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行】读书笔记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一路走来。而得到的这些,千金难买万金不换。


我问守护在身边的梁红:“截肢了我瘸了,你还要我吗?” 她哭得泪人似的:“要!” 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爱情,简简单单一个字,全在里面了。后面的路,我们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每个男人都渴望亲历一次枪林弹雨,梁红依然陪我勇闯恐怖之城——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好朋友曾乔和魏凯也同行。枪支遍地,流弹纷飞,还遭遇勒索,梁红甚至被几十支上了膛的枪顶着。好不容易脱身,我还被霍乱缠上。 完成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夙愿,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索马里的恐怖;是恐怖背后,一位难民的笑脸、一座城市的隐藏面孔、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混乱的秩序只是表象,遮不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我们看到了一个和原来的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环境和人,都不一样。它疯狂但是独特。这种感觉很要命,紧攥人心,让人上瘾,我的脚步再也停不下来了。 世界无垠,还有更多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人体魔幻,还有更远的极限,我们不知在哪;感官神奇,还有更奇妙的感觉,我们无缘体会。 同行的魏凯回来后的一番感悟,我深表赞同。社会没有禁锢我们,是我们自己封闭了自己。小梦想小暧昧,占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而一个冲动可能就是一个契机,是生活给了我们另一种选择。抓住了,别放手,越耗冲动越少有。 在索马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死,就在一个民兵的一念之间。而随后去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时,死神将我们纳入了它的怀里,甚至随时都可以在它的收获名单上,再添四个中国人的名字。

26年来,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前前后后夺去了逾10万人的生命。我、梁红、魏凯、曾乔,深入到核电站里面,与当年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石棺”亲密接触。有毒的植物、变异的动物、冷不丁的一具干尸、看不见的死亡辐射源……30公里无人区、一座绿色死城……那里大概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了。不敢说我们战胜了核辐射,但我们没有害怕它。

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只是满足了自己对别样生活的体验,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以及对未知地域的探寻,还能传递正能量。 改变身边的一些人,让他们觉得,他们忽略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生活还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依然有机会或者能力,去尝试改变一下生活轨迹。 这件事,点燃了我自己另外的一个小宇宙,让我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念。

马鲁姆火山是大自然力量和美感的完美结合。它用雄浑的力量,让人荷尔蒙澎湃;它用不类尘境的旖美,攫取着人的灵魂。天堂不在虚幻里,就在我的眼前。深入马鲁姆火山腹地,贴近熔岩湖。在下降到火山里275米的时候,看着身下翻滚跳跃的岩浆,真的,我差一点儿就跳了。人生不可能再完美了,这世界把它最壮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了。无关征服,无关使命,我只想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在地球上最美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尽可能盛开得再绚烂一点。 有很多人问过我对生死的看法。我一直说,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呢,还有很多路没走呢,你们得到2019年或者再迟一点的时候,再来问我,我可能就有答案了。但是那次在马鲁姆火山里,答案有了。生,是为了不惜一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死,是当你真的为此付出的时候,死亦无所谓了。马鲁姆火山,就是一个我死那里都值了的地方。

浓浓毒雾,我几乎陷入窒息。沿着绳索上升回到地面的时候,我把已经无憾的生命,交到了我一生的爱人梁红手上。上升器拉快了,我会被撕成碎片;而绳索断了,我将葬入熊熊火山,彻底绚烂。 防毒面具里传来梁红的声音:“如果老张出意外了,我也不活了,我也会跳下去。”魏凯和曾乔的话也传来:“一起来,一起走,永远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亲情、爱情、友情和生死,在那一刻完美聚焦。没有梁红,我可能只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胖子,在家里混沌度日。没有这帮生死朋友,我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得之我幸,我这辈子该是有多幸运。感谢地球之眼、天堂之门马鲁姆火山,让我在那一刻体验到了如是感受。 太平洋赠予的美景里,我们拉回飘远的思绪,陶醉于眼前的碧海蓝天。梁红一笑:“不管接下来的航海过程中,出什么状况,我们都赚到了。” 意外和惊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我们走过的路已然满分精彩。未来的每一次挑战,其实都是对我们的嘉奖。 “不会,南极还在等着给我们证婚呢。” 拉起梁红的手,无名指上的订婚戒指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一年了,从北极到南极,你还记得奥伊米亚康吧?”这个在零下52℃里完成使命的戒指,依然透着寒意。

瞅了一眼只见驾驶员满头大汗,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还不停地抽手擦汗。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立马蒙了:前面就是机场——更像是一个操场,周围是用铁丝串联起来一些断墙,如果同时来两架飞机可能一架还得在天上候着排队,遇到一架滑翔距离长一点儿的飞机,铁定撞出去。更要命的是,地面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跑道灯、塔台等,对不起,全部没有。伏尔盲降、导航什么的就更别提了,没有,总之就是什么都没有! 能不能平安降落,那纯粹看飞行员的本事。这下我理解那俩本地人为何在紧张地祈祷了,我此时也是满头大汗。 命悬一线——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成语的意思。

为一次成功的降落,而如此夸张地庆祝,我确实是第一次见。那个回家的女乘客,兴奋地拥抱了梁红。梁红没有看到我所见的凶险,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句:“Why?” “难道你们不觉得高兴吗?第一我们没有被击落,第二我们没有坠毁,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接着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意。合着对每一个坐飞机来摩加迪沙的人来说,都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概率啊! 那么此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我们的前面,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它应该是那不幸的三分之二,降落的时候坠毁了,残骸也没人清理,就扔在机场里。

在来索马里之前,我们跑了三趟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才办下来签证。大使馆参赞给了我们几条建议:找一个靠谱的向导;雇用一个火力可观的安保队;最后,不要相信任何人。 有一种奔赴战场前线的感觉。大使馆给我留了个电子邮箱,说:“你们去联系这个人,他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向导。”

历史的记忆里,索马里是一个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国度,索马里土著热情、有礼貌,重视社交礼仪,喜欢待客,尊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可惜,这一优良的民族传统滥觞,在战乱的冲击之下,已经消失殆尽。我们很难再看到这些代表原汁原味的索马里文化的东西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枪口、敌视的眼神、潜伏着的未知危机。

我们四个人都愣了一下,向导接着讲解这件事儿:“这里很乱,这里的人很穷,虽然他们手上有很多武器,但是他们也懂得尽量节省开支。当你们带着安保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来伤害你们是有成本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的安保越多,他们觉得去伤害你们的成本支出就越高,这么一来你们就相对安全了。” 向导的理论挺经济学的,我们开始庆幸雇用了安保队这时候一直看着窗外的梁红发话了:“怎么回事儿啊?怎么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啊?这都转了好几圈了。”

向导介绍,很多联合国、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 那就差不了,我们安心许多。进去的时候,跟进机场似的先要过安检门,汽车要用镜子照底盘,发动机、后备箱等都要做详细的检查,我们几个人还得被搜身。带着武器的安保队自然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口守着。 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过后,终于得以入住。进到房间,窗户也都被木板、铁皮给钉上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卸下行李之后,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约而同地脱下身上笨重的防弹衣。 “接下来我们干吗?去哪?”梁红问。 向导看了看手表,回答:“马上五点了,你们不能出去了。以后也是,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必须都待在酒店里。摩加迪沙的晚上很危险。”

扎实,管饱。“这得多干巴啊?好歹来杯白开水吧!”凑齐三白。古有苏东坡白米饭、白萝卜、白盐的“三白皛食”敦促自己清苦求学。我们也感受一下苏才子的饮食境界。 服务员摇头,示意没有水。酒店不提供水喝还是第一次见识。向导递过来矿泉水,8美元一瓶。我们诧异地看着他难道他跟这酒店有捆绑销售协议? 向导解释说,酒店有水,但是你们不能喝。为什么?索马里的水,本地人喝了没关系,但是外来客不能喝,体质不一样,会中毒。我们只能喝贵得要命的进口矿泉水。

向导跟我们一起坐里面,身边站着俩安保,其余的人则全部端着枪站在外面守着。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说:“要不叫他们过来一块儿吃饭吧?” “不行。”向导摇摇头,他们在外面吃就可以了。在索马里,人的阶层分界明显且严格,他们是没有资格进饭店和客人一起吃饭的。 接着就看见服务员把他们的饭送出去,然后安保们找了一个墙角——墙很低,半米来高,能挡出来巴掌大的一块儿阴凉地。他们就把饭盘放到阴凉处,自己则蹲在太阳下开始吃饭。 梁红看了有点儿不忍心,打算把可乐给他们送过去。向导再次出手制止:社会等级原因,他们也没有权利喝可乐,更何况是Made in America的东西。

导游告知了我们原委:政府军说那儿是军事管制区域,不准拍摄;而那几个交警,则是打酱油的——这种场面他们没躲着,敢于上前,也足以见得索马里警察的责任感。 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向导,他居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这种旷世危局。

回到宿地后,有个人在酒店门口等我们,一身西装,看着特碍眼。他称自己是索马里总统办公室的秘书,总统得知四个中国人来到索马里之后,想约我们见面聊聊——总统下午在机场给我们预留了30分钟,然后就要登机离开。 我们都兴奋了,如果此次索马里之行,能采访一下这个国家的总统,毫无疑问,梦寐以求啊!我们几个,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儿也就街道办主任了。 向导摆摆手,直接把我们的热情给浇灭了。他看了看那人,二话不说,拿起手机就拨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就挂了,告诉我们说:“总统在美国。” ——他能直接跟总统打电话,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后来才得知,我们的向导,竟然是索马里皇室成员,在这个国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马路上又堵了,有一辆熙熙攘攘的大巴,窗户上、车顶上都是人。许多人都在朝我们挥手,嘴里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按照我看到的关于索马里土著热情好客的资料,他们应该是在打招呼吧。依稀听见他们在喊:“China one three!China one three!” “中国13?”2013年中国没什么大事儿吧?咱把2016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拿下了?“喂,梁红,下届奥运会是巴西吧?” 梁红也疑惑地挠了挠头,最后突然叫道:“他们喊的是中国万岁!”

到1960年,他们才脱离了英、意的统治,宣告独立。 但是,独立并没有给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带来和平和发展,索马里又陷入了连绵不休的内战泥沼里。索马里独立后的这50多年的历史,充斥着各种武装政变,一派推倒另外一派,另外一派卷土重来,新派系走上前台……各种势力割据,纷争不断。 索马里和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一个部落式国家,这些部落后来都演变成一方军阀,都想通过武力执政、当权;而且还有很多恐怖组织、党派也应乱世而生。接下来的,自然而然便是无休止的内战和冲突。 国际社会也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均无功而返。梁红前几天遭遇的索马里军政府武装,也只能偏居一隅,动不动还有本地武装去叫板。

一心想发大财的埃弗亚,决定以军事组织结构,与黑手党手腕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全新的海盗队伍,他的队伍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海盗团伙:“索马里海军陆战队”。 劫持了载有主战坦克等大批军火的乌克兰货船、沙特阿拉伯的“天狼”号巨型油轮等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均出自此团伙之手。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共识。

向导也加入到我们讨论的行列。 我问他,在这儿可以圈一块地方,占地为王吗? 他颇认真地回答:“你想圈多大就可以圈多大,只要你盖得起围墙就没有问题——盖一圈半米高的围墙,”他用手比画着,“这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了。”

“然后呢?”大伙儿都来了兴趣,好奇地问。 “然后,你就要保护这个地方,”向导手舞足蹈地说,“你需要花钱组建自己的武装,比如花3万美金,买上100支AK47,然后雇用一批人,每人每个月10美金工资就可以了。 “……” 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此前所认识的世界里,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情形。无人说话,无言以对。 在索马里,没有政府和法律,只有一条无形的法则通用那就是达尔文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索马里有两张名片,混乱和贫穷。 混乱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认为这整个国家都是贫穷的。向导说,不是,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贫穷。 这是一个在摩加迪沙城市中间的难民营。

一个城市的中央,一个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地方,里面充斥着灾难、疾病、饥饿……却又如水般地安静。 仿佛无声控诉,也仿佛默认宿命。 回到装甲车里,大伙儿都没说话。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是震撼,也是感染,还有无力感。孩子们的脸,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安保队长向我们发出邀请,他说自己新家所在的社区外面,就有一个难民营。他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那里,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生活,在电视上播出,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能够看到自己同胞们的苦难,继而提供一些帮助。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被眼前所见惊怔住后,梁红赶忙表示歉意,自己没有嫌弃和不敬的意思,纯粹是本能反应,确实是被吓到了。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反应,因为我们面前这个孩子的腿,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他两条腿的膝盖以下皮开肉绽,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到处都是炸伤、烧伤的痕迹,还能看到骨头和筋脉,腐烂的肉里面还趴着蛆。 这是灾难留下的印记,将暴力的后果在一个孩子的腿上具体呈现出来。如此残忍,如此触目惊心。梁红红着眼睛问是怎么弄的,安保队长代答:“就是在剧院集会的那场爆炸里他被炸成这样。他的父亲、姐姐,全家人都在那场爆炸里丧生他们家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安保队长用索马里语跟他交流几句,那孩子非常淡定地回答了一句话,说完依然冲着我们笑着。那孩子说:“至少我还活着呢。” 这句话一出口,我们四个人脑子里已经空白了,全是惊诧彻彻底底地被征服。什么励志故事、什么心灵鸡汤,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们面前这个可怜孩子的这句话那么有力量,那么有冲击力。来索马里这些天,经历了那么多事,看见了那么多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震撼过。 如此背景,如此一句话,注定会让人铭记终生。那一刻无论多么内心强大的人,都会为之动容。一向大大咧咧的我像被击中般,直指心窝。我想把自己亲眼见到的这个孩子的故事,转述给所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国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的人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现有的东西。我们太多的人,每天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抱怨、在怨恨、在计较,可是我面前这个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双腿、失去了一切的孩子,却乐观地告诉我,“至少我还活着呢”——活着已值得庆祝。 孩子依然在笑着,我们却笑不出来,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外面波澜不惊,众人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 又是中文,把我们被感染的情绪拉回到现实中来。看过去,两个老人走了过来,一男一女,满脸笑容,非常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那个老头,张开双手,继续说:“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

信仰虔诚于宗教,求知而不受困于宗教。 我们之前在摩加迪沙街头见过冷漠和暴力的眼神、在贫民窟见过天真和无奈的眼神、在医院见过呆滞和绝望的眼神在剧院见过坚强和和蔼的眼神;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索马里的另外一种眼神:专注和求知欲。 无疑,这种眼神正代表着索马里的希望。

有个学生站起来问梁红:“你喜欢北京还是喜欢摩加迪沙?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索马里?” 梁红迟疑了一下,可能觉得回答喜欢索马里和摩加迪沙会跟他们拉近一些距离感。但她还是本能反应地回答,喜欢自己的祖国,喜欢北京。 没有冷场,底下学生们开始鼓掌。班长就站起来说:“如果你说喜欢摩加迪沙,那你就是在说假话。只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才是好人,才是善良的人。” 这就是索马里人的价值观。

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混乱无序,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剧;虽然这里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饿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的另一面,依然倔强地保存并延续着。在困苦中,依然有许多人保持着微笑和乐观,有许多人回到这里志愿援建自己的祖国,有许多人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期待美好明天…… 许许多多的索马里人,都相信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 我们也相信,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会一天天地变好。

世界上最大的煎熬,就是一个志在万里的人,被禁锢在一方床上。 当年那次骨折,我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个月,每天就是吃喝睡。那次动手术的时候,那护士估计是新来的,给我打麻药的时候漏了一边。接下来手术,冰冷的手术刀在我腿上筋骨里穿梭,那块儿是没有麻药的。我愣是憋着没叫唤,黄豆大的汗粒儿满脸都是。实在疼得忍不住了,用手死死地掐住床头的铁架子。终于极限了,床头的铁护栏被我生生掰了下来。

俗话说硬病能扛,软病磨人。霍乱之后的这顿呕吐、腹泻彻底让我浑身无力,干什么都不行,就只能在家里养着。无所事事之下,只能翻以前出去旅行的那些照片、录像看。结果看到了不少我们年前去奥伊米亚康的东西,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到了世界寒极的那一片冰天雪地里。

北极圈附近不乏世界名城,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俄罗斯最大的军港摩尔曼斯克、挪威的“北极之门”特罗姆瑟、阿拉斯加的航空港安克雷奇、格陵兰岛的首府戈德霍普,这些全是地地道道的“寒都”。但世界最寒冷的城市,这一名头,只属于雅库茨克。

什么招儿我们都试了,就差去路上贴小广告了。最后,我们找了一个广播电台,发布广播消息:有几个中国人要去奥伊米亚康,雇一个司机,或者有去那边办事的,请求捎一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应声了,但是价格不菲,够买他一台车的。能送我们去——安全到达,什么都无所谓了。

车开出雅库茨克没多远,前面没路了。我们正纳闷的时候司机方向盘一甩,拐出了主路,然后就见前面有条河——当然是全冻河。 天色也骤然黑了下来。就见司机下车,拿出一些奶茶和肉食放在河边——不言自明,他是在祭河,祈求接下来我们一路平安。疑问又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条河上走?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没有路,得在河上走这条河叫勒拿河,是世界第十长的河流,长达4400公里,流域面积也位居世界第九。 梁红还一直担心会不会掉下去,司机师傅笑了笑,问:“你们猜这河冰冻得有多厚?”

天亮的时候,我们终于离开了河面,前面能看见路了。 这是好消息吗?不是!在我们了解到的资料里,走这条路远比走河面危险。 这条路叫科雷马公路,一般简称M56公路,和阿尔及利亚到尼日利亚的撒哈拉公路、菲律宾的哈尔斯玛公路、玻利维亚的北永加斯公路,以及中国太行山的郭亮隧道,并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五条公路”。 俄罗斯人称这条路为“白骨之路”。这条路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由成千上万的苏联犯人们修建而成。由于条件恶劣,无数人因劳累和饥饿而死,就顺手被埋在了道路两侧。

我问司机:“这路上真有土匪吗?” 他一笑:“真有,但是这个季节没有。天这么冷,他们在路边埋伏,不冻死才怪,到夏季的时候才会有些土匪出没。” “就算到了夏季,他们的生意估计也挺冷清的。”我开了个玩笑,想缓解一下让人感觉有点阴森的气氛。 走了一程之后,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孤单”,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发现路边还停着一些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们,那些车都是废弃掉的,没准还有不少尸体依然留在车里面。

共和国地区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是流放和劳改犯人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以苏联内务部的简称“古拉格”命名。在1929年到1953年的24年间,至少有1400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强迫进行劳动改造。修M56这条路,自然就是囚禁在这一带的囚犯们劳改的工程之一。 囚犯们在这里遭遇的是非人的待遇,苏联称之为“劳工矫正营”,但更多的西方国家则直接称之为集中营。这里并没有监狱式的围墙和铁丝网,绵延千里的荒原和极度低寒,构筑了一座无形的监狱。囚犯们“越狱”后,存活率几乎为零。 在修路的过程中,囚犯们劳累致死的、饥荒饿死的、气温骤降冻死的,不计其数。他们大多都是就地掩埋,如同三千年前中国修筑长城的苦役们。不夸张地说,这条路就是用人命填起来的。

种种天时地利之下,造就了奥伊米亚康的极度严寒气候。这里和绝对最低温度零下71℃的维尔霍扬斯克,并称为寒极的“两个女儿”。 1926年1月26日,奥伊米亚康地区记录到零下71.2℃的极端最低温度。这是目前为止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区所测到的最低温度。那座纪念碑就为这个而建,现在也成了这儿的标志、这儿的图腾。

村委会的大姐拿出来一个大本儿,问我们三个的姓名等资料,然后开始往上面填。我很好奇,这是游客登记吗? 很快就有了答案,那也可以算作是游客登记吧,我们仨是第129、130、131位到达奥伊米亚康的游客。完事了,还给我们一人一张证书,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到达当天的温度。我瞅了一眼:零下52℃。右下角还盖了章,我们是经过“中华医学会”和“ISO9001”认证,到达奥伊米亚康了。 我借大姐的那个登记的本儿看了一下,在此之前的201年4月份,有过6个中国人来过这里。不过那个时候是夏天这里已经很暖和了。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批冬季到达奥伊米亚康的中国人。

女主人说,他们这儿的人都很长寿。这个我觉得自己能理解,冰天雪地,绝对的无菌世界;食物也很少烹饪,没有营养流失;人们还不抽烟,减少外界伤害;极低气温,新陈代谢慢,抗衰老……这些都是居民能长寿的条件。还有一点,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人,心态都特别好,乐观、和气。 我们得知没多久之前,就有一个百岁老人去世了。女主人说,村委会组织给他办葬礼,大部分村民都会出席。在这里葬礼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挖掘坟墓。前前后后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因为地表需要先用炭火解冻,融一点,挖一点。 不能葬在冰层里吗? 女主人摇了摇头。这里也有夏天的,温度也能达到30℃以上,冰层会融化。那时候,逝者就暴尸荒野了。 这里,是一个无法用常理来形容的世界。

奥伊米亚康是他们的“囚犯”父辈们用生命建造的地方也都长眠于此,与冰雪为伴。这里的人,习惯了这片甚至连天气都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早已与“寒极”血脉相连。 孩子们长大后,年轻一辈儿的,会去雅库茨克,会去俄罗斯其他地方。但他们不会忘记孕育他们的奥伊米亚康,和载我们来的司机一样,每年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探望亲人很多人年老后,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这里安度晚年,最后长眠于此。

“长见识了吧?”我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几个读书的时候没用功,那就辛苦点儿走万里路吧。先人没骗我确实见到了大自然另类、奇美的一面。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在这里不太能分清楚早晨、中午晚上,太阳永远是夕阳的感觉,远远地挂着,绝不往上爬。

人在睡着以后,发热量根本不够抵抗零下50℃的严寒侵袭。我们约定好在睡袋里,尽量不要动,保证每个小时醒来一次。这个任务交给了魏凯,他还要照顾拍摄的机器,低温下电池损耗很快,平均每20分钟半个小时得换一次电池,10块电池轮流用。 盯着帐篷顶,上面已经布满冰晶,我和梁红的眉毛、嘴唇也是。 “五加五等于几?” “十减五等于几?” 我和梁红之后每次醒来,都会问对方一些略愚蠢的问题以此来保证大家都是清醒的,没有陷入低温症状态,变得神志不清。还有活动手指和脚趾,确定还有感觉。

半夜出了一事故,是魏凯后来讲的。他出来换电池的时候发现帐篷周围有很多黑影在跑来跑去,他吓得不行,不会是狼吧?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狗,好几十只,全围到我们帐篷外面了。

回到梁红身边,我说:“梁红,我要向你求婚!” 她乐了,笑着说她不信。我扑通就跪下了,打开盒子递上,说:“嫁给我吧。” 盒子里,是戒指。 梁红呆住了,笑脸仿佛被冰冷的空气凝固一般,紧接着就看见她眼角有眼泪流出来。我知道那是给感动的,我成功了。赶忙爬起来,给她擦掉。奥伊米亚康可不允许人多愁善感,眼泪会冻在眼睛上。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梁红连说了三句,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给她戴上戒指,说:“你得忍着点儿,这儿太冷了,套上去会刮掉皮的。” “这辈子,有这么一次,够了。”梁红还在感动里难以自拔。 这事儿还没完呢。我在很多年前就承诺过,要在北极向梁红求婚,在南极跟她结婚。可能后来她把这事儿忘了,刚好,又给惊喜留了余地。 奥伊米亚康也真给面儿,就在我们面前,有一块天然的心形雪,突兀出来。

一路走过来,我和梁红在互相改造对方。虽不能说我俩三观一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走了许多路对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追寻的生命的态度,达成了一致。 这命题很大,因为有岁月积累的默契,它已然无坚不摧。 来寒极之前,我很担心梁红会吃不消,怕她出事儿。一路下来,我的担心稍显多余,她乐在其中。房东家那条狗,都跟她混熟了。 露营这一仗,梁红也赢得漂亮。对于极限的挑战,作为女人,她的难度比我更大,但是她坚持下来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人,这个荣誉是她应得的。她接受那枚戒指,其实是她给我的赏赐。这一路有梁红相伴,也是上天给我的馈赠。我很幸运。

魏凯说他得想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前两站魏凯都跟我们在一块儿,他原来是我生意上的一个朋友,每天都很忙但觉得日子过得特没劲。我开始策划去寒极的时候,就先问了魏凯。他当时也要考虑一下,考虑很多,步子迈不开。但一个星期后,他想通了,说:“哥们儿我辞职了,咱出发吧!” 这次没等一个星期,当晚就给我回了电话,去。他老婆已经怀上了,不用担心五年生育计划,还挺支持他,男人嘛,就应该走出去。 曾乔那边费了点劲儿。他人老实,话少,听父母的。为这事我们跑了很多次他家,跟他父母一块儿吃饭、聊天,让二老觉得我们这帮朋友靠谱。终于,他们点了头。 我、梁红、魏凯、曾乔。“四人帮”又组齐了,去切尔诺贝利。

核辐射区,对人体有伤害的有三种射线,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α射线和β射线是很容易被阻挡的,且它们的辐射距离很近。γ射线则不同,辐射距离远,穿透性强。即使是有两厘米厚的铅板,它也有50%会穿过。它,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敌人。无色无味的无形杀手。 身在切尔诺贝利,你永远不知道哪儿藏着危险;甚至是,你永远都处在危险里,无处躲,无处藏。切尔诺贝利,是更极限的一种挑战。

再说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共和国地区的切尔诺贝利市,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的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一神话。核电站的第4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因为人为操作失误,突然失火,引起爆炸。机组被完全损坏,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漏,其辐射量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

乌克兰大使馆没有设绊子,欢迎光临。但是没有政府的官方批条,我们进不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址。最后联系上了乌克兰紧急情况部,费了不少劲儿,终于得到了准许。 还收到了额外“惊喜”。外国人进入切尔诺贝利后,最多只能到10公里辐射圈,不准再往前走。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位叫谢尔盖的上校,允许我们更进一步,可以到达普里皮亚季,路过4号反应堆。 一份文件摆在面前,每个人都要签字。梁红负责审阅,大概是免责书、生死契约之类的。想进去,生死自负。这份文书,搞得我们像要进鬼门关一样。这很不人道,还没到现场,就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枪支遍地的索马里街头,也没要签这样的手续。

“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本就有不祥之兆,意为“切尔诺伯格的居所”。这个切尔诺伯格,是斯拉夫神话中代表黑暗死亡、疾病的暗黑之神。命名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如今这里,真的盘踞了恐怖、死亡和疾病。一名成谶。 在30公里圈的入口附近,我看到有工人在周边喷洒药物。还有一些建筑,先是检查站,每个人必须先进去接受检查,确认没有携带违禁物品。总不会有人偷辐射源吧,担心捕猎变异动物?

向导介绍,我们进入30公里辐射圈之后,所有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听他指令行事,不准碰任何东西。还有,所有人必须得待在一起,不能分开。因为里面有攻击性的动物。 车子发动,我们进入切尔诺贝利辐射圈。

我想点根烟,也被制止了。防止吸入辐射尘埃,一旦吸入,会造成内辐射,它会持续,有可能致命。跟寒极一样禁区都戒烟。

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这里是苏联时代发展最快、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小镇。当时所有从事核工业的人,都视在切尔诺贝利上班、在普里皮亚季居住为莫大的荣耀。

要征服马鲁姆火山,需要先征服当地的土著人。否则他们会送给我们飞镖、利剑,最后把我们的尸体扔进火山里。 这是我们向导帕斯卡给我们的告诫。他撂挑子了,不跟我们去火山。 还是“四人帮”,我、梁红、魏凯、曾乔,带了500多公斤行李,绳索、攀岩登山设备、拍摄仪器等,飞抵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零点到达,走程序排队出关,超重行李申报。再取行李发现一卷250米的绳子不见了。这绳子是特制的,耐酸腐蚀和高温的,下到火山里面用,在外面不好配。出师不利。

世界上最活跃的两座活火山,埃塞俄比亚的埃塔阿雷火山和瓦努阿图的马鲁姆火山,都有一个很活跃的熔岩湖。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新西兰有个探险团队,他们去世界各地拍火山,拍了将近20年,但就对马鲁姆火山没辙。19年来,他们每年都会去一两次,试图下到火山口里去,但一直没有成功。 老外做不到,中国人能够做到。我的“狭隘”民族观又开始作祟了。 查资料,了解火山知识;学攀岩技能、火山生存技巧,开飞机;准备登山、拍摄器材。前前后后,我们准备了足足两年。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之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马鲁姆火山是瓦努阿图人的圣山,不是想上就能上的,还得经过多方许可。最初他们开价1000万美金,这已经不是在要钱,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我们去。经过多方斡旋,最后,我们成功得到了瓦努阿图最高行政法院和文化部的同意,可以登山并进行拍摄。但是他们也没给事情打包票,火山下的安布里姆岛上土著那一关,得靠我们自己。

帕斯卡帮我们联系了在安布里姆岛上的另外一个向导乔伊斯。此人是当地土著的首领。那个岛是属于他的,无论是他的族人还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上了岛,一切生杀大权,全由他掌控。 最后,帕斯卡重复交代,跟当地土著打交道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很多国外的探险队,都在他们身上吃过苦头一伙新西兰人曾经被安布里姆全岛土著追杀,因为他们亵渎了火山,亵渎了土著的图腾、神灵。

这是一种特别震撼人心的场面,火山有它雄浑的力量,它不类尘境的美。这就是美女与野兽的完美融合啊!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任何画面也会失真。眼前的马鲁姆火山是天堂之门,人间词汇尽显苍白。 有人说,站在高处的时候,人会很想跳下去。此刻站在火山口上,我就很有这种冲动,想跳下去。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实在太渺小。 回头,梁红已是泪眼婆娑,呆愣住了。她说:“我看到了天堂美景,这是我30多年以来,见过最美、最震撼的大自然景象。这一趟火山之行,对于我来说,已经圆满了。就是现在回去,我也此生无憾了。”

火山的气候,跟我们在下面世界遇到的所有气候都不一样,是一个特殊的气候体,自成一派。熔岩湖里,每天会排15万到20万升的热空气,二氧化硫、二氧化氢等化学物质混杂其中。再赶上下雨,凑一块儿,狼狈为奸成酸雨,杀伤力一下子就上去了。腐蚀性很强,会灼伤皮肤,进了眼睛就更不得了。回国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皮肤都变好了。酸雨把我们外表的死皮全清洗掉了。 火山里喷发出来的岩浆,在巨大的气压下,会被“抽丝”,被风吹过之后迅速冷却,成为丝状固体,叫作“佩雷之发”,就是火山女神的头发之意。随着升腾的热空气溜出火山坑,被风吹着走,扎进我们的皮肤。要么用刀割开伤处挤出它,要么就留里面等它化脓流出来。

乔伊斯找到我,很担心,劝我再想想,他说从来没有人在这种天气里下去过。 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新西兰人,成功地下去过,并且活着上来了。新西兰离瓦努阿图很近,所以他们不停地在马鲁姆火山考察,前前后后计划了10年,在火山顶上连续等了30天,才等到一个好天气。 都走到了这儿,跟台风、酸雨斗争了四天,不下去绝对不可能,否则我会遗憾一辈子。如果真的死在了天堂口,也值了。 那个新西兰人,叫杰夫·迈凯里。很有名的一哥们儿,跟马鲁姆火山较了十几年劲儿,三个月前,终于下去了。他有句名言:人生要么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要么是平淡如初。

我套上防护装备,除了防毒面具,还有三层防护服。最里面是陶瓷纤维的防护服,中间是石棉纤维的防护服,最外层是铝箔。主要是防酸液腐蚀和岩浆灼伤的。如果没有这些,进去离熔岩湖100米的距离,人最多只能待10分钟。 还准备了一个移动呼吸气源,能支持我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呼吸80分钟。还有一个特殊订制的上升器材,在那种悬崖峭壁上,爬上来不现实,如果靠上面人拉,我能被岩壁上尖锐的石块撕成碎片。 到火山口边,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风也起了。我们就只能等着,等雨小一点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风平浪静。就是现在了。

肯定是通信坏了。攀岩或者岩降,最怕两件事:绳子断了,通信断了。绳子断了马上死,通信断了等会儿死。

眼前的马鲁姆火山,像有魔力一样,牢牢攥着我的心,让人不舍再离开。嗡的一下,就感觉世界要爆炸了,整个马鲁姆火山,在往上涌,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我的身体,我融化其中,融为一体。我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全部都变成了虚无。

“梁红,我的命就交给你了。上升器你来控制,把我拉上去。” 这事儿只能是梁红,因为它需要默契。如果拉快了,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被卡在岩壁上,再不停地扯,我就会被撕了。烟雾太浓,她根本看不清我的位置,对讲机之外,还要她凭感觉。心有灵犀,交命没有问题。 “魏凯,你和曾乔的护照在酒店我和老张房间的抽屉里。如果一会儿老张发生意外,我也不走了,跳下去陪他。” “你说什么呢?不可能,能想到的危险我们都能回避掉!你别有的没的想那些事儿。” “咱们既然一起来了,是一条绳上的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人搁下。真出事了我下去背他上来。咱们一起来的,就必须一起走!” 对讲机里,是上面梁红和魏凯、曾乔的声音。听到这些,我有些凝噎,心里阵阵难受。我和梁红早就是一个人了,这种感情不需要山盟海誓。她那几句话,让我更加坚信,我愿意把生命交给这个女人。 魏凯和曾乔,也是跟我一路大风大浪走过来的哥们儿。信任队友,托付生命,这是我们几个男人心照不宣的信条。 生死相依,就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走出来的收获。

村民们排着队,一个个地走上前来跟我们握手。 他们现场酿酒,给我们接风。他们叫卡瓦酒,把一种植物的根茎削碎,用水一冲,放在一个大竹筒一样的容器里,然后拿个木棍舂,搅碎,把茎汁逼出来。最后兑上水,用块秋裤一样的布过滤,留下来的就是卡瓦酒。花生汁的颜色。 乔伊斯说,卡瓦酒在部落里只有成年男子才可以喝。然后舀了两碗递给我和梁红,敬我们:“你们征服了圣山,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英雄,就是勇士。”

乔伊斯把他儿子叫到我面前,指着他对我说:“从今天起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接话,乔伊斯继续说:“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我的老婆……”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大骇,喝多了吧?他狡黠地一笑,指着梁红说,“就是你的姐姐。” 我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这是拜干爹吗。乔伊斯补了一句:“我们有友谊,我们是兄弟。喝了卡瓦酒,我们已经心灵相通。”说完,乔伊斯把手放在我胸前,说他刚跟家族里的人商量过了,他要赐给我一个他们家族的姓氏,我们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

“爷们儿,什么是爷们儿,牙齿掉了咽肚子里,胳膊折了推袖子里。”这是我爸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在我爸的眼里,我是个野心很大、从不墨守成规的人,还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无论什么事,只要我想做,这事就一定要做成。 我不怕受憋屈气,也不怕挨皮肉苦,但是怕把自己搞丢了。我和梁红的第一桶金赚了100万,一夜之间又一无所有;我没生气没失落,我还有退路,大不了回去继续卖豆腐,牙齿掉了咽进肚子里。我脚骨折做手术的时候护士忘了打麻药,折断床头的铁护栏我都没吭一声;皮肉之苦而已,至少还活着,腿折了可以拄拐杖。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在干吗。 显然,我真的把自己搞丢了。我的理想,根本就算不上是理想,现在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这样问自己。沉默10秒,我不知道。

我哭过三次,我父亲去世是第一次,在汶川汉旺的救灾现场是第二次,都是因为悲伤。第三次,我是被自己给感动了。 从瓦努阿图回到北京后,有媒体给我们弄了个招待会我们在马鲁姆火山上拍的视频、照片,在会上播放。镜头不多三言两语,道不出我们在那上面八天的故事。荧幕上的火山风姿大打折扣。当那张我在下降到-275米的凸点,展开写着“中国”的那面旗子的照片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眼眶霎时就湿润了,有泪滚落。身下熊熊燃烧的马鲁姆火山,给我做了回背景。

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我还是小我,纯粹是因为好奇、刺激和解答自己心里的疑惑。在索马里,“中国万岁”、“中索人民友谊万岁”被索马里人喊出来的时候,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便在我心里喷发而出。“在北京的金山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们的记忆,也是索马里人的记忆。在现场的那种特定氛围下,我甚至觉得,那是世界的记忆。 老外说中国人不能征服寒极,我们去了,是第一批冬季到达的中国人,奥伊米亚康的纪念碑前,从此有了五星红旗。梁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性。这次是大我了,我更想表达的却是小我,因为那是我们对自身极限的一次挑战。我更想表达的,是人们不要轻易地去划定自己的极限。不妨试试,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个超人。 我曾经是个照X光都觉得会被辐射的人,电脑面前都不敢多待,手机坚决不放裤子兜里。但我选择了去切尔诺贝利,那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有障碍就翻过它,是翻过,不是绕过。切尔诺贝利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心里永远的痛,也是全人类的伤痕。但我们几个中国人,试图去走近它,揭开它死神的面纱。世界在反思,但不应该是恐惧。核辐射很可怕核辐射也没那么可怕。 马鲁姆火山之行,是我这么多年来纵横四海最为困难重重的一站。只有一个新西兰人征服过这座火山,世界低看我们一眼:中国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依然做到了,还把“中国二字和龙的图腾带了进去,一起见证我们的征服。从此以后要这么说:只有中国人和新西兰人做到了。 我自豪于中国的旗子飘在了马鲁姆火山里,我兴奋于自己见到了人间最壮美的一面,我感动于爱情、亲情、友情让生死变得不那么严峻。我还收获了一个酋长、一个部落的亲情和友情。 “说中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至少在那里,中国人走在世界的前面。

随着路越走越远,有一把无形的尺子,为我们架设了一个坐标,叉开一个角度。顺着看过去,它展现给我一个全新的三观体系。生活、生命、生死,全部重新定义。 一切的改变,都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我们之前困顿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琐事、纠缠、烦恼,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先改变,去哪里都一样,看到的也只是:蓝天快要塌,青山乱如麻,绿水像在骂,出门全乌鸦。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换一个状态,一切都不一样了索马里的枪口下有微笑,奥伊米亚康的寒冰下有温暖,切尔诺贝利就算是死亡禁区也让当地人故土难离,马鲁姆火山不是地狱,它打开的是通往天堂的门。 在那些地方,我甚至感觉到世界是大同的。无论是在索马里还是在中国,人们对稳定、更好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无论是在寒极还是在非洲甚至核辐射地区,条件再艰苦,故土最难离。还有,微笑和真诚是全世界的通行证。 在没走出去之前,我顽固,我对很多事不屑一顾;我庸俗,赚钱就是梦想的全部;我碌碌,我不知道生活在何处;我无助,我想改变却不知从何起步。 漫漫征途,如一剂良药,毛病全治,我开始体恤家人,珍重朋友;如一泓清泉,尘埃涤尽,钱不是唯一,生活还有更多;如一壶醍醐,茅塞顿开,最美的风景在前面,最传奇的故事自己是主角;最后如一座灯塔,指引我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个重新找到自我的过程,这还是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过程。

一个新地方,富有挑战性的地方,永远会带给我新的惊喜。这些就是生命给予我们的一个诱惑,我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个世界没有理所当然,只有因果循环。有感受,有付出,不计收获老天也会给你惊喜。譬如在火山,一方面是大自然给了我们震撼和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方式,才能得到这些震撼和影响,在其他地方,根本得不到。 探险旅行,身体的煎熬太不值一提了。重要的是眼前看到的别样风景、很多心理上的收获、精神上的感动,等等。除了亲自感受,无人可以赠予。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一路走来。而得到的这些,千金难买万金不换。


回想起过去的八个月,我仍然心有余悸。有好几次,我处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动过杀人的念头,也做好了被杀的准备。再看看依偎在身边的梁红,她早已眼噙泪水,“在海上九死一生,但好歹结局圆满。”

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世界末日”起航的时间节点。2013年春节,我把“北京”号拉到香港注册,算入了籍。拿着它的“户口本儿”,我念叨着:“X-562船型,玻璃纤维船体,17.23米长,4.84米宽,吃水2.85米,排水量19.5吨,桅杆高度26.5米,发动机功率100马力……” “北京”号在香港还得待一阵子,才能出港入海——“老范”把船停得太久了,很多地方需要大修和改装。 船在海上航行,不像汽车在陆地上跑,车坏了,一个电话就有救援。可在茫茫大洋上,船坏了迷航了,结果就只有一个:等死。为了安全起见,我找了专业人士,对“北京”号进行了全面的结构性加强,还安装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系统。 接下来,“北京”号将载着我们乘风破浪,去南极!

船,人,物资,再加上意志。我总结的航海四要素。

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心里如刀绞特别难受。我已经急疯了,根本顾不得船上的事情。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这趟旅程对她来说,实在太难了。她是我的爱人,我是要带着她去南极结婚的,但此时更像是带她来受罪的。 此前我遭遇过许多困难挫折,但从来没动摇过要环球航海的决心,此刻我有些怀疑了。是不是我太自私,带着大伙儿跟着我一起受罪?这时候反倒是梁红来安慰我,她说:“老张,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既然选择了这种生活,那就不要怀疑,只要克服。

海胆好吃,海女不好做。 虽然海女们都熟谙水性,轻巧地在海底穿行,但是她们毕竟都那么大年纪了,再加上神秘莫测的海底潜藏着许多致命的危险,礁石、暗流、潜水病等,在水下,每一个轻率鲁莽的动作,都有可能致命。有些海女常为多撬一个海螺,或多抓一只章鱼,而导致肺中氧气不足,命悬一线。在繁忙的季节,每个月都会有几个海女因为事故而丧生大海。为了安全起见,现在海女作业都是结伴而行,由年老的带着“年轻”的,有个照应。 海女即将消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危险和实在太辛苦,下一辈的女孩,没多少人愿意继承这一衣钵。

说实话,我真的很不爽。一艘漂荡在汪洋大海上的孤舟,有且必须只应该有一个船长。他是那个具有精神向心力的人,是那个能服众的人,也是那个具有决策力的人。现在我就处在这个角色上,我可能会犯错,但是我不能被质疑。 在与世隔绝的船上,人的精神很容易压抑。船长是规则制定人,也是一杆标杆,更是一座灯塔,这样才能让大伙儿收起自己的小想法。有秩序,航行才能继续,船上不存在民主。 其实离开大陆没多久,船上就起过争议。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吃饭,有的人抱怨咸,有的人抱怨淡,有的人闻不了腥味儿,有的人不能碰蒜……众口难调。船上资源有限,不可能私人定做。都是朋友,面子上没撕破,但是这是个隐患,必须要解决。我最后给出的方案是:做什么、怎么做,好不好吃,做饭的人说了算

一艘海上的船,都是船长责任制。船员跑肚拉稀了,也是我的责任。在责任的同时,我也必然拥有决策的权力。 说实话,这次的争论,让我有些怒不可遏。我知道在船上狭窄、隔绝的环境里,一个船长失去了权威之后,会有多么可怕的结果。一艘没有向心力的船,在极端环境的摧残下,最后往往会出现叛逃、厮杀等情况。 在大伙儿陷入争论,都有点失去理性的时候,梁红过来劝我:“老张,走宗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贸然去闯。我们去哪儿从来都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是脑子一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北京后方的

一艘海上的船,都是船长责任制。船员跑肚拉稀了,也是我的责任。在责任的同时,我也必然拥有决策的权力。 说实话,这次的争论,让我有些怒不可遏。我知道在船上狭窄、隔绝的环境里,一个船长失去了权威之后,会有多么可怕的结果。一艘没有向心力的船,在极端环境的摧残下,最后往往会出现叛逃、厮杀等情况。 在大伙儿陷入争论,都有点失去理性的时候,梁红过来劝我:“老张,走宗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贸然去闯。我们去哪儿从来都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是脑子一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出了阿图岛,我们正式进入白令海。“北京”号像跨过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一样,差异非常明显。白令海的风浪,比此前太平洋的风浪,更加飘忽并且猛烈。毫无定向,一刻不停。此前一直平静似镜的海面,先是泛起涟漪,接着开始浪花飞溅。

有人坠海,不准下去救援! 这是“北京”号的“十戒”之一。不是我们要抛下伙伴,不近人情,而是在波涛汹涌、能够吞噬一切的白令海上,有人坠海,是不可能救得上来的。下去救,不过是再搭进去一条命而已。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刻舟求剑”的方式,一个人的手指紧紧地跟着落水者,船长调整船的方向,其他人从100开始倒数。能够游回来算命大,游不回来,谁都无能为力。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将一只油桶扔进了海里。计时器仅仅走到30秒的时候,鲜艳的红色油桶已经用肉眼看不见了,即使借助于高倍望远镜,也看不到一丝红色。 在汪洋大海里,一个人,一艘船,实在太渺小。 船上还有一些其他戒律,都是出发之前我们多方权衡后定下的。

禁酒。在电影里,有水手的地方就一定有朗姆酒。但是在现实里,船员必须禁酒。人手有限,经不住一个人的宿醉;空间有限,一个趔趄就可能跌落大海;意志有限,经不住更多的酒精诱惑。 幸好不用禁烟。我运了100条烟上船,虽然烟民只有我和老陈,可实在无聊的时候,他们三个男的,也会找我切几根,叼着打发时间。 随着航行越走越远,我们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风浪,而是无聊。 从起航时候的兴致勃勃,到热情渐渐消散,接下来是索然无味,到现在,全是在咬牙坚持。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港口等待着我们。没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对马岛时候的那种严阵以待,他们认真地查看了我们的相关证件之后,就非常友好地说:“Welcome to America。” 我们略有歉意,向海岸警卫队坦白了我们在阿图岛干的事儿。一位队长一笑,说那些物资之所以还留在岛上,就是为给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不时之需。如果下次我们开飞机去,他可以告诉我哪儿能找到航空油。 当我问到,为什么我们在阿图岛上找到了水、油和一些物资,却怎么也没找到食物的时候,警卫队队长说,他们原来留有好几吨的罐头和其他食物,但是撤离的时候,把所有的食物都就地掩埋了。怕的是食物储放时间过长,就会变质腐坏,人吃了会出问题。

漫长的清点结束,梁红特好奇多少钱。折上折,七百零八块六毛五,零头也抹掉,七百整。这么十几箱东西,非常实惠地买到手了。 完事了,夫妻俩还特别细心地告诉我们,哪些食物该怎么做,哪些搭配好吃哪些不行。在等待老陈他们过来搬货的时间里,我们还聊了些在海上航行的事儿。在得知梁红晕船之后,船长妻子拿出自己用的晕船贴,送给了梁红,并教她怎么用。说得很详细,还告诫梁红,晕船尽量不要吃药,会导致很多副作用,等等。

我能体会梁红此刻心里的难受。六个人,就她一个女人,在那么难受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能熬到这里,我觉得她的意志力比谁都坚强。她强忍住泪水,咬着嘴唇,良久,她说:“出发的时候,大家都表明了态度,这次航行,是大家的梦想,特别是对于我和老张来说,意义重大。历尽千辛万苦,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以前我可能确实做得还不够,觉得我不行了大家还能照顾我。请大家放心,后面的路,无论如何我会咬牙坚持住,到熬不住的那一刻,我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绝对不会成为大家的负担。” 那一刻,我的心里早已经泪奔。这是我的女人,现在却要为了坚持完成我的梦想,而做出随时殉海的决定。这些,本不应该是需要她来承担的。我发誓,无论如何不会到那一步,大伙儿是我带出来的,就算真的出了事故,发生伤亡,一定是我来负这个责任。

无帆的帆船,反而受力减少了许多。“北京”号终于摇晃得没那么厉害了。所有人咬着牙,憋着最后一股气,两个发动机同时开动,冲破层澜叠嶂。我们突围了,逃出生天,出了暴风团。 帆没了,雷达没了,全船所有电路接口全部短路。“北京”号彻底陷入了瘫痪。

男人的悲伤,来去匆匆。只要梁红在身边,天涯海角,没有禁区,风阻浪挡,绝不退缩。 抹干净眼泪,检查船只。我们前方,还有很远的路。

一位跟老陈家人一起来美国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些都是自发聚集的网友。大伙儿知道我们今天要在洛杉矶停靠,就都从美国各地跑来了,还有特别从加拿大和东海岸赶来的。优酷的朋友们来了,我在美国学飞机时候的朋友们来了,高晓松也来了。 “我准备的礼物,带来了吗?”我悄悄地问。朋友点头。 现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欢迎会和分享会

我的颈椎病,这会儿也犯了,每天总会有几次钻心地痛。洛杉矶似乎是在挽留我们。 请了一位华人大夫来帮我看病,他姓王。手法非常熟练,摸了摸我的脖子,捏一捏肩膀,说我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当时就很诧异,我在中国这么多年都没解决。他用梅花针给我放血,然后在痛点用梅花针扎,皮肤被刺破了,然后放一个拔罐,把里面的瘀血吸出来。 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还真好了。

梁红对玛雅人的吊床很感兴趣,问哪儿可以买到。哈奇德推出他的车——一种特有意思的交通工具,类似于北京的三蹦子,但是车厢在前面,司机在后面蹬,推着人走。哈奇德让我们上车,他载着我们来到哈奇德叔叔的家里,他是这个村里唯一会做吊床的人。一进家门,梁红就被屋子中央的一个吊床吸引住了,花花绿绿特别喜庆,而且很大,两个人躺都绰绰有余。我俩上去试了试,居然绷得住,质量不是一般地好。 遗憾的是,哈奇德的叔叔说,这个吊床是村里的一对要结婚的新人预订的,是他们的婚床,不能卖给我们。梁红不舍,特别想要,说我们俩也要结婚了。让我们感动的是,哈奇德的叔叔连夜跑到那对新人家里,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终于把吊床卖给了我们。

神奇的老张,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船上出了任何一个故障,他只要蹲在甲板上,淡定地抽几口烟、安静地琢磨琢磨,他就知道故障在哪儿,然后就开始独坐中军,调兵遣将:“小宇去看看水位情况,曾乔去检查一下水泵的阀门和胶管,魏凯去看看尾仓的出水情况。”然后他自己处理水泵的核心问题,很快就能把故障解决掉。他是一个机械天才,如果生在战争时期,他绝对是一个顶级的工程兵。 老张自我形容是一块五花肉:肉、香烟、盐。我觉得还不甚贴切,他的大脑是个机械库,里面全部是机油、油管、电路,还有各种机械零件、齿轮。每次发现他在想问题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他脑子里面,有很多机油在不停地流动。还有他的心脏,也是结构特别,是用纯不锈钢打造的,防风防水,抗腐蚀,还抗压。他的头脑和心脏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装着一样的伟大梦想。

在船上,做任何事情的前提,就是要先固定好自己。不管是做事、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如果不把自己的身体固定好,就会出各种意外——在甲板上会掉到海里、在船舱里各种磕磕绊绊、上厕所的时候会尿到自己身上。 在每天如此痛苦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梁红在船上,我估计我早就跳海选择一了百了了。在某种意义上,梁红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偶像。每到临界点的时候,我就这么告诉自己:梁红一个女人都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坚持?这关乎一个男人的尊严。 我曾单独问过梁红,这么难受为什么要一直走下去。 “因为我爱270,所以我要跟他在一起,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任何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纯粹,不需要理由

船开到了港口,海关坚决拒绝我们办落地签,不让船进港,人不准上岸。我们费尽口舌,陈列各种证据,海关依然无动于衷。说不给签就不给签。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几罐茶叶。当我把几罐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递到海关检查官员手里的时候,他一直冷冰冰的态度瞬间就变了。“行,跟我办理手续去吧。” 一路盖章,每个地方交个几美元,咱们终于在圣地亚哥落地了。智利海军还给我们下了一道特别通牒:每天早、晚八点,向他们报告具体所在位置。 到达圣地亚哥,我们的整个南极航行计划,就走了三分之二了。

家庭和亲人,是超越生命的牵挂。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在愤怒的同时,我想起了独居在老家的妈妈,似乎也有了一些理解。谈不上原谅,去南极,这本来就是一个自发的行动。我认为这是大伙儿的梦想,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梦想。有人选择离开,选择放弃,我没有权力逼迫他们。 “老张,要不……我也不去了吧……”曾乔的声音。 我彻底绷不住了,6个人出发,到现在他们4个人都提出了离开。曾乔这话一出口,我就只有一个感觉,自己和梁红被抛弃了。所有咬着牙认为的对大伙儿的理解,也瞬间转变成了背叛。

我忽然明白,死和坚持摆在面前,可能死会是更容易的那个选择。因为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而坚持则要难得多,在身体上、心理上,都是漫长的、巨大的煎熬。 大伙儿已经陪着我和梁红坚持了六个多月,这段路上,他们可能都逼迫着自己超越了好多次极限。我开始试着去理解他们的选择。有人说我是个疯子,可能确实如此,但他们是正常人,我没有资格去要求每个人,跟我一样拿着命去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一直在超越自己的极限,或许他们,真的已经到了极限的那个临界点了。 “南极就在前面,你们为什么要放弃呢?到南极那是梦想实现的时刻,我希望这不仅仅是我和老张两个人的梦想,而是所有人、你们每个人的梦想。”梁红已经哭了,泣不成声。一路走来,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梁红一直都带着笑容。在她的心里,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都是她坚持下来的动力。或许是她对大家的期望值太高,心理依赖太多,突然,所有的动力和依赖,一下子都被掏空了。 我能做的,只是搂过梁红。我是她最后的依靠。

海关人员此前也确实没有处理中国帆船入境的经验,最后他们提出,让我们限时离境。船需要检修,他们所限的时,我们是根本无法完成检修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们联系了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各种努力之下,海关给我们办理了紧急停靠许可,允许我们在乌斯怀亚停留72个小时。 每个人都被海关叫去单独谈话,告诫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要闹事,不要招妓,等等。最后每个人都签了一大堆文件,我还额外签了一份船长担保函,保证所有的船员不会在乌斯怀亚停留期间出现问题。 拿到许可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好事多磨吧,我们这样安慰自己。

同胞相见,分外亲切。鼓励之余,“雪龙”号给“北京”号的建议是,万事小心。在电话里,“雪龙”号的三副先和我通了话,给我提供了一些“雪龙”号上的气象资料。惊喜还没完,船长拿过电话,亲自给我们讲了穿越德雷克海峡的一些风和海流,还有冰情。得知我想把船开进长城湾的时候,船长告诫我,长城湾里面没有海图,礁石分布特别混乱,暗礁林立,最好不要冒险闯入。 南极的海图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在国内搞不到,在美国、墨西哥也没弄到。后来听人说智利海军有,我们询问过了,依然没有。最后的希望在阿根廷,可是离南极最近的乌斯怀亚也依然没有。 最后给我们解困的,是一艘来自澳大利亚的船。临出发前,一艘澳大利亚船只的船长本杰明,得知我们要去南极,就找到了我们,聊了起来。南极海图的事情,本杰明帮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南极的海图都是各个国家自己绘制的,侧重点不一样,都各不相同。他拿出自己的海图,然后找了游艇会的人手里的各种版本,让我们复印了一份。然后综合在一起,绘制一张能为我们所用的海图。

本杰明还给我们提了两点建议。第一个,是给我们科普了一次《南极条约》,南极是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南极是世界的。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南极的水陆环境,还有动物。在南极,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出发之前,我们早已熟知《南极条约》,但是当一位船长很郑重地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南极变得更加的神圣。 第二点建议,就是本杰明以船长对船长的姿态告诫我,开帆船去南极真的很难、很危险,请我一定要三思而行。哪怕是对经验再丰富的船长和水手来说,南极都是一个挑战。每隔几年,风浪和暗礁都会将几艘船、一些水手,埋葬在那里。 一

无线电里传来“没错,你们在长城湾里头”的声音时,我感觉整个人一下子就释放开了。8个月,18000多海里的航行,我们经历了种种船只故障,经历了水手更换,经历了弹尽粮绝,经历了海上惊魂,经历了日本和阿根廷的海关刁难,经历了人间炼狱的西风带和风团……作为一个船长,我肩负着所有人的梦想,还有生命。一路上我大喊大叫,我嬉笑怒骂,我累月失眠……那种压力,若非梁红在身边,若非还有这个未到终点的梦想支撑,我早已崩溃。 泪眼模糊里,“北京”号靠岸,抛锚,下船。这是一场探险,也是一场修行。梦想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信仰。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和身边的每一个人紧紧地拥抱。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的同胞

“270,我也送你个礼物。”老布说着,就和曾乔、球球,就把我俩往海边带。我有些纳闷,他们在船上准备了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不可能不知道。 走到海边,他们仨麻利地把自己脱得只剩下内裤了,然后一齐“扑通”一声,跳进了长城湾的冰海里,边游边冻得“咬牙切齿”地喊:“祝船长新婚快乐!祝老张和梁红百年好合!” 在温度零下的冰冷海水里,他们冻得遍体通红。我的朋友们、水手们,用这样一种方式,给我们送来了最赤诚的祝福。我和梁红感动得咬着嘴唇忘了怎么表达感谢,只能忍着泪水,心疼地招呼着他们赶紧上来,穿上衣服

我和梁红只是两个普通老百姓,在为我们自己的小情怀、小梦想,不惜一切地往前方走着。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梦想从来不是靠单打独斗实现的,孤胆英雄不存在,众人划桨开大船。我的船员们、后方工作人员们、沿途的陌生人们,以及万千关注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是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一注涓涓细流,一丝催帆微风。正是你们每个人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走到现在,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最后,我想告诉所有人: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每个人都会为你放行,天空也会为你放晴。大胆上路吧!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