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优雅】读书笔记

任志强回忆录的价值一定是在他真诚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勇气,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观点和行为。


任志强可算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所以任志强的回忆录你不能当成故事书看,因为大部分的回忆录都是说年轻时多艰苦,奋斗多不易,自己如何坚持到了成功,任志强的回忆录恐怕也逃不出这样的俗套,但这不是任志强的真正价值。同时,你也别想从任志强回忆录里得到做生意赚钱的真经,因为任志强严格来讲并不是个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他不断说话的权利,买地卖楼好像对他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任志强回忆录的价值一定是在他真诚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勇气,以及由此而生的许多观点和行为。

回想起来,还有许多事今天都历历在目,让人浮想联翩。记得在与任志强合资的后期,大家出现了一些争议,任志强想辞职、分家。用他的话说,就是他不玩了。但就这样他也不服软,他说:“算了,我辞职吧,前几天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也辞职了,我也辞职吧!”我当时觉得他辞职还找了个这样的借口,是口出狂言。多年后我听说任志强在演讲时被别人扔鞋,他镇定自若地说:“你是给我了总统待遇啊!”他这次好像是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比的。看来任志强的心气一直是总统的心气,这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这部《回忆录》,活脱脱展现了任志强这个特别典型的大时代中的奋斗者,他始终是一个时代前沿的符号。老任的经历有足够大的时代背景,出身红色家庭,随父母战争、建设、辗转各地,家里兄弟姊妹好几个,上共产党进城后办的最好的子弟学校,做了共产党子弟最应该做的革命的事——听党的话,参加“文革”、红卫兵、插队、当兵、改革开放,然后被周围环境错怪,受委屈被拘押坐牢,又平反,再出来创办国有民营企业——西城区的华远,从拉板车吆喝到开餐馆,再到做房地产、做金融,整个一路过来,每个时代都在他身上刻了一道印,但是由于当时他还不够伟大、不够牛逼,他没有给时代刻上印。到了临退休这几年,的确,任志强定义了一个时代,定义了他所在的一个大时代。

在任志强身上我们集中看到一个大时代最典型的人物面貌:第一个特点是使命大、责任大,年轻的时候叫“革命”,现在叫“改革”——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第二个特点是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着总理的心,满口大话语、大概念、大理论、大道理,批评的都是大人物;第三个特点是大胸怀、大气魄、大哥大,老任胸怀大,能装下天下很多男人和妇女的谩骂,这胸怀非等闲之辈可比,大气魄也体现在他回敬这些谩骂的时候语言之直率、目光之犀利、口才之善辩、立场之坚定。这个大时代已经过去,给我们剩下了大年纪。大时代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大使命、大责任、大口气、大话语、大词汇、大气魄、大年纪。在这个大时代里有很多人像任志强一样,也有很多人不一样,但任志强表现得最有个性、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真”,“真实”的“真”,真心、真话、真实、真性情、真好玩。这个“真”也表现在对朋友、对社会、对政府、对自己,总之每个方面都表现出他特别的“真”。

从对朋友来看,我和他认识有二十多年,交往也二十多年,有很多事情在一起度过,我觉得他的“真”表现在他跟朋友相处的标准,按古人讲是“畏友”。所谓畏友就是道义相砥,真正把和朋友的关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不是蝇营狗苟、酒肉朋友、猥琐、低俗,不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非道义的、纯利益基础上的朋友。在这种基础上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传统讲的好朋友的标准“友直,友谅,友多闻”,即直率、宽容,从交往中受益。

对企业的“真”这很重要,只有自己企业踏实然后才能说话有底气,这在老任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

老任还对社会最真诚,他面对购房者、面对投资者、面对当下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一些疑虑还有众多的社会公共话题、公共问题,老任这两年利用微博表达了他自己很多真实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一个时期之内常常被误解,以至于他在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员中排名前三位,然而,由于长期坚持对社会的真,现在老任拥有几千万的微博粉丝,大家对真性情的老任慢慢不仅理解而且开始喜爱,开始追捧,让他来了个大转身,由最想揍的人变成了中年女性最想嫁的人,当然也还有很多小美眉想嫁。所以老任对社会的“真”使他自己毫无保留和全身心地交给了大家,大家每个人从他身上都找了一点喜欢的地方,于是大家跟着老任喜怒哀乐,在这个变幻莫测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中,都找到了自己一点点慰藉,现在老任已成为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味道。如果我们失去老任,社会将会怎样?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作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的时代。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想有所收获必须努力地耕耘,从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始,辛勤地浇水施肥,这个社会才会在共同的奋斗之中有所变化。

在我与宁总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而且从不否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你指出其错误,他就会直接道歉,并不否认错误。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宁总有时也会做出许多自认为是对的,实际会伤害小股东利益的事情,这也许是国企的通病吧。 幸亏这个B股的定向发行没有成功,华润集团增持万科的计划没能实现,这个严重伤害了华运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的承诺作废了。

其一是华远国有控股的基础,在市场还没有全开放之前,尤其是土地未完全招拍挂之前,政府更相信国企的实力和可控度,因此用先划拨后出让的方式交给了华远大量危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同时,工业企业需要外迁,北京下发了“退二进三”的文件。这些污染工业和危险工业在城市外围的扩大中,逐渐变成了居住中心的定时炸弹,因此要用开发的方式向外部转移,也大多是国企与国企之间的合作,如红联北村的改造、志强园小区的改造、西罗园小区的改造、东升园的改造、凤凰城的建设、宣武汽车厂的改造、西城酱菜厂的改造等,都是这种企业外迁的改造项目,更不用说西城区内危改小区的多项改造和西单商业区的改造了,都是政府划拨的项目。但郭钧任总经理之后,希望能独立闯出一片天下,因此拒绝了我和公司原有的各种取得土地的关系与渠道。他也许是缺少在城市改造中建设项目的能力,也许是其万科模式的局限性,总之他将眼光放到了大兴、通州等远郊区了。

或许是因为我对西城区的感情太深,对几代领导共同建立的“华远”这个品牌的投入太多,我无法接受宁总的感情邀请,也对华远集团难舍难分。“华远”就像自己培养的孩子一样,与我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愿意看到“华远地产”的大旗在我的手中倒下。或许这就是我这个“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坏脾气造成的恶果,我坚持不离开华远,也不放弃“华远”这个品牌。

每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都会充分考虑将集团内分散的同类业务和资源进行有机的组合,分头管理当然不如攥成一个拳头更有力量,更有利于品牌的建设。自己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当然不如通过股权的收购控制一支市场中已经成功和最优秀的人才队伍。控股几个公司,当然不如将几个不同的公司合并成一艘航母更有力量。

一梦想没有成功,华润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却没有实现对万科相对控股并绝对控制的战略目标。从目前最终的结果看,王石是最成功的。王石利用了华润的大股东支持,实现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多次融资,并在华润无法形成最终控制权的情况下实现了管理层利益的最大化、企业规模的最大化和万科品牌的最大化。也恰恰由于没有绝对和相对的大股东,反而形成了管理层有效操作和有效决策的机制,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了。如果华润真的成了万科的控股股东,并将万科按控股方式纳入华润集团公司国有化的直接管理,那么也许万科就不是今天这样,王石也不是今天的王石了。

正因为王石无法以管理层的身份离开管理层所必须依赖的企业和企业品牌,因此其必须将企业规模最大化作为目标,而不是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当成目标,他可以不考虑股东的利益保护,可以以企业的规模化为优先目标,但我却不能! 如果我也仅仅是个管理层的角色,不从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不代表华远股东的利益,那么我完全可以放弃华远集团股东代表的身份,放弃华远集团股东的利益,放弃华远这个市场中的品牌价值,只身到华润集团工作。专门管理按华润集团意愿进行全部地产资源整合之后的华润(北京)置地,同时管理万科和华远或更多的企业。那样也许华润就可以将华远地产全部装入万科,并获得万科的控股权,我就是这个合并后的资产的管理者了,这也是宁总的设想之一。 但是,我不仅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管理层,同时还是国有资产的代表,是华远集团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不仅要考虑华远地产公司的发展,同时要更多地考虑华远集团公司的发展。这时管理的重心就不同了,并发生了变化,我更多地是股东的代表,要更多地考虑股东的利益,包括那些因信任华远集团公司的信誉与品牌、最初参与华远房地产公司股份制改造的其他股东的利益。

换句话说,作为华远集团这个国有资产的投资股东而言,我是极为成功的。但如果从房地产公司管理层的角度,与王石的万科对比,我是失败者。从房地产管理层角度看,我通过股份制、合资、境外上市,将公司的规模飞速地发展了,但当我卖掉公司股权、不再是房地产公司的管理层时,等于空转了一周。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其他管理者和剩下的股东做了嫁衣裳,所有的管理者建立的成果都归了他人所有了,这就是我与王石,华远集团公司与万科的差别。

7月份,虽然市场上和媒体上都在争论着“万科吃掉华远”的问题,虽然数月以来我已不再关心华远房地产公司的内部业务工作,让郭钧以为我已被大股东说服了,他可以放手应对华远房地产的工作自行做主了。表面上看,我在忙着去美国休假,在忙着和潘石屹打嘴仗,在忙着写自己的研究报告,但他们与社会并不知道,我已经开始和宁总指派的律师研究股权收购的协议、合同和分家之后华远重建的工作了。

我知道重新创业的困难,也知道重新从小到大是个痛苦的成长和追赶的过程,更知道二次创业的风险和可能招来的批评,更深深知道如果失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这一切都远不如可以实现自我尊重和自我理想更重要,同时我也坚信,我有能力、有信心,重新塑造属于华远自己的品牌。 当我在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股权转让的消息,同时宣布辞去现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时,许多员工都流下了眼泪。尤其是那些在公司股份制之前就参加了公司艰苦创业过程的老员工们,多年的奋斗成果和曾经拥有过个人股的公司,如今突然换了东家了,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视为自己的家一样的企业,如今因股权的变化而失去了家的感觉。连那些因华远品牌而调入的骨干们也同样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一样。虽然天没有塌,企业还在正常运行,更换的是有实力、有央企背景的大股东。但人是有感情的,从熟悉到陌生总是一种变化,至少他们已熟悉我的管理文化与风格,熟悉我的为人与习惯了。我同时宣布的新任董事长王印,许多人则是初次相见,多少有不知深浅的感觉。

在我与华润分手之前,华润其实最担心的是我将整个管理团队都带走,而让公司成了个空架子。在王印与郭钧的谈话中,郭钧非常有信心并且骄傲地认为,以他的能力,可以保证原公司的管理团队不会跟我走,郭钧完全有把握让这个团队稳定地保留下来。我确实不会做将管理团队带走这种缺德事,我绝不主动去干这种挖人和拆台的事。华远集团公司传统文化中的“来去自由,择优录取”的原则,也不允许我干这种事。我和宁总同时达成的共识是,劳动合同到期之后,所有人员可以重新选择,如果有人重新选择回到新华远,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双方也都不应干涉和追究。宁总也许是相信了郭钧的解释,而我更相信我的为人,相信员工们的选择,相信华远的企业文化,相信任志强的人格魅力。

第二年的3月之后,原有的劳动合同到期了,于是原华远地产公司的员工队伍出现了巨大分化,一大部分重新回到华远的怀抱中,一部分人独立创业当老板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原公司。在留下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想回到华远来,但我努力说服他们仍然留在原公司,一是华润也是好公司;二是他们年龄已大,服务的年限不多了,更适合在一个老的、稳定的公司工作;三是华润的工资收入要比新华远高许多;四是背靠香港上市公司还可以获得大量股权激励的认股收益;等等。我努力帮助华润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管理人才,毕竟我还保留着终身董事的席位和待遇,我更希望两个公司都能良好发展。 即使是这样,也仍有许多人愿意回到华远来。如我的司机,明确对我说要坚持回到华远来,当我说华润的工资收入高时,他明确地回答我:“人活着更要快乐,钱多但如果不舒心,则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快乐。”并且他相信华远的二次创业会成功,工资收入也会大大提高的。我被这种朴实和信任所感动,我同时也相信,那些回到华远来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和信任。

失败会给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分手后我想得最多的恰恰是总结所有的成功与失败,以充分利用成功的经验并避免出现新的失败,将风险控制在最低而盈利最高的范围内。 回想过去的成功,是1993年的股份制、1994年的合资、1996年的香港上市、1997年的国际发债,几年之内公司从仅有1500万元的注册资本,增长到近30亿的净资产和80多亿的总资产,这几年可以说是风光占尽,连续数年人均利润超过300万元,人均纳税超过150万元,并且在招商引资金额上连续多年成为北京第一,更突破了多项中国的法律障碍,推动了市场的改革,年开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也成为了西城区第一纳税大户。 我失败的原因之一大约在于发展的速度过快,预支了未来的融资条件和资源。 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切断了外来的现金流支持时,就暴露出了过速、过度发展的漏洞,几乎造成巨大的风险。当年香港的百富勤公司就是因为这种过速、过度的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现金流断裂,造成了企业的破产,整个企业都被低价收购了。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大概就是失去了企业的控股权,因此让管理层预想的计划与安排无法顺利实施。当初合资时我让出了公司的大股东控股地位,原计划是想让公司能整体上市,但实际是仅外方上市了。外方拥有资本市场再融资的能力,中方却没有这种再融资的能力。因此几次扩股之后,外方的股权早已超过了73%,从相对控股变成了绝对控股,可以独家说了算了(一票超过三分之二了)。而中方,特别是华远集团公司,虽然在几次扩股中也曾努力以华远集团所持有的其他资金注入的方式,尽可能保持相对的第二股东的地位,如曾将华远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华威大厦的股权分两次注入到华远房地产,没有降低自己的股权比例,但其他中方股东却没有能力每次扩股时都再投入,因此整体中方的股权比例在几次扩股中迅速稀释了,也由此失去了在公司内部平衡决策机制的能力。

许多人知道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在许多人眼中我是一个“红二代”、“官二代”。初入社会,我只是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北京市青年服务社的临时工,做的第一笔生意是卖兔皮,并且不是发生在我今天任职的华远。这一切都与“红二代”“官二代”的身份无关,更不是“拼爹”的结果。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像任何普通创业者一样从最基层奋斗起家的成功者,一条敢于在中国改革浪潮中游泳的“鱼”。

开始时,北京青年服务社设在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24号。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四合院中占了三间北房,院里的其他房子里还住着许多居民。服务社没有多少办公设备,只有一张桌子,是给总经理用的,我只能在值夜班的床板上写字。 合同中注明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换一块四角四分人民币,而实际完成交易时,一美元兑换一块六角七分人民币,于是又与农民打起了差价的官司,还好在合同中注明了汇率,双方分担了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这笔生意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外汇,第一次知道了汇率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无知和对知识的渴望,读书成为了我的必修课。

虽然离开了军营,但我没脱下军装。那时没有更多的钱用于买衣服,军装陪伴了我很多年,也为我出门办事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在那个时代,军人是正义、诚实、可靠的象征,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与退伍军人打交道、做生意。在刚刚开始的小商品经济中,军装也成为了一件奢侈品。

那时大多数办公用品如铅笔、钢笔、墨水、电池、算盘、纸张都是单位统一采购使用的,连肥皂、毛巾、围裙、袖套等劳保用品也是单位统一发放的。有了几个单位按月采购,我们就保住了租金和工资,开始多少有了点盈余。那时每个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就剩个一两千元的利润,这是靠我们的努力和劳动创造的利润和价值。 生活就是这样从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起的,哪怕是卖苹果、卖香蕉,也是一种生意,我既是经理,又是搬运工,还要值夜班、跑采购,也因此学会了算账,学会了管理,学会了如何在竞争中生存。

开商店,要与顾客打交道,就难免发生种种纠纷,这些纠纷中既有我们的不是,也有顾客的挑剔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依着我当兵时的性格,可能会发生许多冲突。 但得罪顾客就等于堵住了财路,唯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这确实是一种磨炼。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适应生存环境的要求。今天的我能坦然地面对各种批评、谩骂与攻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那个时期的磨炼让我的心宽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性,开始用大脑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四肢了。

让小田与李睿更奇怪的一件事是,住在我家时,她们看到我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压着的全是厚厚的一排排十元钱的人民币,小田问我:“你把钥匙交给我们单独住了好几天,不怕我们偷你的钱吗?”我说:”“我相信你们,该用的就用,这不是偷。 从生炉子、打饭、一起加班到处理了这几件特殊的事,我在她们的心目中成了神,也培养出了她们的自主能力,慢慢地打字室的业务我不再参与管理,而由她们独立运行。 已建立的企业尚无法完全满足院里安排孩子们的需要,我的目标是要给所有从事季节性临时工的孩子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农科院建立了十多个企业,帮院里解决了大量的服务困难,同时也安排了院里上百个孩子的就业,让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在逐年、逐步地提高他们的工资,许多孩子月收入最高时超过了80元,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母(那时一个正式二级工月工资只有40多元钱)。我虽然没有在青年服务社干活,却为服务社赚到了应得的托管费(相当于上缴管理费)。 由于我的成绩,院里后勤干部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调入农科院,解除委托管理,并答应给我个处长的职务,请我认真考虑。正在此时我接到了回社整顿的通知。

饭桌上聊的已经是企业的开办、经营、管理的话题了,既包括了我开办企业的成功经验,也包括了我的雄心壮志和生活理念,以及青年服务社正在清理整顿的现状,最后要分手时,则变成了相珍相惜,戴小明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干脆你来华远干吧”。 事后我们又见面谈了一次,戴小明明确表示希望我调到华远,我也明确表达了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的个性是“宁当鸡头,不为凤尾”,我这个人已经不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指挥了,经过几年的闯荡我有了自己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方法。要让我去华远,必须给我个独立的公司,由我挑选和任命干部,经营调度由我说了算,小公司服从大公司,但公司具体的经营由我自行做主,你不得干涉。只要遵纪守法,要允许我有所突破,否则我宁愿不去。

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我是“官二代”,因此才能在华远这个国企中当上总经理,许多人都以为我拿到的高工资是“拼爹”拼出来的,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经历,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青年服务社中的起步和农科院时的发展,我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华远这个国企。 许多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的父亲是中央部委的干部,根本不可能与西城区这种级别的官员们有工作来往,更不可能用权力影响北京市的区属政府,如果真的要“拼爹”至少也要混入一个央企或市企吧,哪会将我安排在一个区属的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中呢?更何况那时我父亲早已退休,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更没有施展权力谋私的可能。父亲的战友们大都已退休,没有了职务。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父亲即使想给我做任何安排,我也不会服从,我恰恰是要和父亲赌上这口气,才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旧体制的约束,要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每次我去市计委办理批文时,刘晓光处长常常连头也不抬地大喝一声“到外边等着”,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那时的政府机关中的“外面”,不是会议室、待客厅,也没有椅子、沙发,只能在走廊中站着,来来往往的人会将你当动物看一眼,但不会问安,更没有水喝。更糟糕的是,刘晓光常常会把站在外面的人忘掉,有时候让我足足等了四个小时,等到要吃中午饭时,他才走出办公室,才想起来外面有个我在等着拿批文。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和等待,刘晓光才大发善心,给予批准放行。 那时这种气受得多了,但只要事能办了,受气也是值得的,慢慢地我们也成了朋友。

我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并通过公证处做了公证,授权给张小冬,让他去南方负责采购商品,我在北京负责销售。张小冬拿着几百万元的授权书一亮相,身份、地位就大不一样了。那时的广东人已经开始发家致富了,他们看不起北方来的“倒爷”,这些“倒爷”大多是小打小闹,“倒”一次背上两麻袋的衣服、化妆品,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万元,要倒腾电器商品就更没多大油水了,像张小冬这样能拿出几百万元来采购的大客户少之又少,或绝无仅有,因此我们也能成批地拿到最低价的货。我们无法追溯这些货物的来源和是否走私,但我们会在合同中要求有进口报关单和合法手续,以确保进货的安全。 张小冬将采购单和报价传真回来后(那时传真机和复印机都是少有的“先进武器”),我就开始张罗销售的事,有的给了各专卖商店,有的给了学校,也有的给了电视台,那时连北京电视台都来我这里订货,商品还没运到北京,我已收回了大把的银子。

1984年,虽然公司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戴小明却给各公司下达了极高的利润指标,印象中给我下达了70万元利润的任务,按一九分成,一成给企业发奖金,九成上缴总公司。我们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首先放在商品经营上获取盈利,年底结算时我的任务差2万元没完成,戴小明还罚了我200元钱,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但奖金留了十分之一,还是可以照发的。 那时华远就有严格的考核与纪律,虽然职工每个月只有约6元钱的奖金,但开会迟到一次就要罚2元钱,三次就把一个月的奖金罚光了,完不成考核任务同样是要罚款的,纪律严格与多劳多得是约束员工的两把刀。这个创业之初的规矩,几十年来一直是企业管理的优良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记得1984年时,一个区政府的机动财务大约只有130万元,政府的财务税收除了满足“吃饭财政”的公共支出之外,几乎没有能力进行投资建设来发展经济,更无力发展教育、解救民生、补贴贫困。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那时是西城区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区长,也是华远公司的董事,每天最头痛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发展经济增加税收。 当时华远公司并没有这种搞过建设工作的人才,于是我就主动申请承担该项任务,至少我是组织过打坑道、有施工经验、领导过施工队的功臣,至少是个看得懂图纸的“半瓶子醋”,也向戴小明提供了组织计划书。但那时公司刚刚成立,戴小明对我还缺少基本的信任,更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两把刷子,因此拒绝了我的请战,希望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来承担此项目工作。但戴总将提交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如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吴晓灵,尚是五道口的学生时就进了我的专家库;另一方面开始寻找做可行研究的队伍,逐步从商品经营转为靠咨询、研究提供技术服务盈利。 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四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前三个是人大的研究生,老顾则是不用上研究生课而具有研究生水平,也懂计算机的编程和应用,也是唯一一个我与其分手后没再见过的人,据说后来在美国的夏威夷当了教授。其他三位则与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 邹刚后来也去了美国,并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曾与华远合作在美国开了公司,但经营得并不成功。近几年失去了联系,记得他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还没还,但那几年他还是很活跃和成功的。也许成功的博士理论都很不错,但真正下海办公司就书生气太浓了,还不如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实干家。

他们调查了包括广州南方大厦、北京的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当时的许多大型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与盈利情况,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现有商业经营的情况,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对比、建设资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的分析等。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晶,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虽不是最好(尚有许多我们也不懂或不满的地方),却也让公司和区里的所有领导都大开了眼界。

改革之初,许多事情都是由先行者创造出既成事实之后,才变成了政府的相应规定,而我们这一批人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先行者。我们创造了许多中国的第一,也因此改写了许多中国落后的制度规定,虽然华远因各种原因没有成为中国的五百强,但因为我们的推动而受益并变成大公司的不在少数。至少我们承担了推动改革的责任,我们的无私无畏和对陈旧制度的不断挑战,让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了进步,让更多的企业在制度的变革中受益了。

社会无法仅仅用吃螃蟹者从改革中或挑战中得到了什么来评论第一次吃螃蟹的效果和成就,但社会最终会从整个社会与法律制度的变化中给他们以掌声

1984年10月下旬,华远公司在民族馆召开了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陈元书记到场讲话,并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任务:要做一个“西城区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要以当时的情况入手,提出未来数年的中期、长期发展规划。这正是由于看中了我们的可研报告有特殊的新意,也希望我们能利用社会的人才,为西城区的长远发展提出建议。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从一个局部的项目扩展到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研究。一方面我重新组织了原有的研究班子,从了解和分析西城区的现状开始,找出区域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短、中、长期的发展意见;另一方面我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摄、录像设备,用电影纪录片的方式拍一部电视片,将研究报告的精华用电视片的方式反映出来。

我们只有几个人,却完成了一件放到今天也许许多人都无法相信的制作:几十盘的录像带,最终剪接成了一部45分钟的精品,既要说清历史与现状,又要揭示问题与优劣势,更要提出建议、展示未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份厚厚的文字研究报告,印制了几百份,所有报告的印制工作当仁不让地都是由我在农科院时建立的打字装订室完成。虽然每次我们要求印制报告的时间都很紧,但凭着我的老关系,所有人知道是我的活时都十分激动,她们为我的成绩感到自豪与骄傲,都主动地加班加点,精益求精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给每位参会者提供了一份文字研究报告,会议也同样将李三友单独做的报告下发了。会议首先播放的是我们的电视片《机遇与挑战》,一开场就引起了重大的轰动,不但区里的领导们没想到我们会采用这种汇报方式,连外请的那些专家们、领导们也都惊呆了,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电视片从区情开始列举了西城区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地理、经济、现状,暴露了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城市、区域间的比较,从改革的思路、理念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提出和列举了发展的战略与未来的预期。片子放映时的惊讶之情在放完之后变成了全场的掌声,也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一丝的暖意,长时间的掌声不但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也让胡主任紧张的心落了下来。 随后我们又简单地进行了文字报告的发言,解释了背后的原因和我们的思考,并将“繁荣西单,发展西城”八个大字作为最后的总结。 西城区没有什么工业,除了街道的小厂之外,不可能靠工业发展西城的经济,且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商业的经营,财政收入的下降与地震之后西单地区商业活动的减少有着最直接密切的关系。借已经开始的西单旧商业街区的改造之势,将整个西单地区进行改造,变成北京市最大的商业中心区,是完全可能的,也可以带动整个西城区的繁荣。

大量的数据、论证明确了未来几年区域发展的路径,最后经过外部专家与区政府的研讨与交流形成了共识,区政府决定将“繁荣西单,发展西城”作为一项中长期的重要的发展战略强力推进和实施。 正是因为这次西城区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奠定了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的基础,才有了此后西单北大街东侧工程的规划与改造,有了西单北大街西侧“西西工程”的规划与改造,有了中组部的搬迁与改造,有了今天整个西单北大街880米路段的全新面貌,有了将西单与金融街连成一片即西单向西扩展至西二环的战略扩张,又有了如今金融街西扩的战略。 此后的连续四五届政府都始终坚持这一发展战略不动摇,也从这一发展战略中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和成效,既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又增强了区域财政的实力,让西城区从此进入了北京市财政税收的前列,连续十数年获得人均财政收入第一名。 其他几个城区恰恰因为没有在当时确定这样一种全区上下认识一致的发展战略,才出现了这任政府和下任政府在发展地域、方向和实施方法上的差距,长时间靠零敲碎打的城市改造摸索经验,直到西城区推行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初见成效,才引起重视。

我没当过政府官员,但我接触过许多政府官员,也了解许多城市的发展战略及变动的随意性。一个地方政府能否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基本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这个地方是否能稳定发展的一件大事,但许多地方政府是靠官员的长官意志和业绩追求而制定短期发展战略的,因此每换一届政府官员就被动地调整一次战略方向,失去了许多的时间机会和成本机会。虽然城市也在这种忽左忽右的变动中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却缺少整体性、连贯性,也削弱了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 只有科学地分析,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确定以地方经济发展而非以官员短期利益为主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并由多届政府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行,才能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区域发展的优势。

许多人痛恨“官二代”(或“红二代”)们利用父母的职权“走后门”,我确实也多次利用过父母的关系(主要是母亲的关系)办过许多事情,但我可以很坦然地将这些“走后门”的事情写在书里,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自己发财、为了简单的个人受益去跑去要,或形成腐败与贪污。我不能说这些“走后门”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但确实并非出于敛财的目的。 我是靠父母的关系“走后门”当的兵,虽然不是父母主动出面,却必须承认确实是父辈老战友的关系在发挥作用,并且是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但那时我当兵是抱着为保家卫国尽义务的一种理念,而非为当官发财谋私。

我通过父母的战友关系为部队买过汽车、采购过节日的商品,但要解决的不是个人的当官发财,实际上也没有因此升官,而是为部队建设做贡献。 我通过母亲为农科院安装啤酒罐而让小饭馆受益,但小饭馆并非我的个人财产,也不是我的公司的财产。 为了展销会我通过父母的关系给社会提供了商品,同样并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这些商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但要办得坦荡,不是为私、不是为个人谋财富、不是腐败与贪污,而是让社会受益。

早期我所做出的任何努力与创新都被事后的情况证实,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和创造性,缺少的是制度开放的自由,缺少的是市场的机制,只有自由的市场机制才能真正激发整个社会中企业与个人的思想开放和创造力。当时华远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得益于政策的开放、允许试验,也得益于我们这样一群年轻人没有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框框束缚,敢于和勇于进行各种探索,因此有了创新,有了对整个社会的推动。

区里的发展战略确定之后,公司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过各种激烈的争论之后,我们确定了“从经营性扩张到资源性转换”的发展战略,并确定了公司的宗旨和定位是“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明确了华远的精神是“团结、坚韧、探索、奋斗”,明确了华远的原则是“总体最优”。 1983年成立这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时,区里的领导也并不明确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知道要从旧的体制中寻找一个突破口,用新的市场化经营方式探索改革之路,既要解决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又要用公司行为为政府的公共利益提供支持(包括方法、资金和管理上的支持),既要让政府想实现的经济意图有法可依,又要有人去干、有钱去干,华远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人从哪来?钱从哪来?要靠华远自己去解决。华远绝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只图赚钱的企业,华远要成为区域发展的推动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华远采取了“跑马圈地”的发展方式,一些人能提出一些好的想法(也许是并不现实的想法),就可以挂靠在华远的大旗之下,独立经营,上缴高额利润和管理费。那时华远迅速从只有七个党员的小公司发展成有拥十多家下属企业的总公司,“诸侯割据”的现象开始出现,却没有核心业务和拳头产品,一些上不了规模的小公司都在单打独斗,无法形成企业的合力。这种情况有些像瞎猫抓老鼠,碰上谁算谁,碰不上就自生自灭。 那时华远的内部政策,基本上是有好的经营思想和相对成熟的管理团队都给予办理执照、登记注册的支持,但通常没有资金的支持,要靠自己去找钱、找合作、找投资、找场地,并要服从管理、上缴管理费或利润。如果干不好就自生自灭,总公司不救也不安排。改革之初,这确实给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成功或失败至少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试上一把,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了。

1985年华远提出了要向资源转型的战略。什么是资源?当时制约企业发展的要素是资源,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资金资源,二是土地资源。当时的西单地区改造给了华远土地资源,下一步要争取更多的土地资源,同时要解决钱的问题,那就要筹建银行、信托公司或财务公司,于是那时总公司的核心层开始将注意力从开办多个经营性公司与管理这些经营性公司向建立与拥有资源性公司转移了,同时从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提出了要实现“集团化、股份化、国际化”的未来战略。

我曾给胡玫捐过几十万元,拍摄了反映部队生活的八集电视纪录片,就算是做公益。当胡玫拍摄《汉武大帝》时,只拍了几集,原来的投资人就放弃了投资,胡玫找到我让我投资,我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我不投资,你先继续拍片,同时去找别的投资,等找到其他投资时,把钱还给我,通过这种方式解了胡玫的燃眉之急。 后来胡玫找到了其他的投资人,完成了这部巨作。应该说这部《汉武大帝》拍得很不错,也赚了很多钱,尤其是陈宝国的表演在当时也引起了轰动,但我并不眼红,对那些投资赚了钱的人,也许我骨子里有一种对抗的情绪。 胡玫很感谢我的帮助,因此坚持将我的名字放在字幕中制片人的位置,如今大家看到的《汉武大帝》结尾字幕中有我的名字,但我并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制片人。

对我来说这是个谜,对办案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个谜。检察院以为我们是个犯罪团伙,于是按有罪推定先都抓进去再说,反正当时也没有《国家赔偿法》,警察还沉醉在“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那套管理之中,骨子里的想法就是,不管怎样,权力在我手中,想咋干就咋干,只要抓进去就一定能找出点错来,大不了再找个理由把人放了。 不提审时警察时不时地会安排劳动号里的人干活,我们的工作是贴药盒,就是那种医院中常用的装针剂药、长方形、折叠开盖的药盒,里面是一排软隔断,可以放小玻璃药瓶。

在西城看守所和市局看守所时都遇到过一种情况,那就是单位的党组织会在某人被捕入狱之后,先宣布开除此人的党籍,以摆脱关系。其实这一开除的行为本应在法庭的终审判决之后,但当时有罪推定的法理让许多领导不敢也不愿承担责任。 戴小明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开除我的党籍,也没有停发我的工资,他勇敢地承担了作为一个公司领导的责任。尽管我和戴小明之间有过无数的争吵,包括后来的合作期间,甚至会拍桌子,相互之间的基本信任却从未被破坏过,尤其戴在我入狱之后的一系列做法都让我终生无法忘记,不管戴做过多少我认为是错误或双方意见有分歧的事,“朋友”这两个字在我们俩身上是经得住考验的。 我出狱之后的第二天,戴小明就专门请我到燕京饭店吃饭,他问我监狱中的感觉如何,我回答他的则是“还要跟着共产党走”。在狱中我看到了当时的法律的不公平,包括我自己和其他的无罪释放者都是法律不公平的受害者,也看到了监狱中的黑暗面,但我看到更多的则是那些真的违法乱纪者,有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等,有黑社会式的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定生活的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国家的法律和改革开放,中国将不知走向何处去。 而当戴小明问我如何看待被冤枉时,我则回答他“妈妈也有打错儿子的时候”,并没有因此对党的主张与信仰产生动摇。我更愿意相信这对我是一次考验,也是一种锻炼,也许正因为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在此后的生活中更加注意严守纪律和有效地保护自己。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确实犯过许多的错误,走过许多的弯路,我也经常会对一些政策提出各种批评,有些也很尖锐,但我从不认为党的初衷和目标是错的,也不认为哪一个党不会犯错误,更不认为中国目前能有一个新的党能更好地领导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我被叫到了戴总的办公室,戴总告诉我,市检察院来送裁定书了,并且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我要承诺在接到裁定书之后不能去告检察院抓错了人,否则就拖着不给我发裁定书;另外一个是检察员的老婆要调到华远公司工作。这个事由戴小明去安排,就与我无关了。

也有许多人问我,在华远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冤枉,为什么不换个单位呢?在华远不是永远会想起那段伤心事吗?而我当时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个人在哪里跌倒了,就要在哪里爬起来,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证明,我不仅没有犯罪,而且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换个地方反而有可能被人误解为要隐瞒这个处分和不光彩的一段经历,那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就是要在华远公司证明我的一切。 党内的处分是无法撤销的,但我的成绩更是无法否认的,为了给我平反和证明,后来区里选举我当了区人大代表,以证明我的无罪,又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此后又连续当了三届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可以说,政府用这些职务与荣誉为我这段入狱的经历画了一个句号。

脱离苦海的根本不是身在何处而是心在何处,只有心从那段阴暗的经历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人才能真正地脱离苦海。

其实我是个幸运者,虽然在看守所中待了很长的时间,并且最终坐了冤狱,但一般的人难有这种磨炼自己的机会。此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之所以会在遇到各种困难与挫折时表现出超人的镇定,大约就得益于我已从地狱之门中重生了。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也会成为修炼的资本,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正因如此,我从未对冤狱表示过抱怨,反而成为一种骄傲。 狱中人最挂念的是自己的家人,也知道家人的不易,于是有些人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并将财产全部转移到妻子的名下,双方过着外人看不出来的夫妻生活,却免除了后顾之忧,至少从法律上免除了家人的痛苦。改革总是会有风险的,但许多人又不甘心不去改革而沉睡在现有的体制下面,这就犹如小岗村的村民可以为了改革而按下手印,可以将生命和家人的安全放在改革的后面。 活下去当然好,但有尊严地活下去,则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尽管我的家庭信仰共产主义无神论,她的家庭信仰上帝,但并不影响我们相爱,也没有影响我们结婚生子和睦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有争吵,但我永远会记住,在我最困难、最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忠心地相守在我的身边,只此一点,她所有的过错都会和应该被原谅。也许这些争吵并非是她的错误,而是我的责任。或许正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反而更容易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既不会闹得鸡飞狗跳,更不会离婚。 如果说这段看守所中的生活改变了我什么,这就是重要的改变之一——更加珍惜生活、珍惜今天。我已经浪费了最美好最宝贵的一段青春时光,更应珍惜剩下的时光。也许生活中有许多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但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婚姻的责任,也是做人的责任。

我不是圣人,也曾有过苦闷之时的荒唐,但最终我会在不拘小节之中守住大节,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让孝与忠、诚与信,让整个大家庭和自己的小家庭最终融为一体,共享美好的生活。 也许我的一生中最亏欠的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可以给她提供生活的保障,也尽可能地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却无法弥补她为我做出的牺牲。 因为同在一个公司,她不得不从我管辖的公司调到另外一个我不管辖的公司,以达到公司回避制度的要求。当我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时,她彻底无处可去,不得不辞去工作。当我不断地因工作加班、应酬、出差时,她也从问“今天几点回家吃饭”变成了“今天是否回家吃饭”,再变成了“哪天有空回家吃饭”,最后变成了她要有事找我商量需要提前预约我的时间。这对于一个妻子来说确实有些不近人情,没有她的默默支持,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而她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工作而抱怨过。 这种理解与承受,并非每个女人都能做到,能做到的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好妻子。

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工作而无法照顾家庭,上小学时我们就经常周日也无法回家,只能去老师家或独自住在学校。“文革”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同时被关进了牛棚,两代、三代分离,有的还家破人亡。今天仍有许多夫妻、子女因户籍限制等制度原因而两地、三地分居。为工作而加班或加点,无法照顾父母与家庭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了,而这些都体现出我们对人权还缺少尊重,也许是为了能在竞争中生活得更好些,不得不牺牲人权和家庭暂时的幸福。这种牺牲在某些人眼中是暂时的,在许多人眼中却是一辈子的遗憾。亲情、家情有时是不能轻言牺牲的。 我希望看到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满爱,都是幸福的,正像茅于轼老师书中写到的“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追求快乐”,虽然我们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挫折,会有牺牲,但目标并不因此而改变。

我在狱中看到,许多人错在只图一时之快,从而毁了社会,也毁了本来美好的家庭。人不可为一己之私而忘了亲情、友情和家庭,这也许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中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年轻人如果因失去爱情而自杀,或因一时之苦而干出蠢事甚至犯罪,却伤害了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子女和朋友等许多人的各种情与爱,这种自私的、逃避义务与责任的做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甚至也不值得同情。 正因为我有了这样许许多多并不愉快的经历,因此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这些情之意、情之深、情之重,更会努力地将这些情、这些爱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并善待周围、身边、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也善待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媒体中看到我说过的一些只言片语,并将我称为“大炮”,但生活在我身边并对我有更多了解的人则会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也有人会说我只是“抗上”,但从不“欺下”,就像在部队当兵时,最好的干部都是“抗上”而“爱兵”的干部。这么多年的管理工作中,可以说我从没用恶言恶语痛斥过一个下属,我认为,善待员工也是管理者领导艺术的重要一环。

我坚信,房地产开发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手段,我要努力将“死缓”的判决变成再生的动力,要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这就有些像今天从媒体、网络中看到的事,人们几乎可以一边倒地认为被强制拆迁的居民,就一定是正确的,仅仅因为有一些强制拆迁行为是违法的、恶劣的,是强制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利的,由此导致人们对强制拆迁的痛恨,因此大家也就不去分析真正的事实和判断真正的是非了。其实在媒体与网络中也可以看到,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类似情况,那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天价”钉子户,这些“天价”钉子户滞留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有些甚至是租用的公房),也并非是提出了合理的要求而得不到满足,许多强制性拆迁是经过了法院的合理判决的。也许有些人认为开发商都是坏人,因此认为强制拆迁都是开发商干的,也就都是坏事,因而支持被拆迁户。其实大多数的强制拆迁都不是开发用地,也不是开发商的行为,如网络上有名的钱云会案件,根本就与开发商无关,而是电厂的建设用地。 恰恰因为历史上我们曾努力地学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不论事实真相,而以情绪的好恶为标准划线的判断、思维方式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就会出现非甲即乙、非此即彼的争论。当今世界早已不是以主义划线的时代了,不同阵营中的人们都在试图寻找利益冲突或主义冲突中的共识。 如今,不管是在世界合作的经济组织之中,还是在联合国的各种组织中,包括世界各种体育、科技组织中,都不再是以主义来划分阵营和判断对错,而是就事论事、认真分析、友好协商占据了主导地位,遗憾的是,在中国,这种以情代思、以线划对错的“凡是”并没有结束。

1988年、1989年的一连串危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通过集体的智慧和勇敢积极的应对,我们终于化险为夷了。每一次危机来临时,总有一些人退却;每一次问题加重时,总有些人会绝望,但是要敢于正视和面对。只有充分地利用可以寻找到的机会,只有一步步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而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距离目标更近;只有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累积起来,才能攀登到山顶,实现我的梦想。 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是别人送上门来的,更没有什么是可以不付出牺牲而轻易获得的。男人的肩膀只有在重担之下才能锻炼得更加可靠,更加坚强。也只有担当得起历史的重担,才能开辟出创新的道路。

1992年总公司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把总公司与各分公司的领导拉到了南戴河自动化公司的小基地里,专门开了两天的闭门会,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分析国家的经济改革形势,检讨企业存在的问题,充分地解放思想,拓宽改革的思路,重新确定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在这次被我们称为华远公司“遵义会议”的南戴河会议上,总公司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全面进行和推动除合资企业之外的下属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得到到会者的一致拥护。 此前公司都是按企业法注册的,没有员工的股权,也无法吸收外部的社会资金进入,前者无法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以个人技术为支点的高科技企业,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难以实现收入与贡献结合的合理分配;后者则不利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社会资金,除银行借贷之外,难以进行社会融资,而股份制改造则有利于解决上述的问题。

改变管理架构,这可是件大事,习惯于传统管理办法的政府要接受,总公司要改变过去发号施令的习惯,要放弃一部分管理的权力,这种改革,既是从上向下的一种推动,也是总公司管理机制的一种自我革命。过去华远公司中就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这主要指的是经济账,管理上还是总公司说了算,而股份制改革之后,也许连行政上的有些事总公司说了也不算了,如股份制改革后的工会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党支部制度等,都遇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新问题,都需要在改革的进程中一步步解决。 在今天,股份制并非是什么新鲜事,而在当时从国家法律到工商登记注册都还是个试点中的新问题,而更多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什么是股份制,如何操作股份制。 特别是区里各级政府部门管理机构,都对股份制一无所知,甚至不理解什么是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有什么样的约束力! 当我们解开了心中的疙瘩,看到光明时,胸怀豁然开朗了,看到天变蓝了,海更宽了,从高高的沙坡上乘着板船顺坡快速滑落时,从我们喊声中传出的不再是恐惧而是胜利的欢乐。当我们乘车而来时,尚在争论着当年的任务如何完成,而当我们统一了认识,满载着理想而归时,则在畅想着如何创造美好的未来。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但明确了未来中国的改革方向,也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在国内掀起了改革的热潮,让整个社会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让许多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改革初期面临的是短缺的商品供给,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和新生企业多是从产品供给的角度出发寻找生产、生存的机会,也有大量的企业进入流通领域,以活跃商品的流通,解决市场供给短缺的问题,但1992年之后,大量的下海人员、新生的企业则多集中于第三产业的领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也放开了一些过去被严格控制和垄断的行业领域,如保险业、金融业、物流业、高科技产业、咨询、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而那些本就拥有一定知识、理论和眼光的改革者们,就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因此诞生了一批自称为“九二派”的下海者。

1990年年中的郊区工作会上,戴小明再次强调了总、分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几年的变化中,总、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九一分成过渡到七三分成,再过渡到一九分成,总公司只取10%的管理费,剩余利润均归分公司所有,用于分公司的发展),并提出了“诸侯”们可以申请独立的想法,似乎在宣布除了总公司直接投资、由总公司控制的分公司或独立企业之外,其他的独立企业都可以脱离总公司了。表面看,这是给了分公司独立于华远之外的自主选择权,或者是一种“甩包袱”,但我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大家不能抱成一团,那么渡过难关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我们的创业都不易,如果能一起走过五年,为什么不能一起走过十年或更长远呢?虽然各自创办的企业的业务不统一,甚至无法互补,对企业经营的理念还有差异,但毕竟在文化上有共识,为什么不能共同努力一起奋斗呢? 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戴小明要调离了。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主权,需要派一批人在香港回归之前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以稳定香港的经济,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秘密工作,而戴小明就是国家选中的人员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戴要对得起那些因他之名而投靠华远旗下创业的朋友,因此给了大家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自知调离之后无法选择后续接任的人选,也无法预测华远的发展思路与未来。

事后从赵胜利那里知道,赵胜利在谈话时的表态是不想当这个总经理,理由是担不起这份重担。其实赵胜利是个最优秀、最让人放心的看家人,也是最没有想当一把手的野心的好助手。有时一个企业中最难找的不是有竞争力的副总,而是没有野心、踏踏实实甘当副手的看家人。一个公司中可以有无数个能创业和干业务的副总,但绝不可缺少一个可以在总经理不在时、在其他副总杀出去闯天下时,能维持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秩序、保证政令畅通、保证不出各种事故的副总,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放开胆子向前冲,会担心后援问题和大本营的安全,而赵胜利恰恰就是这样一头老黄牛。但赵缺少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发展的规划和敢于承担企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不是缺少承担应尽责任的能力),自知之明让他坚决地放弃了出任总经理职务,这也恰恰证明他对企业的忠诚,也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

。我的想法是,企业主要责任人必须要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员工同在一个工资和奖金的体系中生存,否则就会争取不到员工的信任。只有当自己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时,才可能真正为企业着想而不懈努力,因此我一直坚持在我担任主要职务的企业领取工资(尽管一开始远低于总公司的收入标准),并坚信我有能力提高自己和员工的收入(后来一直高于总公司的收入标准,至今也仍然高于集团公司的收入标准)。 区政府的批示其实是一种不信任,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歧视,让我干着总经理的工作,承担着法人代表的责任和经营风险,却不能有相应的职务和待遇(不管这个待遇高低)。我的配车都是房地产公司的,而非总公司的,这算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吗?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我这个华远集团的总经理大约来自“拼爹”,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靠自己的努力,他们也从来就不相信个人的努力能获得公平的认可。

确实,我在最初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认可,但重要的不在于某个职务是否被认可,而在于你是否有资格担当这个职务。我更看重的是责任,每个职务都是一种责任,这个舞台不是让你关起大幕来欣赏自己,而是要拉开大幕让所有的观众来看你的演出,如果你占有了这个舞台,却不能演出一场让观众热烈鼓掌的好戏,那么当没有观众时,这个舞台也就不属于你了。 我不管区政府是否信任,都要坚持当这个总经理,是因为我曾在这里被关进监狱,我要从这里站起来,证明自己,并最终获得信任。我更不愿意我为之创业、为之建设了许多年的企业错失了改革的契机,不愿意因总经理的变更而让正在成长中的事业夭折,与其让别人去占领这个舞台,不如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坚持当这个总经理,还因为我充分相信,我有能力和勇气处理面临的各种危机,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对策。我相信华远在我的管理之下只会比原来更好而不是更差,只要区政府允许我占领这个舞台,我一定会让这个舞台不断地演出一幕幕的好戏。

当你拥有了百万级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会希望管理千万级的资产,而当你拥有了亿元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就会把目标定在十亿、百亿。正是因为人类有这种不断修订成长目标的野心,也才有了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目标的动力,人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有一个舞台去演出,而是要不停地将这个舞台扩大、扩大再扩大,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们想做和要做的正是要用我们的努力与“优雅”的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

从在部队入党、提干,我就没有一次是顺利的,都经过了多次的波折。在华远的这许多年中,同样是历经坎坷,无论是入狱、平反、处分,还是竞选副总经理、代理法人,一路走来不能说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却也不平坦,许多并不被外人所知的辛苦都被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俗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好“打落牙齿肚中咽”,更多的时候,则是“男儿有泪独自流”。我无法将公司中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带回家中,更不愿因此而破坏本就不太多的家庭生活,所有的泪水都只能留给自己。不是我没有七情六欲,而是我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着我永远也不能将软弱的人性暴露在员工的面前,或许我比一般的人更坚强,经历了更多于常人的冲击和挫折,但我也是人啊,人总会有眼泪要流出来的时候。

危机面前,正是领导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别人的眼中不可逾越的问题,领导却要想出解决的办法,并跨越这些障碍,带领大家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你待在这个位置上的责任。这就是我在华远遇到融资难题时,坐在办公室里望着天花板想到的。

冯仑在1989年之后就跑到了海南,在海南市体改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职,潘石屹、王功权、易小建等6人投靠在冯仑的名下,号称海南“六君子”,下海、烧砖、倒地皮,小潘也号称是干过了房地产,却从没盖过一平方米的房子,更没进行过大宗的土地交易。当我们就万通大厦的土地转让进行谈判时,小潘甚至不知这个行业内的通用术语,不知道什么叫“七通一平”(建筑行业术语,指的是生地在通过一级开发后,使其达到具备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信、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以及场地平整的条件,使二级开发商可以进场后迅速开发建设)。 如今的土地公开市场招标条件中大多会标明土地出让时的基础设施条件(如三通、五通、七通等),是指出让土地外部的大市政配套情况,如路通、上下水通、电通、暖通、雨水通、电信通等,这些“通”意味着项目不需要增加外部市政条件的投入,在建筑红线外已经有了接驳点,可以保证项目的使用。

“什么时候买地?”这也是每一个投资者面临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人没弄懂其中的道理。 最简单的原则是“低潮时买地,高潮时卖房”,但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 地主之所以能成为地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绝不会是在农业丰收的年景去收购土地而成为地主。因为丰收的年景中农民并不缺粮,当然也用不着卖地,如果一定有人要买丰年的土地,那么农民也会按丰年的产出估了高价,那也就没人会去买了。 地主一定会在灾年收购农民的土地,一是灾年农民没了存粮,不得不用土地去换取粮食渡过难关,活下去至少还有生存的希望,如果宁可饿死也不卖地,那么地又有什么用呢?二是灾年土地的价格低,只能以灾年的产量来估值。 因此灾年是地主购买土地的好时机。 但地主靠什么在灾年还能购买土地呢?那就是靠存粮,有充足的粮食渡过灾年,并有充足的粮食可以用于交换土地,还要充足到有能力进行下一年的生产投入和等到获得下一年的收成。如果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有足够能力的循环,那么地主也会饿死。 “低潮时买地”的前提条件是“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我转让土地就是为了获取必要的现金,让剩余的土地能产生更多的效益。

华远则在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之下选择了另外一条生存之路。华远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我们希望股票在市场上流通,通过增资扩股获得更多的市场直接融资,但天不逢时,华远地产公司的股票仅在NET系统流通了一天,朱镕基就下令关闭了法人股流通市场,并在紧缩政策中明确表示禁止房地产企业上市。这种“关门打狗”的政策逼着企业向境外资本靠拢,闯出一条新的改革之路,以突出重围。

房地产则在业务管理上成为集团公司最重要的直接管理业务,并向区、市提供大量的税收,成为区政府城市建设和税收中的主力。 原先“跑马圈地”时的一些企业和后来合资发展的一些企业,则组成了华远的第三板块高科技产业和第四板块服务业。 集团系列内的企业总数最高时达到50多家,主要分为参股、控股、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直接管理、间接管理和不参与管理等多类,逐步进入了快速扩张与发展的阶段。 目前仍有许多人以为华远仅仅是个地产公司,并不知道华远是个企业集团,有四大主要产业板块,房地产只是其中之一,华远的其他企业也曾是各行业中的骄子。

作为一家人,作为亲兄弟,不管我们之间是否有过家庭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亲情都是永远也不可替代的,血缘之情是无法用任何理由隔断的,而这种亲情赋予人们的就是责任。 许多人会说“长嫂为母”(通常是父母都不在世时的一种情况),但关键时刻男人必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尤其现在哥哥处于生死关头,长嫂不但不能为母,更不可能做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这种责任中包括尽一切可能全力救助的责任,也包括承担风险的责任,因为任何救助的行为都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任何决定都可能出现医疗上无法预知的意外,当你要做出常人不敢独自做出的决定时,必须要确定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些风险。 当我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手段时,我背后要有最优秀的医生提供方案;当我决定要将哥哥运回北京治疗时,我要有运输的能力和把握;当我要决定哥哥的生死时,要有一定的医疗依据,并能无愧于我的父母,无愧于所有经历过和知道这段故事的亲朋好友,要让他们对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无可指责。这就是承担责任。 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我只要认为可行就不会向任何人请示。我们都不愿意让父母知道此时的情况,更不希望他们为此事操心,尤其是不能让他们去做决定并承担责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只要我还有能力去做出决定,就必须用自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

宁高宁无疑是我见过的所有企业家中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不但自己有一套思维清晰的管理章法,同时最具机会投资的慧眼,最能清楚地判断投资的利弊和风险。 和宁总汇报或会谈几乎不用过多地解释,他懂的实在太多了,每次都能一针见血地把问题的实质点出来,能最直接地提出其最关心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也能最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判断和可能出现的风险。 当我向宁高宁和黄铁鹰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这次合资的投资组合情况,以及今后在香港上市的设想之后,立即得到了宁总肯定的答复。 一年前我们第一次接触时尚停留在项目的层面——推销一块土地,而宁总更关注的不是一个项目,而是进入一个行业或领域。这次我向宁总推销的是一个公司、一个完整的专业团队时,宁总认为这恰恰是其进入地产行业、进入中国内地房地领域的最佳途径,也恰恰可以解决华创企业利润低的问题,并是一个可以迅速获取盈利及改善财务报表的好机会。 宁总一锤定音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但尚有许多细节要协调

不管怎样,我都艰难地走出了这关键的一步,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推动了中国合资企业立法的进步,也为此后的企业打开了一条通往国外的合资通道。此后的万科被华润置地收购,就是延续着华远走过的这条路径而实现的。

这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地产公司,其案例将成为今后中国房地产企业在香港甚至在境外上市的范例,不但香港联交所十分重视,连美国的法律、欧洲的法律也要兼顾,否则就无法说服和吸引投资者进入香港的市场和购买公司的股票。 我们所做的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大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比其他人更多的压力,也需要有更多的能力与勇气。 尤其是此前北京发生了王宝森副市长自杀事件和陈希同被捕事件,北京市不得不将用BTO式吸引外资共同建设京昌高速路的合同撕毁,引起国际资本对北京市政府的执行力和信心的怀疑。此时我的一举一动都牵涉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的上市推销中被问到最多的也是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公司上市成功与否关系到北京市的吸引外资政策和重大的发展问题。 为此,北京市政府将我们的上市作为北京市的一件大事,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事后我们才知道,吴仪部长为此事专门见了朱镕基副总理,在朱镕基的办公室中待了数小时,向朱镕基阐明不能上市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事,也会影响北京市和中国的国际信誉和招商引资工作。吴仪部长还自我检讨地将全部的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为企业摆脱责任,终于换来一句“下不为例”放行了。半夜1点多,宁总才接到8日可以正式敲钟挂牌交易的“命令”。 国务院虽然对华润(北京)置地公司的上市放行了,但“下不为例”,专门出台了《关于红筹股在香港上市的指引》文件,用这个文件堵住类似的借桥上市。当境外上市融资的大门打开之后,很多企业回避中国境内的各种限制性文件,寻找合理合法的境外融资之路。

华润不但与华远有着不解之缘,同样与万科有着不解之缘。华润的黄铁鹰,这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硕士生,精通企业的管理理念,现在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学访问教授,专门讲企业案例分析和企业的内部管理,也出过几本“领头羊”之类的书籍,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也是个优秀的将才,却不是个有深谋大略的帅才。 黄铁鹰也曾任过万科的董事,华润与万科的交易正来自于王石的“减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企业,大多中过“多元化”的毒,都采用过“跑马圈地”的办法,看到机会就去试试,一是因为没有一个支撑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二是因为没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主业,于是总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大约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结果。 几年的磨炼之后,王石认识到,要集中精力做好主业,并将这个主业选择为房地产,因此决定大刀阔斧地做“减法”,将万科非房地产的多元化都减掉,将管理的核心和资金集中于房地产的产业化。

当年冬天,俞部长和谢家瑾司长等人到香港时,宁高宁接待了俞部长,饭桌上听到的是俞部长的一顿臭骂,说我太缺少政治敏感性了,怎么可以在国务院文件刚出台时就公开批评呢? 也许当时朱镕基的首要任务是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个破题的大局,而我说的应同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则是个局部的小局,但如果在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增长之后不去补这个缺陷,就可能造成今天恶补的局面。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并不知道我也许是在房改文件出台之后第一个提出必须同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人,大多数人只是从媒体中看到了一个被扭曲的侧面,以为我只在鼓吹房价的不断上涨,却并不知道那段曾经被政府批评的过去——问题的核心正在于市场化时应同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 关于建立廉租房的制度化问题,我连续提了10年(包括我的政协提案),终于在2007年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文件,正式将廉租房的建设与保障问题纳入政府的责任之中。整整10年之间,即使那时每年只建设几十万套,今天也用不着为房地产市场的

当年冬天,俞部长和谢家瑾司长等人到香港时,宁高宁接待了俞部长,饭桌上听到的是俞部长的一顿臭骂,说我太缺少政治敏感性了,怎么可以在国务院文件刚出台时就公开批评呢? 也许当时朱镕基的首要任务是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个破题的大局,而我说的应同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则是个局部的小局,但如果在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增长之后不去补这个缺陷,就可能造成今天恶补的局面。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并不知道我也许是在房改文件出台之后第一个提出必须同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人,大多数人只是从媒体中看到了一个被扭曲的侧面,以为我只在鼓吹房价的不断上涨,却并不知道那段曾经被政府批评的过去——问题的核心正在于市场化时应同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 关于建立廉租房的制度化问题,我连续提了10年(包括我的政协提案),终于在2007年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文件,正式将廉租房的建设与保障问题纳入政府的责任之中。整整10年之间,即使那时每年只建设几十万套,今天也用不着为房地产市场的越调越涨发愁了。岁月只留下了我发言的痕迹。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从党的十四大文件到此后的所有改革,强调的都是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强调的恰恰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多劳多得,小平同志实行改革的本意,正是要打破“大锅饭”,调动生产力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力的潜力。创造社会财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之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反对平均主义对劳动生产力的破坏。但国资委成立之后,似乎所有的政策措施与管理不是向前面而是向后地大步倒退。

我坚持华远集团应成为国有资产,并说服区政府用减税、退税的方式向华远集团公司注入国有资本金,以使华远集团公司名正言顺成为真正的国有企业。 如今当联想私有化之后,当无数同时代创业的红帽子企业都私有化之后,许多人对我当年的坚持表示怀疑和不解,似乎是走错了一步。如果当年我顺理成章地摘掉红帽子,也许我今天早已是个富豪,华远也早就不是今天的发展规模了,但我从来不为此后悔。也许是我的父母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当华远立业之初将“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当作宗旨时,我就始终坚持认为华远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企业服务于国有资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终于西城区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了西办发[1998]30号文《关于进一步促进华远集团公司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华远集团公司免缴国有资产收益,并将企业所得税由33%降为26%,上述退税资金变为国有资产直接投入,从此之后华远集团公司才有了国有资本的投入,变成真正的国有企业。

国土部并不把法院看在眼里,并把欠钱不还看成是应该的,而且试图用各种无耻的官僚手段赖账,我无法想象,堂堂的一个国家部委居然没有丝毫的契约精神,甚至连最起码的耻辱感都没有。 国土部领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停止给北京市审批一切土地指标来威胁北京市政府,这让刘淇市长大怒,直接要求法院判华远败诉。华远手中有无数的证据和盖着政府机构公章的欠条,法院明确答复市长,法院无法判华远败诉。但刘淇市长有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华远在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的节奏。 政府机关明确地向华远发出信号,要求华远撤诉,否则将无法顺利办理任何审批手续。汪光焘副市长也多次在大会和公开场合指责华远状告国土部是不讲政治,影响了北京市的发展和土地审批工作。 国土部领导做的第二件可耻的事则是指令北京市房管局(当时北京市国土局合并在北京市房管局内统一办公)合谋故意造假,试图用此用地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来赢得华远公司的诉讼,并用领导指示的方式让法院推迟开庭时间。 法庭受理本案之后,决定于1999年9月1日正式开庭审理本案,并发出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却于开庭前三天临时通知说因国土部的两位诉讼代理人要去日本出差,故本案延期7天开庭,为北京市房管局和国土部合谋造假争取时间。

市场经济是中国不得不走的路,契约精神则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一道长城。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一定无法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契约精神,也难以强大。 旋涡中心不仅仅是这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是我个人无法抗拒的政府力量,还有市场的力量,而市场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的力量

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被许多领导抱着,这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的官气,反而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人不管官有多高,权有多大,从不在下级和普通民众面前耍威风,他们可以抗上,可以去拼命,却不会将一身的傲骨、傲气端在桌面上,而是将它们撒在对敌的战场上。

按照合约,华远地产从国内收购了所有的实质性股权,保留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府以固定还迁楼为条件的10%的无投资与经营权的股权。北大青鸟则同时在香港收购了香港公司的控股权,变成了多重交叉官司的交易。于是我只好与北大青鸟签署境内收购股权的再交易,将这些股权转给北大青鸟,退出了这个项目。其中,东城区区政府某些人的腐败是我选择退出的重要原因。 缺少最基本的契约精神,是这次收购失败的重要因素。当时项目已经具备了竣工使用的条件,但打了数年的官司并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东城区某些人的腐败,这个项目大约早就竣工许多年了,产生的税收也远远比东城区政府某些人索要的那些小钱多了不知几百倍。

不管一个项目可能产生多少利润,有多大的诱惑,或许没有法律上的风险,但如果合作方没有市场中最基础的契约精神,就永远不要合作。所有的市场交易中最起码的一条合作底线就是绝不要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说白了就是绝不能与不讲交易规则的骗子打交道,尽管你可能比骗子更聪明,你也许有充分的法律意识保障你的利益不受损失,但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防一个站在你身边的骗子,并且这个骗子靠你的劳动获取利润。更不可为了完成一个交易而容忍官方的腐败,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很可能在某一天把自己送进坑里,把牢底坐穿。 这个失败的收购几乎浪费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和数亿元资金的投入,我必须承认这次收购的失败,如果用同样的精力投资收购的是别的项目,也许会获取更大的利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半路及时地转向新的投资,并没有将金钱和时间纠缠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中国的土地供给制度是垄断稀缺中的竞价,同样是价高者得,于是地价一路上涨,但土地的价格本应是由产出决定的,而产出品的价格由消费者决定,当商品稀缺时,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商品房这个商品的价格既决定于土地的成本,也决定于供给的数量,更决定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能力。 只要市场中的游戏规则是公开透明的,那么商人获利多少就与奸不奸无关了,判断标准则是商人是否诚信,是否严格地信守契约,如承诺的商品质量和数量的保证等,而不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当购买关系形成价格,一定是双方同意才能成交的,而不可能是一方不同意而能成交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只有在达成一致时才会生效

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总以为我和小潘的业绩(我不敢用“成功”两字)是靠违规违章、偷税漏税或贪污腐败换取的,却不知道越是出了名的企业越会引起各种监管部门的重视,越会被派出更多的调查组来审查、抽查。早期税务局曾每年连续9个月派驻各种调查组常驻华远公司,直到他们查无可查才给华远发了荣誉纳税人的证书,并不再常驻。 国有企业获取的各种利润都与我个人无关,我未从国有企业中领取收入,而华远地产公司则是集团的下属企业,必须受上级部门的监管,利润再多也同样装不进我的口袋里,我犯不着为不属于个人的利润承担风险。尤其我是个曾被关进监狱、接受审查而无罪释放的人,深知没事也会有人找麻烦冤枉你入狱,更不会去犯这种错误。 我宁愿承担风险去突破体制上的障碍,推动法律与制度的改革,这是国家体制建设的大事,但不会为了企业的利润干违法的事。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为什么胡润榜上有许多的开发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除房地产外,中国几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产业都被政府垄断,个人无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润榜,如矿业、石油、电信、银行等行业,有些煤贩子很富有但财务不公开,所以上不了胡润榜。其二是杠杆效应的规模效益,这个杠杆有二:一是生产经营中的杠杆效应,开发商可以利用银行信贷和购房人的预付款扩大生产规模,而其他产业很难利用这种金融的杠杆效应;二是上市之后的杠杆效应,让一些人的财富可以数倍或数十倍、数百倍地增长。其三是规模与营业额巨大。从单位上讲也许每平方米的房价比不上汽车,比不上许多产品的单值,但规模化的总值却无法估量,这就形成了规模效应,从行业上讲全国任何单一行业都达不到房地产行业的营业额能力,但生产周期长、单值毛利率并不能证明房地产业的暴利。

汪部长又提出了一些看似是我的问题,其实都是张冠李戴,正当我与汪部长争执时,小潘站起来要出门,汪部长大喝一声“小潘不许逃会”,小潘忙说:“对不起,汪部长,我要上厕所。”其实小潘已不是第一次跑出去上厕所,大约是看我与汪部长吵得凶,怕牵连到自己,害怕地找了个借口要溜出去。 那天天很热,好像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按事后小潘的说法,我与汪部长两个人都吵得脑袋像个蒸锅,冒着热腾腾的白汽,吓得小潘总想尿裤子,只好一个劲儿地往外跑。

那天会上讨论了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与分配问题,我直接指出正是汪部长任北京市副市长时购买经适房没有任何审批制度,任何人有钱就能买,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剧,而低入家庭无法分享公共福利。 要求开发商合理制定住房销售价格,但没有土地供给的开放,如何保障充分的房屋供给呢?当土地价格不断高涨时,又如何在昂贵的土地上扩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呢? 也许是建设部很无奈自己管不了信贷政策,管不了货币政策,同样管不了土地的价格,又恰恰承担着管理和抑制房价的责任,只能强调让开发商降低价格,这又怎么能让开发商不与建设部进行辩论呢?而开发商摆出来的事实、提出来的问题恰恰是汪部长无法解答的。 许多外地来的开发商也许没见过这种你一句来我一句往的争吵场面,坐在汪部长旁边的谢家瑾司长也悄悄地摆手暗示我不要再争,但我习惯于这种直来直去的争论,更知道经过建设部暗查之后证明我自身没有能被汪部长摆到桌面上修理的问题。

几天后与刘志峰副部长一起聚会时,刘部长问起了那天开会的情况,并说第二天汪部长高高兴兴地跑到刘部长的办公室,说:“昨天把开发商请到部里来臭骂了他们一顿。”刘部长反问汪部长:“你请大家到部里来,就是为了骂他们一顿?”汪部长无言以对。坊间的传说则是开发商把建设部汪部长大骂了一顿,小潘也成了会议中的插曲。其实谁骂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能在争论之中找到合适的政策,市场才能健康地发展,但从上到下,这种认识从来就没统一过,尤其是有能力影响和做出决定的一方,从来没有将社会的意见当成一种帮助决策的营养,而是当成了对立的垃圾。

质量担保不同于保险,保险是一种风险的补偿,是按出事故的概率保证出事之后的赔付,但质量担保的目标是不赔,不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质量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让建筑工程不出事故。我将华远二次创业之后的第一个项目——海润国际公寓实行了第三方担保,把精装修和配备的家具同步纳入担保,因此获得了质量保证。 全国大约只有华远敢公开提出质量问题,不是华远不承担质量的事故责任,而是华远用第三方质量担保的方式将质量的保证责任转给了第三方,交房时给客户一张质量担保的单子,当客户对质量不满意时也可以凭单子索赔。正因为有了可能产生的索赔,施工单位必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证质量,质量担保单位也会在生产过程中不间断地检查。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是管理问题,与交易行为无关,放弃对质量的法治管理才会产生质量的问题。

北京市规划局的前任局长平永泉也曾是华远的董事,但华远并不会因此干违规违章的事,包括突破限高和提高容积率。华远赢得了各级机关的信任,因此市规划局才会找我协商,认为我一定会努力承担责任,不让市规划局难堪。 是的,我准备给汪部长写检讨了。我多次与汪部长联系,希望能当面汇报,但都没有回音,于是我写了一封长达万字的检讨,向党表忠心,向汪部长做检讨,并表示道歉,同时为市规划局做了解释和辩护,态度诚恳得连我自己都要落泪了。 两天之后苗乐如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天开会时汪部长说你写的检讨很深刻,他很高兴,并在大会上表扬了你。” 其实,汪部长就像个老顽童,当你认真地向他汇报并提出不同意见时,他的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也许每个人都这样),但当你认真地向他做了检讨,他会高兴地又把你当成朋友。我与汪部长的意见常不一致,也常争吵,但我一直认为汪部长是个不贪不腐、认真工作的好官。

当我汇报完整个企业的情况之后,区委书记与区长都坚决不同意我用华远地产的资产置换股权而上市,坚持要让这家企业退市,自生自灭。虽然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我必须执行这个决定。 会上,无论我怎么申辩都无法改变领导的看法,大约事前他们被国资委不熟悉业务的书记吓住了,我不知道那位书记如何向领导做的汇报,但我知道那位书记根本不懂企业,不懂实际的企业经营,更不懂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因此不管那位书记向领导汇报了什么,都一定是不承担任何责任与风险的逃避,绝不会对企业有任何的益处,尤其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将给华远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

华远的成立本是个改革的试点,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却没有国有投资,实行的是完全的民营化管理。在成立国资委之前,华远每年的资产都打滚翻番地增长,十多年时间增长了6000多倍,从20万元的注册资本翻到了130多亿元的资产总量,纳税超过100亿元,还为政府做了大量的无偿贡献。但成立国资委之后,从干部的任命、投资的项目、经营的内容、资产的买卖、奖金的发放、出国的考察和谈判、每年的投资预算、计划和利润的分配,到所谓的计划考核等等,无不请示汇报,而许多审批过程和限制条件严重地捆住了企业的手脚,延误了决策的战机。大量的各种政治报告与学习,占用了管理层至少3个月以上的工作时间,也让企业的发展步伐慢了下来,由于国有资产的损失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条件,让企业的管理层能胜不能败,无法承担风险,变得异常保守。

华远第一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和税收,也创造了巨大的收益。第二支柱是服务业,如购物中心、旅游、餐饮,这些企业安排了大量的就业,却不会比房地产产生更多的营业额和税收。集团公司同时持有部分物业的出租和高科技公司,也曾多次承担国家“863计划”的科研任务,并多次获得科技奖和金奖、二等奖等,但很难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民用产品。 如果一个企业不敢投资,不能承担投资的风险与损失,怎么可能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呢? 尤其是国资委不认为国有企业应有损失,对增值考核又是鞭打快牛,如果今年的增长高了,明年就要在今年的高增长基础上再保持高增长,但企业怎么可能连续保持高增长呢?经济怎么可能没有起伏呢?于是企业只好每年都保持略高于考核指标的较低的增长水平。因此自有了国资委之后,企业的发展速度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企业不是努力地向前冲,而是越来越保守,可以不获利,但绝不承担风险,并不许有损失。 这样企业就无法在股票价值的高点时出售资产,因为今年的利润高了,明年没有股票行情时就无法弥补,所有的资产转让的特殊收益都变成了一种负担。管理者宁愿不获取这个利润,也绝不愿看到第二年员工工资收入下降,故会更加求稳而放慢步伐。 更让企业经营者寒心的是,国资委那种完全没有基础信任的审查和完全没有市场经验的保守判断。最值得一问的是,企业的经营者难道要向管理部门的科员、科长去请示工作吗? 我不想说没有国资委的时候企业是如何管理、如何生存与发展的,我只想说华远的党组织可以主动开除不合格的党员,华远的党委可以随时撤换党委委员,华远的党委也可以随时撤换常务副总一级和分公司经理一级的干部,并且绝不会因撤换而形成“上访”,这就是一个民主、公正的党委的作用,而这是国资委无法做到的。

许多人在关注、议论和批评我从上市公司获取的劳动报酬太高了,尤其是有些人认为华远的经营规模远远小于万科,凭什么任志强的劳动报酬比王石还高?(这两年,万科的净资产回报率提升了,王石的薪水也远远超过了我。)这大约就在于许多人只看到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没有看到经营者的个人能力,如果按谁能用同样的钱创造更多的利润看,我的劳动报酬应比王石高出许多倍才对。为什么我的股东们愿意支付给我更高的工资?正在于他们知道华远的盈利能力远高于万科的盈利能力,这才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尽管股东同意支付我高额的劳动报酬,按照国资委的规定我只能领取国资委批准我领取的部分(大约十分之一),大头都记在公司的应付工资的账上,但这个劳动报酬表明的是一个人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价值,是对经营者业绩和能力的一种评价。 回想2006年几件涉足于资本市场的大事,最令人无法挽回的损失则是国资委的错误决定,使得华远地产未能装入自己的壳公司中重组,不仅造成数亿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如果华远自我重组,则没有财务上、董事会上、股东争议上的各种矛盾,可能几个月就能完成,不但有可能获取在股市牛市高涨中融资的机会,也能让企业在应付危机和调控政策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国资委的错误决定让企业失去了再融资的良好时机,这也是许多年都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一步落后,则可能步步落后,数年落后。 市场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抓住机遇,而机遇常常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很遗憾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资本市场中继续等待了,或许我将为此终身遗憾。

国有企业获取的各种利润都与我个人无关,我未从国有企业中领取工资,而房地产公司则是集团的下属企业,必须受上级部门的监管,利润再多也同样装不进我的口袋里。我是个曾被关进监狱、接受审查而无罪释放的人,深知没事也有人找麻烦冤枉你入狱,更不会去犯这种错误。我宁愿承担风险去突破体制上的障碍,但不会为了谋取私利干违法的事。

这一年我也提出了“两防”:防止干部老龄化,防止思想退化。同时我进行了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撤销了集团公司常务副总和三个分公司的经理,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008年是华远成立25周年,华远是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改革试水而成立的公司,那时已在国家体制内工作的人员大多不愿离开那个“保险箱”,就业也都会优先选择进全民所有制的工厂或企业,而华远这样一个没有纳入计划经济系列的市场化企业,则多是那些想闯闯世界的人才愿意进来,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

企业内部最难办的就是处理这些老臣的问题,更有些老臣不但和我并肩作战多年,还有的在进入华远之前就与我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他们明确有严重的错误或生活的把柄,那么理所当然会按法律或纪律办理,但恰恰这些东西又很难查清或说清楚,难以确定这中间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时就会在处理上面临许多压力。 我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我可以允许努力和认真工作的下属出现工作失误,却难以容忍他们为私欲而利用公权,更不能容忍有任何的对企业不忠的背叛,而所有的纵容都可能造成他们的大错,如不能及时解除他们的职务和权力,不能及时亡羊补牢,那么就有可能给企业或个人带来极大的损失,甚至可能造成犯罪。

一位曾经的老领导对我说过:“要有处长之才,才能干好副处长的活。”才要高于岗位半格才能胜任,不是当了处长才有处长之能。否则既难为了下级也难为了上级,培养干部是应该的,但不能让其负担与能力的差距过大的责任。将不胜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不是培养而是折磨。 这位领导也曾说过:“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时间长了,就自以为劳苦功高,会产生惰性。这种人如果不能再产生动力,就必须换掉。”中国文化传统中,最难搬动的往往就是这种老臣,因为顾忌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老臣亦常常阻碍着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最近与马云的一次谈话中,我们就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马云也准备用高薪请神的方式将所有创业时的老臣都清理出重要的实权岗位,让他们有名、有钱而无权,这大概是管理者在企业发展中发现的一个共同规律。

我在华远集团公司的管理岗位上同样待的时间过长,也越加保守,但这种保守恰逢国家不断对房地产行业严厉调控的时代,因此保守虽让企业发展虽然慢了,却平稳了许多,规避了许多风险。我与马云同样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这一代的创业者准备退出舞台时,应给新的后来者留下些什么。如果不能用我们的手换掉这些老臣,则一定会给后任,那些并非最初创业者的年轻人,留下许多包袱和障碍,那么还不如由我替他们扫清这些障碍,让后任者少背一些包袱。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分工组织,但长期的雷锋精神的愚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似乎让营利成为了一种不道德的品质,让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了“可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特征。长期的计划经济观念,总让一些人指望着可以退回到无偿的社会福利分配时代,以为因市场经济而带动的住房生产可以无偿或低价地进行再分配。当企业不能通过市场盈利而满足股东的回报要求时,仍会有大量的生产与产品服务吗?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市场经济是靠盈利能力来吸引投资扩大生产的,资金总是流向利润与效益最高的行业,这样才能通过价格去调节商品的供求关系。当产品供应不足时,则价格上涨,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以扩大生产;当产品供给过大时,则价格下降,排斥一些投资的进入,使产能过剩得到调整,而恢复合理利润,这种市场的意识与调节,恰恰靠的是价格与利润的关系,即所谓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市场开发商的工作是生产最好的产品,以提高社区或城市的价格,也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成为城市的雕塑或标志,政府的调控政策似乎却总是强调价格与民众低收入的关系,而不能从提高民众收入上解决问题时,就用抑制商品的价格来牵就于不能提高的收入,政府的调控政策并不希望开发商产品的创新,节能与环保会提高房价,既不想降低政府从土地中获取的大量收入,又强制市场不能提高商品价格,那么这些产品又如何能提高城市的价值呢?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会欢迎开发商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建设一堆垃圾,也同样没有一个社区会愿意和同意与一个会让自己购买的住房贬值的楼盘为邻,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环境会因新的楼盘而改善和升值,但中央政府和那些没有购买房屋或尚无力购买房屋的人们却在拼命地用价格作为拦路虎,试图挡住任何的进步,也许他们也在期待市场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他们同时期望这些更好的产品,能有一个比那些较差的产品更低的价格。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向社会中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是政府的责任,这些保障性质的产品不应高于购买商品房的消费标准,政府却希望市场能自觉地替代政府的责任和财力,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比纳税人自行购买住房更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不惜采用各种行政干预的手段来限制市场中的合理价格与合理消费。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从经济规律的角度看,找不出任何对政府以控制价格为目的的调控政策的合理解释,而只能看到政府为逃避自身责任给出的理由,当政府试图用土地的垄断供给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财力,又不肯将这些财力用于向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保障时,就只能将承担这些保障的成本转移给社会,转移给市场,转移给消费者,用抑制消费的方式,改变市场中短期的供求关系,以行政的手段转移社会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和住房供不应求的主要矛盾。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民与商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且商将民称为“上帝”,岂有商得罪于民的道理?但现实之中商被当成了奸商,民与商之间形成了对立,请问如果是自由的市场,民会选择奸商吗?可如果这个市场中就只剩下一个全都是奸商的行业,那么就一定是制定市场游戏规则的政府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不用法律对奸商进行约束和严惩呢?为什么政府仍在与奸商们进行着各种交易呢?

从中国整个的受教育程度看,不是中国的大学人数多造成了就业的困难,而是中国的大学未能尽到教育的责任,让名义上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并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与社交技能,缺少基础的训练,没有独立思考与独立面对复杂社会与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对挫折鼓起勇气站起来的能力。过多的依赖,让多数人只能盲从而不能独立竞争,以至于拿着高学历,却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甚至出现过许多自杀与败落的现象。 这大约也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但到国外学习的,也有许多是独生子女,为什么这些人都能自立呢?内外差别中,主要的还是教育问题。

因此应该承认,这种趋势主要是缘于教育的质量、素质和水平的差别,而与爱不爱国,是否完全有经济能力无关(许多留学生出国学习,都是国家出钱或奖学金),更不是什么纯政治问题。反倒应该检讨的是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资源配备的不合理性,以及应试教育的弊病。 最终,所有的教育又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关。当一种政治制度无法向学生提供一种全世界共同的学习与研究环境时,就必然会只输入一种单一观念,如坚持某一种主义。学校无法平等地让多元的思想进行博弈,尤其是无法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地表达,那么就不可能碰撞出生命的火花。学生都只能在传统的教材、统一答案的标准模式下,像产品流水线一样生产出同一种标准的模块式人物,那这些人就大多只能是人力,而无法成为人才,反倒是一些叛逆者成了奇才。 同时,由于政治上的不开放,许多陈旧的教材不断重复着错误的理论和非客观的历史,让学生从认识方法到最终结论都无法更新,更不用说创新意识了。一些学校还错误地以为可以在学生的学习期间鼓励他们技术创业,而不是鼓励他们参与更多的自我组织的社会活动,反而让这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发财最为重要,技术最为重要。 其实,培养社会的组织能力与风险承担能力能力是建立团队与从事经营活动的基础。企业没有组织能力,再好的技术也难以变为市场中被接受的产品,更不可能有更大的推广。我始终认为,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和组织能力是教育的核心。

古人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方法是以疏导为主,李冰告诉后人的是无坝的水利工程最可靠,但政府的行政调控则更多用的是堵的方式,筑起一道限制消费需求的大堤,为解决眼前的供求矛盾,不是用增加供给,而是限制需求,从而为后来的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每次需求被限制之后,如果消费者真的因政策的调控买到了价格大大降低的住房,那也算是行政的一种成功,可惜的是,当价格因调控政策略有松动时,人们以为政策的威力还没发挥出来,以为还会有更多的价格下降,并不愿在这时出手,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价格又开始回升了,想出手时价格又变得更贵了,那些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再也按捺不住,一拥而上,反倒推动着价格更加上升,想买房者一次又一次在失望中悔恨,并把这种仇恨转向了开发商,转向了调控政策。 当开发商有大量库存时,因政策调控不得不适度降价,以收回现金,却不会在没有市场预期时进一步扩大生产,于是当解决了现金流的时候,市场中的库存也开始下降了,就将剩余的产品用高价出售,以弥补前期降价的损失,于是价格又开始回升了。 如此的反复之中,消费者中一部分人享受了调控政策的红利,但另一部分人则承担了这部分红利的转移,消费者整体而言并没有得到实惠,希望太高时反而让失望更多了。

一个涉及整个国家的住房政策,却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只用政府的强权和个别人的意愿就贸然做出决定,只能说明当将经济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时,必然会出现巨大的偏差,即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可以勉强执行,也会留下更多的后遗症,让经济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之下,不断地暴露出问题。 也许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任期制所造成的恶果,本届政府只考虑当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尤其是没有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民众对行政错误的追查能力,政府可以不计后果,即便当期执政期间的负面效果出现了,也可以将所有可能产生的矛盾,扔给下一届政府。

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面对错误是一门学问,尤其是一件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错误,如何面对公众,面对媒体,面对合作伙伴和用户,更是一门大学问。 综观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的这类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中,不是隐瞒就是欺骗,总是捂着、按着,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临时工等,都是极大的失败,并且还会因此失去民众对他们的基本信任。小潘面对多次危机,他却每一次都能正确面对,借媒体公开爆炒事件的本身,成功地宣传了自己的品牌和公司的诚信,赢得了更多的公众信任。 这次也一样,小潘敢于让自己面对媒体的质疑,反而消除了负面的影响,赢得许多人的同情和帮助。这恰恰是我无法学会的。

船行入大海之中时,最怕的是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方向和动力。我们不管经历多少风吹雨打,都不能放弃既定的目标,更要找到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支点。家庭、朋友之间的交往,恰恰是摆脱困扰、放松心灵的港湾,在匆忙应付四面八方的冲击中,给自己留下一个平静而快乐的空间。 从那以后,无论是媒体上、网络上、微博中,总能看到我和小潘在一起的报道,哪怕我们本没在同一个场合出现,也会被故意放在一起。更有许多报道用PS的方式将莫须有的事情编成故事,并流传甚广,真实的故事却无法呈现。

我却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博客上的骂我认为无须理会。这些骂声大多是因为对我提出改革认识的误解造成的。明为骂我,实际是表达对体制与改革的无知,真正应该骂的不是正确地解读市场的人,而是造成市场扭曲的背后的人,而这些是与我无关的,我只是当了个替罪羊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佛语并非单单鼓励人做牺牲,更多的是让人能负担起责任,有宽容之心。某些事总要有人做,许多人不想做的而又必须做的,那就我来做,这可能就是责任的承担吧。当我放下了虚荣和面子,当我理解了这些骂人者的心情和初衷,我就理解并宽容了他们。海之所以大,恰在其可容万物。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却有些大量,可以坦然面对针对我的那些丑话、脏话,甚至故意回复他们的问题,解除他们的压力,当微博可以在媒体的报道之外更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理念、信仰与思维方式时,这种正面的回应,反而赢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掌声。对待微博,其实跟对待人生一样:微博中害怕被责骂,就难以进步,更难以承担责任,生活中不能正视困难、挫折与失败,也同样难以进步。 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如微博上与社会上总会有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对问题的片面了解发表言论。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与认识。

2011年我满60岁时就会按国资委的规定从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与国资委直接管辖相关的工作,但按照相关的规定,作为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不足50%的占股比例为相对控股),国资委并不直接管理华远地产公司,不参与华远房地产公司任职的决定,并且我还是在任的北京市第11届政协委员,按规定也可以不办理退休手续而继续任职,因此就有了“退而不休”的说法。即从华远集团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中退出(包括与集团相关的企业兼职),而保留华远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继续在地产公司任职。退出了国资委管理的国资系列,但保留了上市公司的职务。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诚意,是从每一个生活中的细节传达的,尤其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企业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要比用各种声音和文字的教育对员工的影响大得多,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比仅在耳朵中听到的要真实得多,这种长期接触中的印象,会在员工心中扎下深深的根。 我不是神,当然也会犯错误,但我一直坚持以身作则的作风。比如我完全有条件有权力建立员工食堂中的干部灶制度,我也可以让服务人员送餐,但我坚决不干这种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这种共同福利上搞特殊化,而是和员工一样排队领餐,吃同样的饭菜。 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比如遇到不能中断的会议,或者要去工地处理紧急事务,我会要求送餐,或提前用餐,这不是搞特殊化,而是任何一个员工如有这种特殊的工作需求,都能提出送餐到会议室或提前就餐的要求,这也是食堂服务的功能之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对我的评价其实可以只用两个字概括——“直爽”,这是一种面对谩骂也要讲真话的品格,也恰恰是社会责任心的体现。十多年前我们在贵阳相遇时,他还在一家金融机构当总经理。他也同样有着爱说真话的性格,或许我们都因说真话而处于同一种被谩骂的处境,反而更容易沟通和交流了,自然也就成了好朋友。 冯仑先生在评价中则称我为“大哥”,冯仑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更热衷于在行业中帮助朋友,因此获得了“大哥”的称号。他最感动的是我曾为了女儿能看上周杰伦的演出而求冯总帮助找票,说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这样认真过,称得上是个好父亲。因此可以信得过。 这些人也许都是朋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因此夸赞的成分占多数,而现场的观众又对我会有什么评价呢?

不是因人设岗,而是因事设岗,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而定编、定岗、定职责也是一种配套的制度。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管理的思路,才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择优录取,来去自由,多劳多得”要成为优先条件,从而打破“大锅饭”的制度,并形成合理的淘汰,用激励奖励先进,用淘汰制约落后,形成双向流动。 对高层应为“无为而治”,对中层则“人之初,性本善”,对下层则“人之初,性本恶”,按道、儒、法的思路制定考核标准。

一个企业的核心在于20%的高管和中管(全高端技术人员),这些人的创造性、风险决策判断能力、寻找机会的能力、有效的组织实施能力等,决定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些人才称得上是人才。而其余约80%的人大多是执行层面,或称“劳力”(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因此在确定了企业的整体目标和方向之后,最高管理者只负责监督与控制全局。对能提拔到高层的人员,大多应给予充分的发挥空间,应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管理。在充分的授权的情况下,让高层管理人员去指挥和决策,而非最高管理者对高层管理人员指手画脚、教他们如何管理,更不是极度的不放心的直接操控。高级管理层不是只出力而不出思想、不出创意,否则这个企业就会没有凝聚力,并僵硬死板,缺乏活力。 中层管理层是上下之间的连接,更是执行的主力,因此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和一部分激励与处罚的权力。对中层用“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思想管理,正是要对他们有充分的信任,而不仅仅是严格的监督与约束。比如对中层及以上的人员不要求打卡,要相信他们为完成任务主动加班的时间会比迟到的时间多。考核不是以时间来约束和要求,而是以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与节点来控制。使中层人员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下层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是执行力的最基础部分,因此会用法家的“人之初,性本恶”管理,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进行约束。不能有过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必须严格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按时打卡,保证工作时间,并对加班加点给予奖励。 由此我也同时做出了责任的限定,即“领导者决策,由领导者承担决策的责任,执行者只承担执行中的责任”,这样就解除了执行者对决策错误引起的执行责任的担忧,可以尽心尽力将工作精力放在执行层面。如生产什么是上面决策者的事,而生产质量的好坏和进度则是执行者的事。分解了不同责任的同时,强化了执行的坚定性和必要性。

从三十八军出来的军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只知道不管有多困难,只要上级下达了命令,唯一的选择就是不管前进的路上有多困难,都必须去完成任务!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安安稳稳的职位,可以轻松地坐享其成,而是一个可以由自己选择角色和编排剧目的舞台。我要证明自己不仅不是一个贪污犯,而且是个财富的创造者,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打造一个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世界。

万科培养的大多是职业经理人,很少有能单干成为老板的。有几个单干的大都是小公司规模。万通培养不了多少职业经理人,却培养了无数个老板,并且每个都干的有声有色。如SOHO中国的潘石屹,阳光100的易小迪,银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张民耕等大老板,公开私奔的王功权,还有苏南等一批中小公司的老板。华远的情况则兼而有之,一些人成了职业经理人,在各大公司当了副总、部门经理。一些人成了小老板,虽不如万通的老板名气大,但都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至少混的比万科出来的单干户要好的多。

企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培养出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华远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同龄人太集中。在1993、1994年集中招募的大量的大学生,最初几年都年轻而无知,显不出差别,在短期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效率和竞争力。1996年万科到华远学习,在人才效率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当时华远的人才效率大约是万科的5倍,人均资金占有量超过4000万元,人均生产面积(在施)超过1万平方米,人均利税超过600万元。 但麻烦在于无法形成不同层次、不同梯次的人才队伍。几年之后的竞争过于激烈,同龄人中相同水平的人很多,但部门经理以上的位置却很少。一批人提拔了,另外一批人则失去了提拔的机会。除非企业可以靠不断的扩张为新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否则新人就会被别的公司挖走。因为别的公司可以将培训的费用变成个人的工资收入,为个人可提供更大的舞台。 历史并不会给我重复选择的机会。特殊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让我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虽然不是最优的选择,却是高速发展时的周期病

我曾将华远的管理文化列为三级,对高层管理人员要用道家的管理办法,“无为而治”,对中层管理人员用儒家的管理办法,“人之初,性本善”,对下层人员则用法家管理方式,“人之初,性本恶”。原因在于初来公司的下层人员尚未了解公司的变化,尚未形成凝聚力,因此要严格管理,以增进相互了解。中级是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基本信任的人员。高层则充分信任,放手发挥其想象力,给其较高的自由。

一位女银行家曾问我,那再往上是什么?我说可以比喻为“佛”,即下级有问题与疑惑时,可以问“佛”,“佛”指出一条明路。就像百姓们会到庙中祈求佛的指引,百姓们可以不信佛,但可能在有疑难问题时找个心灵的安慰。这种所谓的保佑,正是一种精神的依靠和疑难时的帮助。 这位女银行家又问,那“佛”的上面又是什么呢?我说那就是“神”了。有人称为“上帝”,有人称为“神”,总之是一种寄托。“神”和“上帝”在不同的信仰中都是无所不能的。最无所不能的不是体现在具体的事物,而是体现在一种超越平凡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称为“归宿”。当人的灵魂有归宿时,他才敢放开胆子去现实中拼搏。就像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可以在满身创伤时回到平静的港湾中补充给养,再战海上。

三国时期的关羽,本只是一名普通战将,但由于其三结义,寻兄护嫂又变成了忠义的象征,慢慢的从战将变成了战神,变成了大圣,变成了财神。这种演变的过程恰恰来自于人们想树立一个神,给精神一个寄托。 企业的文化就是树立这个神。用企业的行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企业公民的责任,承担起员工的负担,慢慢的就有了神的形象,神的眼睛,神的精神。当这个神在现实中被推倒时,企业的文化也就崩溃了,人心一散,企业的力量也就散了。 中国历史上把毛主席当作无所不能的“神”。但“文革”之后,这个神像被现实推倒了,于是信仰也动摇了。人的价值观受到各种冲击与考验,至今也无法统一于一个标准,也因此有了各种不同学派的争论。但企业无法这样各自为政,必须拧成一股绳,才会有力量,才能在市场无情的竞争之中捍卫自己的权利,并生存下去、发展起来。这需要的是企业文化凝聚的合力。

中国的历代王朝官府在县以下没有官府的直接管辖,靠的是乡绅、甲保、族群。 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时,家庭的忠诚、族群的忠诚,村落自治的忠诚、“诛九族”的法律成为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武器。但这一切在“革命”与市场化的广泛交易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家庭忠诚这种传统的美德,遇到了新的挑战。

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是从摧毁家庭的自然关系开始了检举、背叛、诽谤及暗杀,兄弟之间的背叛、父子之间的背叛,让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让背叛者受到了赞扬。 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俄瑞斯忒斯》中反映的是一连串的家庭背叛。社会上常用朋友之间的忠诚代替家庭成员之间的忠诚。而现实中人们总是先有家庭,而不是先有朋友。如果没有家庭中培养出的信任与忠诚,又怎么会有朋友之间的忠诚,或者说如何选择朋友之间的忠诚呢? 希特勒的成功在于其破坏和取消了家庭生活与家庭内部的忠诚,主张孩子要和父母对立,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教导要将纳粹党作为自己真正的家。于是,对希特勒的忠诚超越了对家庭的忠诚,也才有了狂热的大屠杀和自相残杀。 斯大林时代的统治同样强调的是少年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大义灭亲的精神,让他揭发和指证自己的父亲是叛徒的故事成为传奇,而放弃家庭忠诚的孩子成为“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作贡献的典范”。史料显示,肃反立功中大量的罪行指证,不是来自于法庭的事实,而是来自于家庭的指证,来自于孩子的指控。 革命往往把背叛家庭作为一种骄傲,强调和鼓励对党和主义的忠诚。而一个缺乏家庭信任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社会,必然像残酷的地狱,而人间最重要的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以及普天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爱。

父亲还常常会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用各种方式激励我不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努力争取攀登更高的山峰,教会了我为人的正直,不贪婪于权力,教会了我不利用职权而谋私利。如父亲有、权有资格使用单位配的专车,但父亲却很少使用,父亲觉得让司机从单位开车到家里,办完事再开回单位是一种浪费,宁愿让孩子开自家的车或骑自行车外出。这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真话更是父亲一辈子都坚持的性格,“文革”时也正因为这种说真话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当权者,并因此而被罢了官,进了干校。同样也因为说真话而能独当一面、获得信任。退休后仍被机关的上下级、同事所信任。追悼会上,许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要继承父亲的这些优点,我也力争能坚持做个父亲这样被人们尊敬的人。 如今的世界丰富多彩,知识的来源和教育已不再主要由父母教育和传导了。但是那个时代,这却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来源。也许今天的孩子在学龄前就已经可以从网络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但请不要嘲笑你们的父辈,他们只能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生存,那种环境也必然造就了那样的一批人。 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都是源于吃不饱肚子,最穷的地方最容易爆发农民的反抗斗争。中国的革命史也体现了这种规律,最穷的地方和压迫最重的地方最容易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陕北刘志丹的革命就爆发于此,陕北成为革命的圣地和摇篮也正在于此。 长征之后,这块贫穷土地上的百姓欢迎共产党的革命,是因为共产党打倒了地主,减少剥削,减轻了农民吃粮的负担。但要靠农民去养活这几万人的革命队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有了南泥湾。

当我荣立三等功时,我满心欢喜地向父亲做了汇报。这个三等功,是我当干部之后,由师以上的单位授予的,对军人而言,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荣誉。至少我可以向父亲证明,儿子没有辜负他的培养,没有给他丢脸。父亲却对我说:“立个功有什么可吹的?我在你这个年龄早就是×××一级的干部了!”一句话就让我呆立当场,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是的,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的父辈们有着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动荡和日本的侵略,让他们必须在学生时期做出选择,未成年的他们已走上了寻找中国未来的道路,他们在二三十岁时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指挥了千军万马。而我在已近而立之年时却还只是个连队的参谋。 我们没有父辈那样的机遇,又恰逢“文革”运动,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因为父辈们的被批斗而被剥夺了一部分生存的权利,更不可能在和平年代的竞争中迅速创造出成长的机会。当我自认为已经是部队中的佼佼者时,父亲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是战斗的最小单元,也是组成所有战术的棋子,通过单兵训练提高每位战士的基本战斗素质显得格外重要。部队中有一句名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即是把每位战士都放在最艰苦的环境之下千锤百炼,将其锻造成一块好钢,既要训练必要的军事技术,如投弹、射击、刺杀、障碍、战术等,也要训练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之下的顽强战斗意志——要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哪儿都要纹丝不动地坚守岗位。

我当时已具备了一种重要品质——面对困难保持良好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而产生的顽强意志。每当别人在抱怨天气恶劣时,我会想到在农村时更恶劣天气下的生存;每当劳累而无法继续跑下去时,我会想到每次背着粪料上山、挑着担子赶路、扛着麻袋上坡的艰难。大多数负责训练新兵的班长都是农村来的,他们最看不起那些吃不了苦的城市兵。不过,这种歧视性眼光、藐视性语言,反而让我产生了无限动力,哪怕是为了面子,也绝不能落后于他人,人的意志和性格恰恰是在这种矛盾之下,经过无数的挤压和敲打而逐渐坚强和成熟的。 新兵训练没有任何投机取巧之处,拼体力、拼耐力、拼意志,远大于拼技术的成分。虽然熟能生巧,但是,军队并没有给新兵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而在新兵连的表现和成绩则关系着新兵将被如何分配下连。成绩好的,往往被分配到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班、排,也自然会有更多进步的机会;而成绩较差的,则常常被安排在一般的班、排。因此,从进到新兵连的那一天起,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就开始了。每个班、排的领导都在仔细观察每位战士的表现,以便在后者分配进入连队时挑挑拣拣。

个人军事技术是一个战士最大的竞争资本。你可以对班、排长拍马屁,你可以“学雷锋”,但如果个人军事技术不过硬,在各种考核中拖了成绩的后腿,就会永远抬不起头,也永远不会被连长重视,更没有“进步”的可能(除非你另外有其他特长,如打篮球、弹奏乐器、写作等)。军人,首先要的是军事技术过硬,单兵技术是最能体现军人资格的荣誉。

新兵连的训练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入门,真正的训练都是在被分配到与老兵一起的班排之中进行的。但是,没有这个入门,则从乡村、城市以及不同省份来的人就无法统一于一个标准框架之中,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甚至无法形成一个基础的外形。 这就像一家企业的新员工,也要先进行入职基本培训,包括文化理念基本规则、内部要求与工作流程,它们代表着一家企业的形象,也体现着企业的竞争力。

新兵刚到部队时,只知道部队的代号。所有战士都要往家里写信报平安,部队代号就是对外的通信单位。部队的战斗序列也都是按号排列的,当新兵完成保密教育之后,才被告知。我所在部队的真实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所在师是第一一三师,所在的团是第三三七团。 在历史上,三十八军既有许多红军时代的连队,也有许多在抗日战争的时代的英雄连队。其中,最辉煌的则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四野第一纵队,不但完成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包括解放天津,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而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了“万岁军”的称号,在军事装备上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好的第一个摩托化军,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军。全军共十万兵力,一个团的编制就两千多人,真可谓解放军中的第一王牌军!

一个没有光荣历史的连队,不但对战士是一种压力,对干部也是一种压力。如何在和平年代创造出业绩,提升连队地位,是每位干部和战士的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这种荣誉感就像一把刀,时刻悬在你的头上,让你每时每刻都在梦想创造奇迹,让自己所在的连队成为佼佼者。 三十八军的传统教育,不仅是历史教育,更多的是荣誉教育,“永不服输,永争第一”已成为不成文的军条。跌倒了可以不爬起来,但不能不再前进。当时的师长、后来的副军长裴飞正,曾受过多次军纪处分,但大多时候都因为采用连犯军纪的战术去争夺战争的胜利。其实,对一个军人而言,“不择手段”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已成为每位指战员内心中的秘密。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大多知道,赫赫有名的“李团长”是如何违反军纪而夺取胜利的。大多数人都会为“李团长”违反军纪的行为鼓掌、喝彩,却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种违反军纪的行为可能是要掉脑袋的,是要受处分的,也是难以升官的。

每次成功的同时,也许都是处分或功过相抵的处理,但那个时代的指挥员并不看重个人得失,而更看重集体荣誉,或是战争胜利。 在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战争年代,个人得失远远低于生命代价,而荣誉比生命的时间更长。人们也许不会记住一个人的错误,却会永远记住生命所换取的荣誉,因为荣誉不仅属于个人,更因为荣誉拯救了更多生命。在我们的师史和军史中,就有“宝贵的5分钟”的战例。它不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而是用无数战士的鲜血铸就的事实。

在现行的战争题材电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敌军炮火猛击时,我军战士会隐藏在战壕或掩体内,等着敌方的炮火向纵深延伸后再回到战斗岗位,迎击敌方步兵进攻。同样,天津守敌也会采用同样办法应对我军进攻。 但是,我军知道炮火攻击和向纵深延伸时间,而敌军并不知道,这就增加了胜利机会。于是,时任突击队长的裴飞正命令部队在炮火延伸之前,提前5分钟发起进攻,冒着自己的炮火前进。正是这“宝贵的5分钟”让部队在敌军准备反抗之前就冲到敌军面前,没给敌军任何喘息之机就占领了天津城楼,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为整个解放天津的战役创造了巨大的战机。 冒着自己的炮火前进,也会给自己部队造成重大伤亡。许多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却死在了自己的炮火之中。这当然是违反军纪的行为,许多人会从道德层面进行攻击——这是多么残忍的事,“让自己的战士死于自己的炮火”!处分是当然的了。

但又有谁知道,如果没有这5分钟的提前进攻,当敌人在我军炮火延伸之后,占据坚固防线的优势进行有效防务时,又会有多少战士将死在敌军枪弹之下呢?又有谁知道,攻占敌人重新稳固有效防守的阵地时,又要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才能打开一个缺口呢?又有谁知道,如果不能迅速解决天津战斗,傅作义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历史是不能假定的,也不会重演,但这“宝贵的5分钟”也许就是决定了历史的关键一着棋,而天津战役的完胜对解放全中国而言则是一个无法用一个处分来否定的巨大成功。军史上将永远记载由三十八军第一个将红旗插上天津城楼的荣誉。 军史中有无数这样的战例,都无一例外地是告诉每一名战士,如何用生命与鲜血,争取胜利,捍卫荣誉。

如果是野营、拉练,那炊事班可就更惨了,不但要背着行军锅等各种炊具,配料、木柴等装备,和战士们走同样的路,还要早起做饭,中途野外搭灶做饭,入住后要先做饭,忙个四脚朝天,不得安宁。 连长、指导员并不知道我这个所谓的学生兵,并不是直接从北京这个大城市进到部队来的。他们不知道我插过队的经历,不知道我过的是远离父母的独立生活。 而这个经历远比那些虽然生长在农村,但从来依赖于家庭和父母的经历更有价值。 人生中,常常有许多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尤其那些人生之初时感觉痛苦的经历。 我们尚未成年就独自远行,在无人可依靠和帮助的情况下到农村艰苦的条件与环境中生活,靠自己的一双手去劳动,靠自己的一副肩膀挑起全部生活的重担,不但要生产劳动,还要挑水做饭,缝衣补裤,心中委屈却无处哭诉,手冻裂,脚冻伤,仍要坚持披着月亮上山、望着落日下山劳作。那时的苦,不仅苦在身体,苦在心底,同时,也苦在精神的压抑。 那时,也会痛哭流涕,也会灰心丧气,并不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还将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时,更无法知道那段人生经历的重要与可贵,更不会感谢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一挥手,让这些在城市中成长的年轻娃娃在人民生活的艰辛中发现生命的可贵、人民的朴实、万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和“颗颗皆辛苦”的劳动味道。今天,回首过往,我要说,没有这些经历,也不会有此后生活中的各种精彩。

当我离开炊事班时,除了盘灶烧火之外,还学会了野地求生。军队中无烟灶训练会让你在不乱用明火热水煮食,在有限条件下吃上一顿热餐。几年后,我调到特务连,进行野外侦察训练时,就比别的战士多了一套野外做饭的本领。 人的一生中也许会遇到各种的情况。如果你能将生活中每一次磨炼都当成一次学习机会,求深求精,也许此后的哪一天,这种经历与经验就像一件宝贝,会让你永远处于比别人更领先的地位。珍惜而不浪费每次的机会,总会给你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当巨变发生之后,所有的部队似乎都不再以历史荣誉作为一种骄傲,而更注重于自身的大练兵了,但骨子里的那股傲气、那股勇争第一的精神却是无法被代替的。 这支部队仍然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战无不胜的英雄部队。 以后在各种训练、演习和特殊任务的完成中,也都证明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英雄精神。部队的历史与光荣再一次成为军队灵魂,至今仍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替代的精神。

独立自主恰恰是一个人成长中最需要挖掘和培养的精神,花可以靠养,但人的精神则相反是靠逼的,常常在被逼无奈之中的磨炼,才让这种精神具有随时都可以被激发的活力。

抗上而爱下被看作是一种良知,更是一种英雄气概和汉子的标志。当我以下犯上而维护了正常施工连队的利益时,维护了施工任务的尊严时,在全团赢得了战士们的好评。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上的行为风格、这种坚持原则而寸步不让的态度,在部队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发展前途了,“鸡肋”既可以说是一种表扬,也可以说是一种惋惜,更可以说是一种结束,也由此我开始产生退伍的念头。 其实,直到今天我这种“不唯上,不唯书”的性格,恰恰是部队培养出的一种结果。当兵时我还刚刚成年,正是性格养成的重要阶段,年轻时的积淀就像小树成长时的树干,决定着今后生长的基础。那个思想开始成长的初期,我们正在怀疑和思考之中,所有的社会变动和身体力行接触的事物都会变成人生图画中的色彩,并决定着这幅人生图画的最终表现。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从人口的角度出发的,但却谋杀了人性,让子女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垄断,当父母生育的权利被独生垄断之后,其他非人性的结果就成了一种必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皇帝大多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许多人将此理解为是皇帝的淫荡,其实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需要,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证明,皇帝并非单为性欲而宠爱某一妃子,反而大多是为了皇子的安排。因此后宫中的斗争大多围绕着皇子而产生,而皇女则多是被看作拉拢外戚或重臣的工具。 皇朝的盛世大多是多子多孙的时代,皇朝的弱势则多是独子、幼子或无子的时代。 历代皇朝都想传承不衰,就必须从多子中产生竞争,虽然太子多为长子,但实际继承皇位的大多并非长子,而是能者居之。

独生政策之中的双胞家庭的子女大多比独生子女更优秀,恰恰就在于有比较、有竞争,反而产生了更多的激励,有了更多的主动与能动,而独生子女则将天生的优势,变成了垄断的劣势。家庭中孩子之间的争宠,有时也会是一种竞争的过程,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好在我的兄弟姐妹多,家里人团聚时女儿还有许多伴,还有哥哥姐姐的爱,不至于陷入孤独,但独自在家中的时候,仍难免常将自己关在小屋之中。如今的孩子们多沉迷于网络,大约正是因为独生的政策,让孩子无法在家中与同辈交流,就只好面对着屏幕消磨时间和寻找乐趣了。 无须从国家人口的角度去谈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危害,仅仅从独生子女的家庭关系和人情世故上看,就必然会是一种人性的扭曲,也必然是一种失败。

父亲永远是女儿的靠山,让她可以放心地去外面闯荡,也许她会在远离父母的看护后受伤,但她知道家是她可以无忧无虑安心疗伤的地方,她可以不用有任何顾忌地向父亲提出任何合理要求,甚至可以赖在父亲的怀中撒娇,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是她的权力。 如果我无法满足女儿的要求,或不能满足女儿过分的要求,我会坦白地向女儿解释,平等地与女儿商量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但我绝不会拒绝女儿的任何要求,更希望让女儿相信父亲永远都是她的后盾。 在女儿的学校中,女儿的许多同学的父母也许是比我更富有的私企老板,也许是有显赫地位的政府官员,也许是特殊身份的明星,但我的女儿知道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父母的财富与地位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父亲能给她的一份爱。 从出生到现在,我没动过女儿一手指,也从没对女儿大声说过话,父亲的权威不是靠打或喝斥来树立和维护的,而是靠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影响的,你的每一言、每一行都会在女儿幼小时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孩子的教育不是靠讲大道理,而是言传身教中的感化,父母和长辈的行为是最好的案例,孩子总是首先从最亲近、最信赖的父母身上寻找做人的行为规范,并由观察中学会了待人接物的礼节,从父母对长辈和晚辈的态度中学会爱和恨,从父母对社会与事物的评价中分辨好与坏,从而慢慢形成了孩子自己的道德标准。古语云“子不教,父之过”。不是说父亲应如何去教育子女,但子女的学坏,除了可能被社会所影响外,首先来自家庭中的影响。

建委主任听说我被闹事的群众打了之后,也赶到了现场,但闹事者和打人者已都散去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我能忍住无辜被打,其实我早已有这种心理准备,被打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对被拆迁民众强硬,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凡事都必须占个理,而忍常常让本来就在你一边的道理可以让许多并不清楚真相的人反而可以了解到真相。不是我要违法拆迁,而是按政策的规定办理。讲理的人、占理的人不需要用武力解决问题,这种无理取闹的蛮横,反而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就搬家了,没有再组织一次强迁,毕竟大多数民众都知道打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 如果我不忍,还手打了民众,则会给这些闹事者一个理由,甚至导致下一步的拆迁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还有一次,公司中一个被行政处分的员工到我的办公室告状,我告诉他,要开完会再去处理,他一急就揪着我的头发和衣领,非要拉我去现场评理,以致激怒了所有的员工。虽然被揪掉了一大堆的头发,我没有还手自卫,也没有让其他的员工动手揍他,并且没有因此给他任何处罚。 员工到总经理处告状是一种信任,性急之下的方法不对也可以原谅,这并不是敌我矛盾。这一忍不但没有降低我在公司中的威信,反而提高了我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事后这位员工向公司提出了辞职,我一再挽留,这位员工反倒更觉得内疚,最终离开了公司。

忍与不忍之间很重要的一个界限正在于为私利需一忍再忍,为公利则忍无可忍。 1989年进行西单大市政改造的管线施工时,一天黎明,小石虎胡同街口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塌方。我立即组织现场疏散周边的群众,并组织新的围挡和抢修。但在胡同口危险塌方区的边上有个流动的卖冰棍的车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是不肯挪地方。一是如果继续塌方那里就成了大坑;二是妨碍了现场的围挡和机械的入场抢修,几个施工队的工人怎么劝说都无效。我只好亲自去劝说,但小伙子说:“我有执照,你管不着,就不挪地,你怎么着?” 情急之下,我冲上去就是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将其打翻在地,并让工人们将冰棍车推走,将人抬出危险区之外,开始推沙包挡土墙,防止继续塌方,如果再拖延时间,这个地方也许就真的塌下去了,可能会出人命的。

在监狱与看守所中也同样,不招事都可能被打,别说招事了,但怕事同样可能被打被欺,有时还是需要硬着头皮打,打赢了你是“爷”,打不赢也没人敢把你当孙子,至少让大家知道你是会坚决反抗的,“是条汉子”也许是看守所里犯人们眼中最高的荣誉了。正因为我在这个污缸中混过,连那些黑老大们都不敢小看我,(虽然有些人不知道我这个经济犯是无罪释放的,以为我也是改邪归正的),这成了我与黑道上的人打交道的资本。 古话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事如此,势也如此,市亦如此,家更如此。

忍和舍其实是一个道理,放不下,舍不得,忍不住,犯的都是同一个毛病,只有放下面子,家庭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

市场中经济组织的使命就是创造财富并在第一次分配中获取合法利润,就是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为股东、员工创造利润,同时创造税收。企业的税收则被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来保障市场经济竞争中失败者的生活,保障竞争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将国家的二次分配职能强加于企业头上,那么企业就无法使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无法使企业员工的利益得到保障,企业也会在竞争之中逐渐落后,最终无法在市场中生存。 雷锋精神是一种个人自主分配个人财产的行为,但却不能以此来要求企业或各种营利组织。因为企业不是在支配个人的财产,而是要对财产的所有者负责,对组织中的所有成员负责,对企业或组织的法定行为和利益负责。

如果所有人都能将环保作为一种时尚,那么环保就不再是一件困难被动的工作,而会变成人人有责、从我做起的事情了。 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已近十年,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NGO环保组织,会员捐款总数高达1.3亿元,如今,年预算已高达5000万元。这些金钱数目并没有将这几百个企业家的精力、时间与智慧的投入计算进去,这些投入不是以金钱可以计算的,协会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更不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

两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去天津参加活动的高铁上发了一条参加天津某活动的微博后,便接到了王巍的私信邀请,让我结束上午的活动之后,下午到天津的金融博物馆去做个讲坛活动,我答应了。王巍就通过微博开始征集参会人员,并邀请了经常参加博物馆活动的朋友老金当主持人,这样就拉开了书院读书会的序幕。 其后我又参加了苏州基金博物馆的大型开讲活动。通过天津金融博物馆与天津各大学的这种讲坛活动,我从中看到许多年轻人渴望获得更多知识,看到这个社会有待唤醒。唤醒社会,需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思考能力。要培养年轻人独立的思考能力,则不能仅仅靠讲坛的碎片化信息,应让他们从系统化的读书中获取,书院与读书会就在这种背景和共识中产生了。

我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经费和精力去从事没有任何企业和个人收益的读书活动?我曾为从事公益活动,专门阅读了以描述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人生为主线的《从贪婪到慈善》这本书,书中70多位名人专家对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也专门阅读了索罗斯的几本关于“社会开放基金”的书,从而充分认识到社会的觉醒、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读书会这个渠道来完成。 通过读书会推荐书目,介绍各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与书友们进行无边界的交流,则是打通精英与社会大众交流的渠道。 当网络信息量爆炸性增长时,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多会通过网络快速获取信息,因此读书被忽略了,但这些网络信息常常是碎片化的,远不如书中的信息系统、完整。 了解一些历史片段很容易,但要了解这段历史形成的原因却并不容易,事物背后的那些因果关系远比信息片段更重要。

读书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学习别人认识与判断事物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而不是仅仅靠别人的判断去认识世界。 我们这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人,大多接受的是红色的革命教育。从小就立志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一切都服从于“党”的安排,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都是对的,因此那时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知道像奴隶一样地服从于上级的指示与领导的安排,甚至到了无条件地献出生命的地步。

从《静静的顿河》《1918》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州委书记》,这套书记录了苏联从十月革命之前到“二战”之后的历史变迁;而《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则质疑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恰恰与我心中的疑惑相对应。人们在重新拷问自己“我们到底要什么”,而如今的《秘密演讲》《6号特工》《44号孩子》则是反思那个惨无人道的时代,金雁女士的《倒转红轮》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过程中推导出中国可能经历的思想变迁,倡议中国今天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我对读书的兴趣恰恰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虽然那时收入不高,但买书是生活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不管怎样也要省出每一分钱力争能多买几本书。 也正是这些书籍让我逐步学会了独立思考,有了一套自己独立的想法、独立的分析方法。

最初读书大家都是一本书几个人共同读,读完之后讨论,力争将看不懂的通过多人的讨论弄懂。那时读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 再后来有了几个好读书的朋友,慢慢形成了能相互推荐好书的圈子。这样让我们读起书来就轻松了许多,有助于淘汰一些名声很大但实际很烂的书。当民间协会成立以后,协会之间会相互推荐许多好书,如京城企业协会成立数年来推荐和发放了许多好书。读书的圈子也相互交叉,于是有了更多的机会。 如何将读书的圈子扩大?如何将少数人的行为变成整个社会的行为?如何唤醒整个社会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读书会活动。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已经举办了30多期,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也有许多内部圈子里的读书会,但大多都不对社会开放,而要想唤醒整个社会,就必须以公益活动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开放。 要培养整个社会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不能限定读书会的边界,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参与进来。我们坚持用非专业的主持人,以非演出的方式,将活动办得朴实自然。 在嘉宾人物的选择上,我们也有意识地选择不同身份、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物,有中国现任或退下来的各级官员,有在专门领域有特殊研究成果的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揭示历史与社会事件的真相,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潮。

《读书》杂志曾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做这种公益活动,但却未能有效坚持并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这在于他们一直无法请到很多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嘉宾。 一项公益活动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这项活动是否有利于社会和民众,还在于活动组织者的社会号召力和公信力。 当一个全世界的公益性组织红十字会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腐败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也失去了其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 任何公益组织和活动都必须以赢得社会公信力为基础,乐平基金会如此,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如此,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也是如此。

书院也许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公益活动也许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却能为整个社会的转变起到思想动员的作用。 我很高兴看到已经有一些城市的市长、书记关注到了这个读书会。他们向书院发出邀请,希望书院能将读书会的活动扩大到他们所在的城市。我相信,读书会的活动就如“农民讲习所”一样,会变成“星星之火”。

早期中央政府禁止社会自发组织活动,将NGO组织当成“结党营私”来禁止和限制,因此中国的NGO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此举增加了更多社会矛盾,导致公益组织在中国生存艰难。当社会共同努力,用各种方式将社会的资金动员起来,突破重重阻碍,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时,中央政府也才逐步认识到NGO组织的重要性,认识到非政治性的公益活动对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 我参与过十多项公益活动之后,认识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认识到提高整个社会人群的觉悟与生存能力,让所有人都能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多年,还没有培养出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的契约精神。计划经济时代,票证代替了契约,认证不认人,这使人的精神与地位,服从于票证,而忽略了内在的素质培养。要想突破票证的限制,唯一的方式就是造假。凡是在限制过多的体制中,造假就成为了争取“权力”的最好方式。

如今说真话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给人带来致命的伤害。于是,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外表伪装,说违心的话,习而久之,这便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得久了,人们就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以至在同一个家庭中亲情都要用假话来维系,人与人之间像隔着一层皮,“知人知面而不知心”,邻里之间也慢慢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了。 当市场经济来临时,由于市场中没有诚信和契约精神,于是假酒、假药便开始出现,甚至大型的食品企业也出现诸多问题,如三鹿集团出现的三鹿事件;再后来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组织也出现了郭美美事件,5.12大地震时社会上还出现了“捐款门”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人们对要献爱心的公益事件都发生了怀疑;渐渐地,连被称为教育殿堂和白衣天使圣殿的学校和医院都出了许多的问题;最后,很多事件如7.23的高铁、7.21的大雨,政府也无法解释,人们开始对被称为民众最后一道保护网的政府信誉也产生了怀疑,一个一个腐败官员落马更是直接打击社会对政府的信心,加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时,真相就成为了所有民众的一种渴望。

不拉黑是一种忍,是一个人的肚量。顶着骂声继续和努力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则需要有点勇气。并非是与你直接相关的事,你却能主动地去表态、去批评,就更出于一份责任心了。 社会上就有许多怕被骂的人,他们会小心翼翼地躲开那些敏感的话题,尤其是不涉及政治政策和特殊事件,于是被大家认为是缺少正义感,其实他们都有正义感,但在一个言论不自由、不开放的社会管制中,他们压抑了这种公开表达意见的心情,因此给家人和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带来许多麻烦。 也有许多人专门就这些敏感的话题而大声呼吁,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但他们中许多却难以提出或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我被许多人称为“大炮”,正在于我有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从政治到生活,从经济到体制,从民间的小事到民主与自由,从读书的体会到每日一点一滴的感悟。刚开始坦露自己的观点也从无人理睬,慢慢变成了上千万人的关注量,从每日必读微博慢慢地变成了许多人转发我的微博。

当我还是幼儿时,父亲、母亲就教我要诚实,可以有善意的谎言,但却不能有恶意的欺骗,如可以谦让而假装吃饱了,可以谦让而假装喜欢,却不能做错了事而不承认,尤其是自己做出的错事。前者的谎言出于善,后者则是出于恶。 当我上小学时,学校同样教给我的是诚实。和现在的小学一样,老师会将每周的成绩单交给每个同学拿回家给父母看,并请家长签字带回学校。那时不管成绩好坏,都会如实地向父母汇报,父母会教育我们几个子女尽可能地独立学习,但不会因成绩的好坏而过度地批评,因此没有那种怕父母批评而隐瞒成绩的想法。

冯仑为我总结过三句话:“一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二是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三是没事找事。”此后小潘也常引用这三句调侃我。 自己的事岂能不当事?一个企业的领导首先应考虑也必须经受考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考核与股东考核)的业绩就是自己的事,在公开的各种论坛中,我几乎从来不提华远的企业成绩,不做华远的产品广告,而只讨论行业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因此被冯仑认为是“把自己的事不当事”。 “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则在于我常参加行业内各企业的宣传与论坛活动,包括开盘活动等,只有当行业有所发展时,自己也才能发展,因此要把朋友、同行的事当自己的事。由此行业内许多人将我看成是老大、大哥,就在于我总是热心地、尽可能全力地帮助所有的企业。这也是我每任行业或协会的轮值主席都被誉为是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一届的原因。如果每个人都不能把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这个朋友也就不是朋友,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能把行业的事当自己的事,也不配在这个行业中发展,更不可能成为行业协会的领导。 “没事找事”则是我常对一些调控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些调控政策影响到整个行业,但并不影响我的产品与市场,不影响企业的操作,完全可以与己无关高高挂起,但我不愿袖手旁观。最初保障房体系的建设就与开发商无关,但我认识到要房改就必须同步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因此在1998年就呼吁建立住房法,同时建立住房保障制度,否则就必然会影响市场的正常发展。政府在住房保障上的缺位必然会让商品房市场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结果正如我1998年时提出的意见一样,当政府不顾和不能适时地建立住房保障制度时,只会无限制地要求市场提供高价地中的低价商品房、限价房,让市场承担社会的保障责任。如果在那时同步地建立保障制度,何须在矛盾激化之后的今天用“大跃进”的方式发展和建设大量的各种保障性住房?

正因为政府从来就不是聪明的,因此大多数国家会用民主的方式将权力交给公民,由公民来监督、制约政府的权力,并有权更换不被公民信任的政府。这种对权力的监督要解决和防止的正是政府利用权力去犯些自以为聪明的错误。 于是大多数政府将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去做,而政府专门去做那些市场不能做的事,如国防、公共事业、社会福利、安全、教育、卫生与保障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要做的恰恰是建立市场经济,打破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垄断,让市场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用价格去调节供求关系,给市场自由生长的条件。 于是十多亿中国人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逐步跨入小康社会

政府总想让经济在一条直线上不产生波动,结果反而造成了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反而让本来可以自我调节的经济在不停干预之下大上大下地波动着。2008年的经济下滑固然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美国已经开始用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时,中国仍用紧缩货币政策在“两防”,不能不说是一种政策的错误。 而2009年的经济反弹靠的是四万亿和十个振兴计划及近十万亿的信贷。这种“快上”的后果,仍要由整个社会来分担。

我觉得活着更主要的是为了责任。 每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对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与整个家庭、家族或社会紧密相连,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责任。 一个人的生死会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牵动着他们的未来,甚至他们的生与死。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的关系,如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等。一个人出生之后无形中与其他人形成了一种法定的责任关系,整个社会恰恰是由这些法定的或相互的责任组合而成的。 最初人们的相互责任产生于生存压力,被迫联合起来,才能提高效率并获取生存的条件,这几乎与至今仍存在于自然界的动物种族的责任关系一模一样。社会的进步让家庭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和生存团队,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当社会的分工与协作让更多的人脱离家族或家庭的约束与帮助,可以独立生存时,反而更强调家庭中的责任关系。于是就有了相关的法定责任关系,责任成了与生存相关的特定条件。

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民族,我爱这片土地。有爱也才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询,这是公民的义务,也是一种责任。当所有的人都能发出呐喊的声音为争取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努力时,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让每个人都能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呐喊,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同样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展现给社会,让更多的人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找到跌倒再爬起来的勇气,找到人生的快乐。 回忆录不是为了吹捧自己的过去,是一种思恋,有血有肉的沉浸在欢乐与痛苦之中的思恋。像野狼在用舌头舔着受伤的躯体,为了明天地生存而激励。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