高估价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把失去它看做损失。损失在心理上是痛苦的,因此,我们需要有许多额外的激励才愿意放弃某些东西。禀赋效应使我对手臂的价值估价过高,因为它属于我,我对它有依恋,而损失厌恶感又使我难以放弃,即使放弃它是有道理的。

第二种非理性影响称做“保持现状偏见”。一般来说,我们愿意保持事物现状;作出改变既困难又痛苦,我们宁愿如果不改变就尽量不变。在我的这个具体例子里,我宁可听之任之(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决定一旦作出后悔莫及),凑合着保留手臂,不管它损伤得有多严重。

第二种非理性影响称做“保持现状偏见”。一般来说,我们愿意保持事物现状;作出改变既困难又痛苦,我们宁愿如果不改变就尽量不变。在我的这个具体例子里,我宁可听之任之(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决定一旦作出后悔莫及),凑合着保留手臂,不管它损伤得有多严重。

在前面的各章里,我们看到了非理性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如何发挥作用:习惯、择偶、工作积极性、捐款方式、对物品和思想的依恋、适应能力,以及报复欲望。我认为可以把人们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总结为两大教训和一个结论。 1)我们拥有多种非理性倾向;2)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些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行为的原动力。

在前面的各章里,我们看到了非理性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如何发挥作用:习惯、择偶、工作积极性、捐款方式、对物品和思想的依恋、适应能力,以及报复欲望。我认为可以把人们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总结为两大教训和一个结论。 1)我们拥有多种非理性倾向;2)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这些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行为的原动力。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