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读书笔记

当我们不知道终点何在时,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过程是什么;但等到达终点,这过程又已经结束了。也许只有先知才能预先站在终点说话。


我在父亲去世后写过下面这段话: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

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对我来说,我出生之前的岁月好像尽皆归诸虚无,很多历史的、背景的、亲缘的关系随之消失。当父母之一活着时,我还感觉不到这一点。这念头使我悲哀——为父母,也为自己。

世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论,唯独死亡是结论。然而死亡本身也许还需要一个结论。

此其我想到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尔索了。大家对他的印象总说是“冷漠无情”,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篇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小说。作为不得不面对陌生听众的叙述者,也许他压根儿不愿意讲“今天,妈妈死了”这类事情。我是你们的“局外人”,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局内人”。强使之言,也只能如此。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既然能够超越生死,那么如何埋葬也就无所谓了。

回过头看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应该联系《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来理解。死作为结局是确定的,必然的;但另一方面,生是可能的——在结局到来之前,人的一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孔子是以死为下限,反过来强调生。《泰伯》云:“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一部《论语》,讲的都是如何在有生之年使生具有最大意义,亦即“闻道”。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例如:“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孔门师徒同样将生死之事看得很重,却以一个比《庄子》所说消极的结论为前提,得出了另一个积极的结论。因此也就获得了解脱。

生死之间,与其说是界线,不如说是隔绝。无论“给予”,还是“接受”,都不再可能。无论已经去世的母亲,还是仍然活着的我,两方面的机会都被死亡剥夺了。死不仅仅是停止,死是消亡

生是存在;死是不存在,而且连曾经的存在都不复存在。此犹不同于树之枯槁,花之萎谢,建筑之为废墟,而是没有了,无影无踪。死亡,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而世界依然存在。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无常:佛教语,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变异之中,而又作人死的婉词。——这是让我感动的一个词,生意很重,自有深切体验在焉。

我关于母亲的回忆,也是这样。都很具体,很普通,也很琐碎,充满了各种细节,为我所感知——是那种无法脱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知;回忆起来,却又微不足道,往往连件事儿都算不上。是以总有一种虚幻之感,觉得难以把握,稍纵即逝。

对我来说,母亲就是过去的一段生活;讲得夸张一点,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些生活习惯,或一份生活态度。然而这却是很难诉诸文字来表达的。

母亲是个普通的人。不像有的人生前有所建树,或有所创作,他们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在自己身后至少暂时保存下来;母亲去世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所感到痛惜者正在于此:一个普通人的死,真的就是结束。

当然也可以说:普通人死一次,而创造者死后有可能再死一次——作品之死,乃至名声之死。所谓“创造物”,有可能与一个人留下的遗物一样,自己不扔,死后别人还得扔。历史上大概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摆脱这一命运,不过也还不能就此断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许有些我们现在以为不死的人会陆续死掉。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作品与名声的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普通人反而没有这种危险。

母亲所曾经拥有的,只是她的生活。那种有意味,有品质,又是平平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久久记忆,时时回想的,也是曾经如此生活着的母亲。我惋惜哀痛这种生活与母亲已经一并不复存在。

“假如有不朽这么一回事,我愿将人的生活里最真率的东西做成不朽。我站在傍晚的院子里想着这样的事情。与人的寿命共从世间消灭的东西之中,有像这黄昏的花似地美的感情。自己也因为生活太忙,已经几乎把这忘怀了。”

焰火常被形容为人的生命的象征:美丽,完满,稍纵即逝,既呈现了理想的状态,又是现实的写照。


母亲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

每当想起这一点,仿佛觉得有另外一个时空,母亲,我,过去的生活,都在那里。它与现在这个只剩下我自己的时空之间,似乎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当我置身街头,野外,陌生的地方,往往没来由地感觉正面对着那个时空,就像遥远之处有一阵风吹过,或一片云飘过似的。

而现在这个时空里,就只剩下我的“母亲曾经存在”的念头了。


母亲去世后,有一回我寻找一张DVD,从柜子里逐一抽出之际,忽然想起这些都是与母亲一起看过的,我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她喜欢与否,正所谓“睹物思人”——这种“思”鲜明、强烈到有种将人逼至角落之感,简直难以承受。这与整理母亲曾经读过的书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

如今母亲看过的书和DVD都还在那儿放着,只是母亲不在了。有一天我偶然想到:她所看过的书和电影里的那些内容,在哪儿呢。她因为看到这些所获得的满足;反过来说,她因为没有看到这些所产生的遗憾;或者再进一步讲,她的快乐,她的痛苦,又在哪儿呢。

这念头陷我于困惑不解:满足,遗憾,快乐,痛苦,这些感觉仿佛很坚实,又仿佛很脆弱——它们太依附于生了,它们无法超越死。如果人的一生无可避免地要归结为一个“死”字,那么此前所经历或未经历的一切,可能都在这种概括、这种定义里成为细微末节,无关紧要,乃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可以说,它们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有过就是有过,没有过就是没有过。

所以从一种意义上说,母亲生前读过一本书,或没读过一本书,看过一部电影,或没看过一部电影,可能其间区别甚大,且已无可更易,因为她已经死了。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可能彼此根本没有区别,同样因为她已经死了。死之确定,可能使生更其确定,也可能使生很不确定。满足或遗憾,快乐或痛苦,也许像大家一贯认定的那样处于人生对立的两极,也许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

我们只能站在“曾经存在”之外去看它;同样,我们无法站在“曾经存在”之外去看它

此其我想到《列子·杨朱》所云:“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在我看来,作者——当然不是先于庄子的那一位,而是魏晋时人伪托的——从庄子那儿借来一副“生之我”之外的眼光,再一次审视生死问题。他也说“齐生齐死”,却只“齐死”,不“齐生”,由此重新厘清了“生”的意义。而看该文另一处所说:“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则所主张的“且趣当生”,乃是绕开世俗所谓寿夭、贤愚、贵贱等等之分,亦只如《庄子·大宗师》讲的“自适其适”而已。

母亲在给姐姐的信里,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十年里她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日常琐事,平淡无奇,但也真切得很,结实得很。我从头到尾读过之后,竟稍感释然——母亲的晚年,我总以为是倏忽之间就过去了;但一封封地看她的信,觉得还是有很多内容,发生了各种事情,她有快乐,有烦恼,也有痛苦。我好像是重新一天天地陪她走过这段岁月,毕竟还是很漫长的。

母亲给姐姐的信,加上日记,差不多就涵盖了她最后十几年的人生。但我读的时候却总在想:到这一刻,母亲的一辈子还剩下多少时间。当我们谈论故者的生活,好像的确习惯于类似看法。然而一个人活着,又何尝不是处于倒计时的过程中呢。只是谁都无法预先知道自己死亡的时间点而已。其实这比他出生的那个时间点意义大多了。

“我现在很后悔,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多知道一些往事。在世时事实都存在,去世了就都带走了,无法挽回。”

“很多的事也会随我而去,没有记载,就什么也都消失了。”

我记起岑参的《山房春事》:“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正所谓人世沧桑,自然长久。然而,“庭树”自己能够活下去,盆花却是需要有人照管的,情况还是不大一样。我在给花浇水施肥时就想,真是草木无情啊,它们照旧长叶,开花,却不知道照管的早已换了别的人。它们不知道,曾经有个人对它们念兹在兹。

又记起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意思似乎高出岑参之上: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或许比人还重情意,而“寂寞”较之“寥落”牵挂更多,——所有这些都被敏感的诗人体会到了。

那么也可以说,母亲生前养的这些花,或许比她留下的其他遗物,包括她曾经居住过的这所房子,都更在苦苦期盼她重新归来罢。别的东西是“过去的岁月”,在那儿好好放着,引人怀旧;而这些花既是活着的遗物,又是容易丧失的遗物,是“现在的存在”,它们的荣枯生死,让我时时关心。它们好像透露了母亲——尽管她已不存在——生命的一点信息,尤其是长叶开花的时候。它们是曾经存在的生命所留下的生命,犹如在替代主人继续陪伴着我——这感受有点奇异,却令人神往。而我继续养护它们,又仿佛是在维持着什么,虽然那东西已经没有了

人的记忆其实根本不需要媒介,甚至不需要缘由;只要记忆者存在就行了。所谓遗物,与其说维系着记忆,不如说上面投注了记忆者的情感。如果情感逐渐淡薄乃至消亡,那么遗物也就与寻常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了。

母亲的生活尚且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完成了的东西。我作为生者,对此无法介入,不能增添,亦不能削减。即使明显感到它不够理想,有所欠缺,亦只得由其如此。

我想起从前读过的艾伯哈德·云格尔所著《死论》,母亲已经是书中讲的“在死者”了。
伊壁鸠鲁说:“最可怕的灾难——死——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只要我们在,死就不在;只要死在,我们就不在。”

云格尔则根据海德格尔所说生是“趋于死的存在”提出:“或许可以更正伊壁鸠鲁的话:死与我们相关。因为,只要我们存在,死就存在;如果我们未曾或不再存在,死也就不存在了。死依据生而活着。”

“在死”(Das Sterben,动名词,指死的过程)及“在死者”(Der Sterbende,dying)的概念即由此而来。从伊壁鸠鲁,则死在生之外;从云格尔,则死生合为一体。“在死”一说削弱了死的那种断然的残酷性——所谓“大限”;“在死”是说我们逐渐趋向于死。云格尔把“在死”推及人的一生,死是生的终结,也是“在死”的终结。

云格尔也说:“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的人也许准备而且能够提供关于他与死亡近在咫尺的特殊信息。可是仅仅如此,他还根本不能提供关于死的信息。就生而言,虽然一个垂死者——也许!——比一个还不能称为‘在死者’的生者更接近死,但他还活着。作为一个快死的人,他固然在生者中间与生者有一段不可比拟的距离分割着,但在时间上临近死毕竟掩盖不了在死者与死者的区别远甚于他与生者的区别。生的结束不会比在死的结束来得更早,二者是同一的。由于死将无限的质的差异置于在死者与死者之间,所以,它永远造成了这一区别,并且取消了另一区别,因为只要我们在死中,我们还是活着。”

也许“在死”应该从他所说的“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算起,虽然这种意识可能并不来自本人,而来自另外一个知情者。这也就意味着,当“在死”的过程短暂到可以忽略不计——譬如一下子死于某种意外——无论自己还是别人都来不及产生类似意识,可能就根本不存在“在死”这么回事。
无论如何,“在死”是不可逆转的。

“在死者”提供不了死的信息,他所提供的是“在死”的信息,而这与生的信息有所不同。相对于“在死者”的,或许可以叫做“未死者”,也就是云格尔说的“还不能称为‘在死者’的生者”。作为“在死者”和作为“未死者”,对于死的理解是不同的。我想起母亲在病危之后忽然叹息道,我怎么会得这么重的病。也许只有在“在死”的背景下,才能体会这看似平凡之极的话语的个中意味。

随着母亲去世愈来愈久,在我的印象里,她最后的病与死的一应细节渐渐淡薄了,而此前与健康的她一起相处的各种情景却时时清晰地浮现出来。好像我逾越了障碍,又回到了当年那段日子似的。然而每天我又感觉好像刚刚失去她似的。萦绕心中的,往往只是“妈妈不在了”这个念头。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有一块立足之地。平常或许不觉得,往往突然就面临这个问题了。而到了此时,差不多已经无可凭恃。母亲患病以后,就在不断地退让,退让,终于退无可退,甚至欲以活着本身为立足之地,亦不可得了。

再说一遍,我的母亲是个普通人,无论关于生,还是死,她都是一个普通人的想法,一个普通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超人之处。

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中说:“我如有一点对于人生之爱好,那即是她的永远的流转;到得一个人官能迟钝,希望‘打住’的时候,大悲的‘死’就来救他脱离此苦,这又是我所有对于死的一点好感。”

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究竟活到什么时候算恰到好处。假如人的各种官能如视觉、听觉、思维能力、行动能力等各自有其生命,那么总的生命应该先于它们还是后于它们结束。母亲曾告诉姐姐:“我很怕老年痴呆,多少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坚持写信给你,而且手写,我就是为了别把字都忘了,熟能记着,我希望我能自理的日子愈久愈好。”

但是,母亲好像还没有经过生老病死的“老”——虽然她已年过八旬,可大家都说她年轻,像六十岁的人——就突然进入短暂的“病”和永远的“死”了。

母亲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多么多的记忆,它们将随我而去。”

一年之中每逢子女的生日,她都记下一点回忆和感想。在母亲身后读到这些文字,觉得她仿佛是在为我们描绘生命之根似的。

“今天是方方五十岁生日,我祝贺他,也祝贺他的成就。回忆起五十年前,我去石老娘胡同娘娘家里待产,十六日又是腊八,清晨,天还没亮,我就有了强烈的感觉要生了,娘娘起来叫醒孟大爷,给我热腊八粥,然后去叫对门张主任(毛岸英之岳母)的专职三轮车夫老袁赶紧备车送我去协和医院生产。我一路哈着气才没生在车上,进了医院护士一看病历,胎位不正,所以不着急,我叫他们看孩子头都快出来了,把他们吓坏了,然后有一位男大夫把方方接生出来,大夫对我说‘又多了一个诗人’,我知道我又生了一个男孩。方方学医,又在医院、报社和公司工作,最后还是搞创作,成为作家,就好像生下来就被大夫言中似的。那时我的婚姻重亮红灯,我本打算孩子生下来,送给协和医院一位女大夫,她没有孩子,她对每个产妇都抱有这样的企望,可当护士把方方抱来,我的母爱油然而起,我不会舍得给别人了,我要好好地养育他。环境恶劣、处境不幸的我却给我的孩子带来屈辱,每当此刻我内心充满了自责,是不是应该送给别人,让孩子可以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不会在小小的年龄心灵就蒙上阴影,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呢?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作为母亲应该能够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我却不能,自责之心长久存在。五十年过去,孩子们在自己努力下,都取得了成就,我感到欣慰和自豪,尤其是在我这次重病后,没有他们照顾,我将不知如何了。我的自责之心外,又加上感激之心了。我是幸运的母亲,也是幸福的母亲,我要坚持多让生命延续。”

母亲所担心的是,生离变成死别——“死别”是形容生者与死者的关系,然而死者与死者之间的距离就真的无限遥远了。

回想起来,母亲的罹患癌症以致不治,好像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宣布“不许你活了”,不容分说地就给强行剥夺了去似的。

母亲曾说,她坚持写日记,是为了“也许将来别人可以了解我一些”;不再写了,固然是病势加重,也是因为她从内心真切地感到没希望了,完了。她的日记有如从前给姐姐的信,是她与这个世界的一种交谈方式,现在她认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生有多种选择,死只有一条路可走。母亲无可挽救地趋于死亡,而我们则无能为力地看着她经历这整个过程。母亲患病后,我曾不止一次对她说过“感同身受”的话。我是真诚的,然而一个人的死只能独自面对。常听人说可以共患难,不能共享乐,或者反之的话。这都是活人之间的事,孔子所谓“仁”可以解决;生死之间的痛苦他人无法分担,所以老子要说“天地不仁”、“天道无亲”。

死的过程之艰难、痛苦、漫长与不可逆转,母亲一定深深感受到了。

母亲去世前两个多月,忽然很清晰地对我说,今天是我最难受的一天。这是她一生所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此后她因为失语,不能再对亲人诉说痛苦,——这是另外一重痛苦,也是更深的痛苦。失语后的母亲,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她仿佛是被禁锢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仿佛是被彻底抛弃了。

这之后,我再喊“妈妈”、“妈妈”,她只呻吟似的嗯一声,就再没有其他反应了。我想起在一本书上读到,作家端木蕻良临终前几小时,“向夫人钟耀群要笔和纸,写下了‘支持不了’四个字”。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身体健康曾经使她为之骄傲——这也是对此前所受苦难的反抗——然而现在不行了。母亲在家的最后几个月拒绝再见来客,也是出于这一原因。若能置身事外看待自己的病与死,她一定会说,这事儿太差了。对于母亲这样眷恋生的人来说,死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护工几次提示我,昏迷中的母亲流泪了。体会母亲最后的心境,真有一种幻灭之感,我的人生观甚至都为之动摇了。

但我又想,也许母亲至死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母亲忍受这最后的黑暗,也许因为她始终期待黑暗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光明。就像她一生中不止一次忍受痛苦与屈辱那样。然而这念头带给我更深的幻灭之感。

回想母亲去世的整个过程,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这样不可呢。这只是一种折磨,一种对生意的尽情摧残;还是要她充分体会生——体会生的一切,包括生之中最不能忍受的一切,就像她当年经受的那些苦难一样。

记得有朋友曾举一位彼此都认识的故友为例,以其死得利落、毫无痛苦为德行高尚的体现。周作人在《先母行述》中亦云:“临终之日,神志清明,不诉苦痛,不见秽恶,渐以入灭,如就安眠,世所谓得往生者非耶。”

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或意识到自己的死,或意识不到自己的死;也可以说,有人经历了从生到死的过程,有人这一过程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又有“暴死”一说,显然并非好话。与之相对应的,大概是“善终”罢。什么算是善终呢,通常还是指因病而死,可是这样也就很难避免经受痛苦。最理想的死法,似乎只有无疾而终了。J. K. 罗琳著《偶发空缺》中说:“帕明德恨极了突如其来的死亡。许多人害怕慢慢老死,这却是令她感到安心的图景:有时间安排后事,有时间道别。”不过,一个人对此实在无从选择。顶多只能说,有的幸运一些,有的更加不幸而已。

不管怎样,我还是将母亲死之艰难,痛苦,漫长,理解为她的生的意志坚强,最后与死作殊死之战。

所谓“在死”,包括:仍然主动的生——被动的生——死。只是有些人中间这个阶段很短,甚至根本没有。回过头去看,此前“未死者”的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健康的,患病的,尽管它们是相互交错的。

也就是说,健康的生——患病的生——病重的生——丧失意识的生——死,这才构成人生的完整过程。
从一个人对这一切只能感受一次,而此种感受不可重复的意义上说,母亲是活过了完整的人生,她对于人生有着完整的体验。

我如此想法,或许难免矫情之讥。那就这么说:一个人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完整体验这一切;然而难以否认的是,这的确构成了人生的完整过程。虽然当从生到死无可逆转,而其人又有清醒的意识时,经历这一过程可能非常痛苦,同时也非常绝望。对此他人根本无法想象。

死往往被形容为是一种“解脱”:从病的折磨中解脱;从老——功能丧失——的折磨中解脱;从生——种种不如意,穷,困,苦——的折磨中解脱。然而据说达希尔·哈米特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人们经常说:‘啊,他受了太多的苦,死亡对他是种解脱。’但这不是真的,能活着总是最好的。”

我所记得的支持“解脱”之说的例证,一是亨利·奥斯丁在为姐姐简·奥斯丁所写传略中说:“当家人最后一次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回答说:‘除了死亡,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一是约翰内斯·克雷梅里乌斯在《弗洛伊德》中记载弗氏死前两日对医生所讲的话:“现在,只剩下煎熬折磨,再无人生意义可言了。”

“解脱”只能是自己的感受,他人不能代为判断。

母亲去世前五日,医院报了“病危”。大哥和我守在她的床边。母亲忽然稍有意识,呼之能眨眼睛,好像很想讲话,只是不能出声。她望着窗外,眼神特别有情,——那是几个月来所不曾见到的。这也许是所谓“回光返照”,也许是意志使然——如母亲在日记里曾写过的:“我即使离去,也要像勇士似的离去,保持我内心的自尊。”

我不知道母亲怎么看这个她行将永远告别的世界。

母亲没有留下遗言。我在她给姐姐的信中看到一段话——写在她去世三年多前,就在患病前不久——仿佛就是她最后要说给我们的话:“我想你们应该庆幸有我这么一个妈妈,不是自夸吧,你说呢?我是尽量不想给你们找麻烦,也不勉强你们,对吗?”

周作人曾在《记杜逢辰君的事》中记述他对不堪病苦、欲寻短见的杜君所说的话:“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

周氏因此自责道:“我实是很惶恐,觉得很有点对不起杜君,因为听信我的几句话使他多受了许多的苦痛。”

我想对于母亲,我也当如此自责。然则母亲活着,与她不在了,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她还在”——对于他人来说,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尽管这生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主动,已经仅仅是作为对象的生了。

直到母亲去世前几小时,甚至直到最后时刻,虽然眼看着血氧饱和度仪上的数字因呼吸衰竭不断下降,我仍然满心希望它能够重新升起来。母亲去世了,绝望才真正降临。如果说有思想准备,三年前我已经有了,此后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但若要我放弃希望,实在为亲情所不可能。

我关于母亲还活着的这种想象,或者说母亲的这种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当然完全以我对她生前的记忆和理解为基础。也就是说,一切仍然局限于那个过去的她,曾经存在的她。

在这里,她的态度、思想、感觉、感受、感情得以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之成为不存在之后的存在;然而所有这些,仅仅是在延续,却无法真正有所发展,或有所变化。死者不能“与时俱进”。母亲身后的事情,或者在其生前已初见端倪,如今有了结果;或者完全是新发生的。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中,母亲仍然是那个我记忆着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只是曾经存在之于生者头脑的投影,存在无法真正生长到不存在之中。

所以我总是一方面想,假如母亲活着,她会知道什么;另一方面又想——而且是确定地、断然地想——母亲身后所有事情,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怀念之情也就不由得转变为一种深深的怜悯了。

相对于回忆和想象,梦还有两个特点,更能体现不存在之后的存在。一是梦更具体,虽然做梦的人醒来所能记住的内容相当有限,甚至完全遗忘了;但是,无论回忆还是想象之中的死者形象,实际上都比梦境里的要模糊得多,所谓“历历在目”只是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内容而已。
二是梦更持久,关于死者的回忆和想象,会随着死亡时间的久远而逐渐淡漠;而关于死者的梦,却往往时隔多年突然呈现,就像不速之客似的。

母亲去世后,我常常梦见她。有些梦醒来就忘了;有些还记得,我顺手写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未及写下的,也就忘了。有时同一个晚上几次梦见她,但往往像鲁迅在《梦》中所说:“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我关于母亲的梦都很简短,也很平凡,绝少怪异之处。有的是过去真实生活情景的再现,不过稍经改造而已;有的则显然如弗洛伊德讲的属于“愿望的达成”,但相关的愿望亦很单纯明了。不少梦里母亲并非主角,只是存在。有的梦涉及母亲的病,可见我仍未摆脱因此事而产生的焦虑。但最重要的是,母亲几乎在所有梦里都活着,活得像她生前那样;她甚至一直活到自己的身后。

现在的中国人,往往很少知道自己三代以上的先辈是干什么的,可能也与曾经发生过革命不无关系。此所以我到日本,看到商店或旅馆的招牌上常常写着“六代目”、“八代目”、“十代目”甚至更多,不免深有感触,觉得其中隐约有种家族的力量延续下来。

奈保尔在《作家看人》中说:“我知道自己父母的情况,但是再往前就不清楚了。我家祖上的事含混模糊。父亲还是个婴儿时,我的祖父就去世了。传给我的家史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追忆的只是一个家族传说,有些内容夸张浪漫,或者完全是编造的,因此不能信以为真。”

追溯起来,我的父亲这一系,我所见只到父亲为止;母亲这一系,所见到外祖父母为止,此前的先人都隐没在黑暗之中了,我不清楚他们活了多久,干过什么事情,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没有什么“家族传说”。

我的侄女六岁时,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去世了,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二十二岁时,我的母亲即她的祖母去世了,相关记忆或许能够保持长久一点。待到将来她有下一代,这些也都将是黑暗一团、不辨面目了。

重又想起《檀弓》所记曾子临死易箦之事。曾子临死之际,他的目光不仅看着自己仍然活着的世界,也朝向自己死后的世界。而他经童子提醒,非得换掉季孙所赐的竹席不可,肯定希望这一“吾得正而毙焉”的态度能够被后人记住。世间所有的遗言、遗愿,无论什么内容,都是人们逾越生死的尝试或企图,都是期待在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的世界里继续保持一种存在。

不存在之后的存在,说得上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愿望。人活一世,很大意义上就是为了把生延长到生结束之后,就是为了死后不被遗忘。我回忆母亲,想象母亲,本身就是对她的死亡的一种反抗,因为死亡的目的正在于使一个人消失。

这甚至成为我继续活下去的必要性之一:因为我可以记忆、想象,因为我可以作为记忆和想象的载体——我以我的存在延续母亲的不存在之后的存在。

母亲不在了,她的记忆和想象随之丧失;只剩下我对她的记忆和想象。待到我也不在了,则连这也丧失了。人类的历史就是这种不断丧失的过程。

现在我总觉得,母亲当初哪怕多活一天也好;但回想起来,母亲活着时,其实我并未真正感到她的一天如何重要,如何值得珍惜,尤其是在她健康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想到应该爱他或更爱他。就像弗兰茨·贝克勒等编《向死而生》一书所引莱因霍尔德·施奈德的话:“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

《死海搏击》中写道:“回想起我母亲的死,我现在想法极少,遗憾颇多。主要是我感到内疚——生者的逃避立场。我多么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或多或少在所有方面更多地顺她的心意。我多么希望能够压制住我自己的兴趣以促进她的兴趣。这就等于说我多么希望在她健健康康活着的时候,本该在我的生活中将她死亡的事置放在我意识的第一位。当然,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无谓的意愿——是只有真正没有自我的人才可能想象他们能够实现的意愿。其孩子气、假装的圣洁、受虐狂色彩让我心惊胆战,但是,我无法(抑或是不愿意?)完全不理会它们。不管你多么关心一个人,你都无法总好像是他们已经处于弥留之际那样去照顾他们。这又回到杰尔姆·格罗普曼酷爱引用的克尔凯郭尔的话上:理解生活得回顾,过生活要前瞻。问题在于,到那时,通常都为时晚矣。”

我曾说,这段话道尽了“人子死其亲”时的悲哀。《死海搏击》是一本我读了不仅感动,而且与作者在痛苦这一点上有所共鸣的书。里夫一次次把自己推到“不可能”的地步,从而设想种种“可能”,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母亲永远的死和自己余剩的生之间找到一点平衡。而这里认识上的前提是:生命只有一次,故者如此,生者亦如此,失之交臂,就再无相逢之时了。

当我们不知道终点何在时,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过程是什么;但等到达终点,这过程又已经结束了。也许只有先知才能预先站在终点说话。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