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河山】读书笔记

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想不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

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

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个人的自由,必得向社会中寻,正如社会的成功,必得着落到个人身上。

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百年蒙元,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有野蛮的军管,区别种姓,以聚敛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那又是中国最少意识形态控制的朝代。蒙人粗暴但并不苛细,管理漫无章法
,几近于“你把钱粮交来,剩下的事不要来烦我”。

蒙元官方,并不是真心想放松控制,说到底,他们是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控制社会的能力有限。 专制也是个技术活儿,古代的君主,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心有余”
也说得不对,没有电报机之类以启之,他们无法凭空生出许多后世才有的豪情壮志。明代加强专制,大不了是建立国家警察、厂卫之类,侦缉天下,又能怎么样?扒在人家的窗外
偷听,虽然吓人,效率却低,除非天下人一半入了厂卫,否则能力平平。

古代的一大政治神话,是以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天下”为何物,已经很暧昧了;“人心”云云,更是一笔糊涂账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理应有,但没有培养出来,或甫一露头,就被吓回去了。鲋人是处境使然,对此是施以援助,还是加以利用,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显分别。

顾炎武的高见之一,是在《日知录》里,谈起三国正始年间的风俗,有感而发的。那段话很有名,但我还是抄一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但咱们知道,古代中国,不管乱到什么程度,本来的风俗、基础的人伦,一直顽固地保存。在小的单元上,自治的能力仍在,一旦平定下来,社会重建,不费很大的劲,就回到原来的模样。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一个是军队,一个是饥荒,这两件事,一是强权本身,一是强权使然,所带来的乱世,为古人最可怕的记忆;这记忆,也常为强权所利用,威胁大家:你们要是不听话,别怪我让你们回到乱世里。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

坑儒易,埋葬思想难。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证明曾有异端,令人恼火。

葛洪的辩解,不过是说有贤君,有暴君,不该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但他的断言里,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继续论辩,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儒家形势上强盛,理论上却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这些思想者中间,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这是可惜者二。

作为思想体系,儒家最让人想不通的,还不是对物理世界缺少兴趣,而是对生死问题没有自己的解释,或者附和风俗,或者是采自佛道。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了。

古人的道德冲突,往往表现为范畴冲突。如忠孝仁义,各具美妙,总有互相操戈的时候。

文明与野蛮接触,落后的一方,就文化制度而言,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也许可以短暂地凭借武力,企图将文明摧毁到和他们同一水平,不曾也无法有长期的成功。无数的蛮族就这样消失了,或者说,变成了我们中的成员,只留下些文化上的印记,一半是在旅游公司的手册上。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情有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

反抗还需要个性,赴死只需一种态度;反抗还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

教育的不平等,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让人人都受教育,一种是让人人都不受教育。第二个办法闻着馊,做起来却容易些,而且记性好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不曾施行过。

七贤对《庄子》都有心得,最得心法的,看来还是山涛。庄子早讲过,当年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气太大—哪怕是闭门在家修行,也可能威胁到政权对人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政权已宣称自己是道德领袖时。对这种盛名之累,嵇阮之辈自然心里明白,也时常讨论;但能言之不一定能知之,能知之不一定能行之,能行之,也不一定能像山涛那样做得好。

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实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

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作两种理解。第一种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D,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

对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汉朝人斥之以“暴”—暴则暴矣,不过哪个王朝又不暴呢?在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赞颂;他的制度,一直被批评;他的焚书坑儒,一直被咒骂。我是“反秦派”,对秦朝的政治绝不喜欢;不过有时又想,如果秦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一两百年,在某些方面,说不定是好事。 秦朝成于集权,亡于集权。区别在于秦国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现代人已不易想象。自有电报以来,此岸的消息传到彼岸,以分秒计,而在过去,至多不过是马匹的奔速。人的神经传导,快时可至每秒钟一百多米,想象一下这个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觉时,菜已下锅,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来不及矣。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出来的反是拙劣之物。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朝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想不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抱歉得很。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得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而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符。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