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 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读书笔记

只有领先者才有资格向对手学习。


蜘蛛与海星

传统组织就如同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

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当初西班牙人入侵南美洲非常轻易地就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这是因为这两个帝国都是蜘蛛式的组织结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里,中央政府一倒全国立即崩溃,“竟无一个是男儿”。可是西班牙人打到北美洲,面对更加落后的阿帕奇族的时候,却打不下去了。阿帕奇族是个海星式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各部落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阿帕奇的英雄并不直接指挥调动什么大军,他们只是作为战斗榜样从精神上去感召别人。这样即便有几个部落被击溃,剩下的族人仍然能继续战斗,根本谈不上擒贼先擒王。结果阿帕奇族跟白人抗争了几百年,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向美国政府投降。这样看来去中心化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分权体制,显然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时代也有类似的特点。到了现代,政府和公司往往是集权的,去中心化反而不太容易被人理解。

把去中心化组织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领导人,而是某个共同的理念或者需求。有时候组织有一个名义上的领导,但其对整个组织的控制能力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一个精神领袖。有时候各地会有自己的小圈子,但这些小圈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最厉害的是,组织的信息和智力分布在所有成员中,并没有统一的发展计划,最好的主意往往来自第一线而不是来自中央。这使得去中心化组织能快速演化,有时候成长的速度极其惊人。

不过去中心化组织有个关键的弱点:你很难通过这样的组织赚大钱。分权的产业利润低,只有集权才能获得高利润。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电信史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也同时说明去中心化的组织干不了太大的事儿。自由软件社区是去中心化的,如果你像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一样只使用自由软件,你的确获得了自由,而完全不用担心被谁监视。可是自由软件很不好用!好不容易装个Linux操作系统,后面使用中还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比特币交易平台资质不一。维基百科内容质量饱受诟病。就连看个电影,用BT下盗版还不如直接交钱给视频网站方便。面对这些麻烦,更多的人宁可放弃一点自由选择集权的大公司。正如当年的阿帕奇部落,去中心化经常是一种适合原始阶段的组织方式。

不幸的是,恐怖组织是去中心化的。他们干不了统治国家这样的大事,甚至也根本不可能分裂国家,但是他们干的“小事”就足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了。

怎样杀死海星?《海星与蜘蛛》给了三个策略。这些策略虽然出现在一本六年前的书里,后来还是被其他涉及到反恐的论述所印证,现在我们了解一下可能也不全是纸上谈兵。

第一个策略是改变环境。既然你们是靠一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我就让你这个意识形态没有市场。

雷默说当面对一个变化的系统的时候,人们往往关注于那些快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对森林的砍伐;但真正对系统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比如说气候和环境。黎巴嫩真主党是世界上最有创新精神和最成功的游击队,他们首创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发动恐怖袭击,而且还发明了遥控炸弹。真主党的成功秘诀恰恰在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在黎巴嫩的村落里不仅仅搞炸弹,也修学校,修医院,盖房子,搞社区建设。黎巴嫩人如果有什么邻居太吵影响我休息之类的社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找真主党。真主党把对西方的仇恨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群众基础,这些东西有很强的韧性,恰恰属于“变化很慢的因素”。以色列可以把真主党的房子炸了,但是摧毁群众基础很难。

第二个策略是先把海星变成蜘蛛再杀。美国人当初是怎么最终打败阿帕奇部落的呢?美国人给阿帕奇部落首领发牲畜。有了财富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有了实权,他们可以通过支配财富来实施自己的权力,各个领导之间开始互相争斗,最终一个集权化了的部落就容易对付了。

第三个策略是把自己去中心化。这并不是非得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而是要借鉴去中心化组织的分布式智力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在这方面,美军在伊拉克的经验 — 尽管在很多时候被人当成笑话 — 其实非常值得借鉴

不管拉姆斯菲尔德怎么想,前线士兵在作战中总结了一套第一手经验。这些经验“像中学生传阅色情杂志一样”在官兵中私下流传,最后还是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并被整理出来。等到这套经验再被下发到前线以后,拉姆斯菲尔德对游击战的看法已经完全不重要了。2008年,伊拉克形势迎来一个转折点:当地武装全面撤退,美军的死亡人数戏剧性下降。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哈福德特意提到一位“H上校”的故事。H上校发现大部分伊拉克当地人之所以不愿意跟美军合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美军 — 可能他们更恨萨达姆。这些人不合作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报复。毕竟你美军可能打完就走,游击队的人可是要跟我们长期相处。H上校的策略就是在自己负责的整个城市中建立29个哨所,这些哨所条件很差,但美军士兵在里面长期驻扎绝不后退,给当地人一种可靠感。最初美军为了守卫这些哨所伤亡很大,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当地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愿意跟美军合作了,甚至慢慢地,双方开始交谈。H上校的种种措施包括要求手下必须尊重当地人。他说如果你不尊重一个伊拉克人,你就是在为敌人工作。一个叫乔治的士兵贡献了一条经验。他说美军应该留胡子。因为他发现伊拉克人喜欢留胡子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没胡子的人。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密切联系群众”吗?跟正牌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拉克游击队相比,新疆恐怖分子就算是海星也只能算最小的海星,而我们的群众基础更胜美军和以色列百倍。只要切实掌握恐怖分子的活动规律,充分吸收第一线的经验,再加上密切联系群众,反恐有何之难?


什么样的人喜欢竞争

有的人特别喜欢竞争,哪怕本来不是个比赛他都想跟人分个高下;有的人特别不爱竞争,遇到正式比赛还想着跟对手聊天。有的人平时表现不错一到关键时刻就会被压力摧垮,有的人却能在压力下超水平发挥。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人的不同表现呢?是文化传统吗?是家庭环境吗?是他们最近的心情吗?是星座吗?是手相吗?

有最多科学证据支持的答案是……手相。具体说来是无名指相对于食指的长度。想要彻底理解这件事,我们得从男女的竞争差异说起

他们发现女学霸对其所在宿舍来说是一盏明灯。如果一个女生的入学成绩比较弱,但是她有成绩好的室友,那么她在大学的学习成绩会因此受益。她很可能被室友激励,甚至可能得到了室友的直接帮助。可是男生宿舍里没有这样的效应。数据显示,那些学习最好的男生,甚至对自己宿舍其他人的成绩有个负面影响!

这并不是因为男学霸压制室友,而是因为作为男人,跟学霸做室友的滋味并不好受。《夺魁者》说,男孩什么都想竞争,每时每刻都想跟人比,而且还过度自信。上一所好大学之前,女孩能清楚地估计到自己面对这么多好学生将不会具备什么优势 — 所以在大学遇到困难她能够去寻求帮助,并且会得到帮助。而男孩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输。如果输了他也不会去寻求帮助,他会拒绝承认自己输了,实在不行就干脆放弃这个项目。男人在决定参与竞争之前并不在乎失败的风险,可是竞争中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放弃。女人却总能合理评估竞争风险,一般不爱竞争,但是一旦参与了,就算遇到挫折也常常能坚持下来。这样看来男人的竞争模式似乎比较愚蠢……但真实世界不只是大学生考研。在很多情况下,过度自信和敢出手恰恰是男人的优势。

睾酮,可以让人在竞争中更敢于冒险,更乐意投入比赛,在比赛中更无私,更关心队友,更可能抗议对手犯规,甚至能更多的诉诸于理性认知而不是感情冲动。如果一个人睾酮水平不够,他就很难进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兴奋状态。这何止是雄性激素,简直是竞争激素。

现在可以谈手相了。一个人基础睾酮水平可以反映在无名指和食指的长度比上。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同时受到睾酮和雌激素的影响。这两种激素影响胎儿大脑的同时,也影响手指。睾酮水平相对雌激素水平越高,人的无名指相对于食指就越长。

人脑兴奋起来高速运行要分泌多巴胺,它的作用是帮助神经细胞传递脉冲。我们赌赢了高兴,看见美女产生爱情,遇到大事激动,面对压力紧张,都与多巴胺有关。多巴胺少了人就兴奋不起来,多巴胺太多人又会兴奋过度。有一种酶负责在大脑的前额皮质中清除多巴胺,而COMT基因就是这个酶的编码。这个基因有两种变异类型:一种产生快酶,能够快速清除多巴胺,另一种则产生慢酶。多数人同时拥有这两种酶,但有的人只有快酶,有的人只有慢酶。

如果你的COMT酶是快酶,那么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就很容易保持一颗平常心。这并不是因为你主观上定力过人,而是因为多出来的多巴胺会被迅速清理掉。有些学者把这样的人成为“战士(Warriors)”,因为他们临危不惧。而如果你的COMT酶是慢酶,那么面对压力多巴胺就容易过多,导致自己惊慌失措,这样的人则被称为“颤士(Worriers)”。亚洲国家的颤士比例不高,大约只有8%。

平时没有压力的时候战士的多巴胺也被清理的很快,于是他们就会表现为缺乏干劲,不兴奋。而颤士则因为平时也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多巴胺水平而表现很好。此前有很多研究表明,颤士的平均认知能力和智商其实都高于一般人。

总而言之,战士在战时表现超过颤士,颤士在平时表现超过战士。这正是张俊彦等人研究证实的结果:颤士们的成绩平均比别人低了8%。对升学考试来说,这是一个足以决定命运的差距。

所以决定一个人爱不爱竞争的,是睾酮水平。而决定一个人面对竞争压力怎么发挥的,是COMT基因。原来竞争这件事,不是谁想玩都能玩好的。难道说,有的人天生就擅长竞争,他们特别适合上场比赛,有的人天生更适合安稳的生活,他们的位置就只能在观众席?

也不是!从对策论角度来说,竞争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有限博弈(finite game),这种竞争就好像体育比赛一样有结束的时候,你比赛中必须全力以赴,比较强调爆发力,更适合男性或者战士参加。一种是无限博弈(infinite game),竞争永远都在进行,讲究持续力,需要你能够在其中偷偷地自我调整和恢复,更适合女性或者颤士参加。

大部分女孩不愿意竞争,尤其不愿意在队内搞竞争。她们害怕损害跟同伴的关系,担心队友不喜欢自己。Dorrance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典型的敢于竞争的女孩

  • 她在训练的时候非常拼命,玩真的,别的女孩都抱怨甚至来告状
  • 然后他告诉所有队员:每个人都应该像她这么踢。他要求队员不要反感竞争,要把竞争当成常事!
  • 在平时训练中,Dorrance想尽办法给队员加压。他搞了各种考核指标并把所有数据排名张榜公布,让她们时刻面临竞争压力。注意这个做法跟美国现在的校园文化格格不入,学校为了维护孩子的自信心从来不搞成绩排行榜,从这个角度说反而是中国学校的一年好几次考试排名更能培养人的竞争力。
  • 在比赛中,Dorrance给队员减压。球队落后,他在中场只对队员说一句话:“现在你怎么想?”这句话一问,女孩们都非常自责,认为失败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女孩是重感情的,一旦你表现出对她很支持,她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注意这招只对女运动员管用。男运动员需要时刻被加压,Dorrance曾经带过男队,那时候他总在中场的时候大喊大叫地刺激队员。不过鉴于中国男足特别害怕压力,我怀疑也许他们需要女足的训练方法。

主题模型

给你一篇文章,你怎么能看出来这篇文章是说什么的呢?具体说来,你怎么能让机器知道这篇文章是说什么的呢?这个思想叫做“主题模型(topic modeling)”。

百度作文预测使用的主题模型技术叫做“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这是一个2003年才被提出的新技术,它的发明人之一正是刚刚加入百度,负责“百度大脑”项目的吴恩达。

LDA的基本思想非常简单。计算机认为文章只不过是一些词汇的集合。而每个主题,也只是一些关键词的集合。计算机没必要“理解”每个主题或者每个词的意思,甚至根本不用管这些词出现的先后顺序。

我们人为地设定一些主题,并且在数据分析的帮助下给每个主题设定好关键词。比如“狗”的主题下的关键词可以包括“骨头”、“汪星人”、“忠诚”、“朋友”等等,如果是最近的研究恐怕还要加上“广西玉林”。这些关键词的设定没必要非常严格,到底哪个词更重要可以交给机器去发现。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主题的集合,每个主题又都是一大堆关键词的集合。同样一个词可以在多个主题中出现,但是在不同主题下出现的概率是不同的。计算机要做的仅仅是使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根据每篇文章中的词汇进行分析。一篇文章拿过来,你要做的就是把事先设定的所有主题一个一个的过一遍,计算这篇文章中的词汇对应每个主题的可能性是多少。计算结果,就是这篇文章说的是每个主题的概率大小。一篇文章也许可以有超过一个主题,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计算机可以判断一篇文章最有可能说的是什么主题,第二可能说的是什么主题……这就相当于计算机已经“读懂”了这篇文章。

LDA有很多应用。只要把“文章”改成“图像”,把“主题”改成“物体”,它就可以用来分析一张图片中都有什么物体,并用于给图像分类。它还可以用来分析音乐的乐句,再结合每首歌的受喜爱程度,就可以用于歌曲推荐。我猜主题模型的方法还可以用于分析新闻报道、电影剧本、小说和游戏情节,这样机器就能比任何文化批评家更早意识到现在流行什么。


合弄制

合弄制,是一种非常极端地不同于传统公司管理的组织结构方式。它的创始人Brian Robertson甚至不管它叫“管理”,而叫“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一般公司都有不同等级的管理层,治理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权体制,上层决策下层执行。而在一个合弄制的公司中,并不存在固定的管理人员和上下级关系,而且还实行民主决策,这两句话说着简单,但是任何一个稍有管理经验的人都会立即认为这不太靠谱

早在1937年罗纳德·科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还必须要有公司?为什么不让个人自己进行价值交换,非得要有等级制、讲纪律的组织?科斯的答案是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只要人数稍微多一点,让这些人通过讨价还价互相之间达成协议再去合作一件事情,都意味着极大的交易成本,远不如找个管理人员直接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成立组织,建立上下级关系,制定纪律,这些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是任何组织机构一旦成立,它自身的生存就成了它的第一目的,机构会自我保护,领导会把保住权力作为首要任务。这样一来组织越大其管理费用就越高,交易成本不成比例地增加,办公室政治和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组织变得越来越僵化。大公司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往往不如小公司,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领导者都要思考这个悖论,但是这个悖论并不是无解的。CNN最近采访Zappos CEO谢家华,谢家华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一个城市越来越大,这个城市的人均创新会增加,可是当一个公司越来越大,这个公司的人均创新反而会减少?这是因为在城市里人和商业都是自发组织的,而在公司里你得听命于上级。“市长”不是城市的CEO,他并不直接或间接管理市民或任何一家公司。一个公司要卖什么产品,一个自由职业者要搞什么创作,自己就做主,根本没有“上级领导”可供请示。像这样的自由个体越多,他们之间互相碰撞出火花的可能性就越大,创新当然越强。换句话说城市是个市场机制。既然如此,解决大公司问题的出路所在就是效法城市!在公司内部实行分权,让下属部门能够自治,甚至一直分权到最基层员工

合弄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它是以工作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不管是公司还是非营利组织,合弄制首先要求你是一个“有目的的组织”(purposeful organization)。组织的目的可以是赚钱,可以是为顾客服务,也可以是改变世界。但目的跟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文化”不同 — 你的目的和你的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而你工作就是为了缩小这个差距达到目的

组织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了组织中的人员自己服务。合弄制要求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要能够判断各项工作是否符合这个目的。

传统公司是人员组织结构固定,把工作往人身上分,而合弄制则是工作职责固定,把人往工作上分。每个圈有一个“链长(Lead Link)”,这是一个具体的人。链长对自己圈的工作没有决定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往自己圈里的角色中放人。他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邀请任何人来填充角色,并且有权在认为一个人没有做好自己角色的时候将其从角色上踢出。所有圈里的重大决策都由这个圈里所有角色参加的管治会议民主讨论决定。而在日常工作中,每个人则根据自己的角色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你干什么。你根据自己的角色的职责和权力自己决定干什么。

每个圈的管治会议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圈中再成立“子圈”,规定每个子圈的功用和子圈中有些什么角色,并由链长指定每个子圈的链长。子圈中还可以又有子圈,如此层层嵌套,就如同人体分为器官、组织、细胞等等。每一个圈的管治会议,由直接属于这个圈的全体角色,以及这个圈直接下属每个子圈的一个代表参加。   如此看来合弄制并非是没有管理或者没有等级的体制。各层圈的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一个圈之内实行民主,但上级圈直接决定子圈的目的和角色功用,而且链长有绝对的人事权。但关键在于,这些管理和等级都是针对工作,或者说是针对角色的,而不是针对人的!

合弄制的一个妙处在于每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不同的角色!你可以是某个高层圈的链长,又同时是某几个低层圈的普通角色。个人并没有固定的职称。如此一来员工没必要畏惧任何一个链长,完全是此处不留爷还有多个留爷处的局面。也许只有在一个角色也找不到的情况下你的这份工作才面临危险。合弄制中人与人之间的确实现了理论上的平等,比如Brian Robertson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就同时有二十多个角色,他在多个链长“手下”工作。传统公司中员工想的往往是往上爬,而公司的利益在于把事做成。在合弄制中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传感器,他随时判断公司是不是正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看人们做的事是否符合公司文化。如果发现有问题,他就可以在管制会议上提出来。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用等开会,他自己就可以行动。这种自主权和管制会议上的民主,可以大大减少办公室政治。通过这种机制,适合高层圈的领导者仍然能慢慢涌现出来,但合弄制的主题思想是让更多的人负责,是分权。

Robertson本是个程序员,2001年开了个软件公司,他开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软件,而是为了实验让人与人怎么在一起工作最好。合弄制的思想起源于Arthur Koestler 1967年出的一本书,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此书影响巨大,认为自然界的东西大多是由“合弄结构(holarchy)”层层嵌套组成的,比如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等。每个合弄结构中有“合弄(holons)”,合弄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但是他们又为了所在合弄结构的功用而互相协作。Holacracy这个词就是从holarchy而来,holarchy又是Koestler造出来的。此前中文世界已经有了“合弄结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可以把Holacracy翻译成“合弄制”。Robertson正在写一本叫做Holacracy: Evolution for Organizations的书。


简单的系统容易预测,因为一个个体哪怕出点预测范围以外的波动,对整个系统也不会有大影响。而如果一个系统中包含各种正反馈机制,它就是不好预测的复杂系统,一个个体的小波动就有可能通过连锁反应层层放大出现蝴蝶效应。比如现代金融体制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地产下跌可能会导致人们还不起房贷,房贷还不上会导致银行受不了,银行一收紧信贷其它行业又受不了,最后可能就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Silver说,那些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个评个AAA,给那个评个AA+,这些所谓评级都是根据市场“正常”情况下的数据分析而来,可是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市场就不正常了,你的那些数据就根本没用!复杂系统,是可能出“黑天鹅”的系统。“黑天鹅”这个比喻的发明人 Nassim Nicholas Taleb 有个思想很有意思[2]。他说自然本来就是个复杂系统,它的本性其实是充满波动的,时不时就会出点事,可是现代化的政府机构却总是谋求让社会能够稳定地运行。Taleb认为时不时出点小事其实是可以锻炼人的;你如果一味追求人为的稳定,最后反而可能会让整个系统变得脆弱,一旦维持不了稳定就会出大事。

你相信“巧合”吗?当然相信。世界非常大而且非常复杂,每天要发生很多很多事,绝大多数事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可是正如人很善于在本来没有规律的地方寻找规律,我们也非常擅长在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中发现联系,并且用一个简单理论对这些事情进行解读。我的理论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而且我也不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看似“自然”其实“不自然”的事件,我发现其背后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解读,就是阴谋论。

很多人研究自然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Ian Morris在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这本书中说,中国之所以没有自然科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上认为天道是有目的的。我们认为上天有道德观,他降下自然灾害是对皇帝的警告,或者是对坏人的惩罚。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话什么意思?他说苦难是老天想考验你。

认为凡事都有个目的,是普通人思维区别于科学思维的根本之一。科学家会科学思维,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脑子里有时候也会冒出目的论来。

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而解释经济危机还得借助凯恩斯。1930年凯恩斯出版《货币论》,提出导致问题的是那些既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也没有用于给个人股东分红的剩余利润。这正是Livingston在此书中强调的关键论点。众所周知凯恩斯强调需求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Livingston告诉我们凯恩斯还说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有一种新的道德观。凯恩斯曾经写文章说,现在工业化和自动化使得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其实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说明经济问题被解决了,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消费。凯恩斯说人不应该为钱而工作。攒钱,而不是追求使用价值,其实是一种恶心的病态行为!这样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结合起来,Livingston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提出了四个论点:

  • 第一,产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剩余利润。增加私人投资已经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应该靠消费带来增长。
  • 第二,为扩大消费,应该搞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增加社会福利。
  • 第三,投资应该社会化。决定一个项目是否上马,不应该只看其能带来多少利润,而应该全社会一起评估它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要追求使用价值。
  • 第四,花钱是道德的,消费文化是个好东西。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没有采纳美国人早在中国建国前就提出来的这个温和的路线图,反而搞了比较极端的社会主义?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当然是美国是发达国家,而早期的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快乐经济”。也许中国曾经有可能走这个路线,只是由于一些历史上偶然的原因没有走成。比如根据沈志华教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这本书中的说法,1957年国际上一系列突发事件导致中国走了另一条路。不论如何,先有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富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再搞合作社会,然后再谈搞不搞社会主义,这个路线图绝对不应该让任何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

在我看来,所谓“消费文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普通人”的一次进步。过去无论文化、科学、艺术还是政治进步大多是精英推动的,升斗小民整天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奔忙对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说的。普通人在原始社会是奴隶,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换句话说都是给人干活的角色。而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给普通人带来一个新角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普通人不必被压迫就有话可说。他们不再仅仅作为劳动力被社会选择,他们做选择。他们的喜好决定哪种艺术能够流行哪种科技能够壮大,以及哪个精英能变富豪。他们变得有思想有个性,他们追求能取得别人认同的使用价值,并因此把同情心用于推动社会进步。

也许消费文化还时不时表现的比较庸俗,也许消费者泛滥的同情心还时不时把政策搞坏,但是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只要有“more” 更多的物质、教育和休闲时间,世界必将进化到人人都是贵族的一天。消费文化,才是真正的“庶民的胜利”。


辩论的艺术

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三国演义中一个深受欢迎的情节,历来被视为正面经典,甚至入选过中学和大学语文课本,还要求学生学习其中的论辩方法。这段故事并非历史事实,而是罗贯中的虚构,目的当然是想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形象。但是站在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个形象其实并不怎么样。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书表现了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糟粕,根本不应该推广学习

Nassim Nicholas Taleb 在 The Bed of Procrustes 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赢,一种人想赢得争论 — 他们从来都不是同一种人。

这些技术的核心追求,不是证明对方说的结论不对,而是证明对方这个“人”,或者对方所代表的势力,不行。表面上说具体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说人。这种“以人为本”可能是中国文人最坏的毛病。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否定这个人主张的一件事,你最好先否定这个人。你要想否定这个人,又只需列举他做的某个小小的坏事。争论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把对方全面贬低。这不是切磋武艺,这是打仗。

1)列举事实证据,暗示对方能力不行   

人出来混无非靠两点:人格和能力。中国传统上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远远超过能力要求,最理想的结果似乎是证明我的人格境界比你高。但知识分子靠学问吃饭,往往宁可让你攻击他的人格,也不让你侮辱他的智商。所以攻击一个人要优先攻击他的能力。

高手的做法是先恭维对方几句,把人抬上去。如果对方真顺着你给的杆爬上去了,你再质疑 — 不对啊,你这么牛,可怎么我听说你…… 这时候充分列举对方短处就显得好像学术研讨一样。

被人揭了短怎么反驳呢?在高层次对话中一般不会有人用错误事实做论据,所以我们没法反驳他列举的事实。我们只能列举新的事实,对我们有利的事实。这是防守。   

每当被人揭短,一般人一定会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想要立即揭对方的短。这是不对的。如果辩论这么进行下去就成了比烂,实在有辱斯文。正确做法一定要先防守,充分列举事实证明自己真有能力。防守得当,对方的形象已经是胡搅蛮缠了。反击,还意味着把自己拉到跟对手一样的层次。所以我们看到自始至终诸葛亮都是以守为主,从不主动挑人,让对方先出牌。对手受伤基本上不是因为诸葛亮打他们,而是他们被诸葛亮身上的反作用力打。   

但如果对方真的出现了事实错误,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与主题不相关的错误,也要立即抓住机会一棍子打死!你连事实都没搞清楚根本不配和我辩论!知识分子最怕暴露自己没知识,后面都不必辩了。

2)如果比不过事实,比境界   

如果事实就是我方实力比较差,闪光点实在有限,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不能跟着对方思路走局限在实力对比了,得 think out of the box,比境界。我们要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把对手拉到更高的场地上再战胜他。

那件事我的确输了,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输了吗?因为我不忍心,或则不屑于赢。不忍心是因为我道德高,不屑于是因为我看得远。这时候一定要率先抢占道德制高点和战略制高点,谁先跳出这个事实 box 谁占优势。

可是如果那次不论是按战略标准还是按道德标准我们都应该赢,但还是输了,这又怎么说呢?答案是我们至少参与了。我们明知这件事很难办还是去办了。我们明知打不过还是去打了。是,我们是失败了。可是我们知其不可而为之,虽败犹荣!
一旦把悲壮感建立起来,你就已经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传统上常常认为做事的动机比结果重要得多,尤其是大事,讲究“论心不论事”。人们非常同情悲壮的英雄,甚至认为他比成功者更值得尊敬。
文人写文章经常如此,往往明明是非常差的局面,他一说反而升华了。我们看官方媒体的国内灾难报道,也深得此法。哪怕事情再坏,也要突出强调我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特别要好好表现几个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给人感觉我们损失的仅仅是有限的一点点物质财富,收获的却是无限的精神财富。

一般人如果旁观文人吵架吵到这个层次,有可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市井小民争吵都是互相比烂越吵话题越低级,尼玛文人辩论都是越吵越高级啊!一开始还以为两人在讨论技术问题,后来感觉好像在说人品问题,最后才发现原来人家说的是哲学!

3)你别说我如何如何不堪,著名英雄xxx也曾经如此不堪   

如果前面两条都没用上,被人真的证明了自己很不堪,那就只有真的比烂了。但是比烂不能跟对手比,他不配。必须找个历史上公认的牛人比,拿大人物找回面子。多知道点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在这能用上。

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劣势如何玩

格拉德威尔说,想要战胜歌利亚,关键在于两点。

  • 第一,你要知道你的不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你的有利条件;而巨人的所谓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他的不利条件。
  • 第二,你绝对不能按照对手的方式出牌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让受试者做一套“认知反应测试(CRT)”题,这些题目中有些陷阱,一不留神就会答错。实验发现如果把测试试卷印的很难看,比如字非常小,读起来很困难的情况下,受试者反而能进行更多的思考,成绩反而更高!失读症患者阅读的时候,就有点这个意思。因为读的慢,他们被迫要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读症反而成了一种“值得想要的困难”: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好,能用最小的阅读量把一件事搞明白,很善于抓住本质和要点,而且还能给别人解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失读症患者里面出人才。

今天我们看到这张著名的照片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冲击力。警犬攻击孩子!可是如果你仔细看,背景中的几个黑人情绪都相当稳定,其实他们也都不是来抗议而是来围观的。美国绝对有黑人曾经被狗咬过,黑人有必伸之理,但这次真心不是那么回事。整个事件简直就是大V和公知造谣传谣。可是不这么办马丁路德金又能怎么办?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沉默的民众面前任何大V都只不过是屌丝而已。黑人一无所有,连马丁路德金的动员能力看起来都相当有限,这是极大的劣势,整个就是一个让人欺负惯了的群体。但正因为如此,照片上孩子那一副让人欺负惯了一样的表情才显得特别可信,民权运动才能获得媒体的同情和大力支持。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优势。

尼采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我们可以从《大卫与歌利亚》这本书里给尼采的名言找个统计支持。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缺少家长的监管,往往不能养成良好习惯,自控力比较差,导致长大以后也不成功。可是如果你去考察那些能够进入《大英百科全书》的历史名人的身世,会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十岁以前失去了父母双亲中的一位。在十五岁以前,单亲比例是34.5%,二十岁以前,45%。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也有远超于正常人的比例在其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一个家长。所以单亲家庭对普通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困难,可是对那些没有被这个困难击倒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更早地自立而且也真的自立了,他们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强大。

劣势的好处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战期间德军对伦敦大轰炸,英国政府非常担心伦敦市民可能会因为恐慌而逃离城市。可是轰炸真的来了,而且造成极大的人员损失之后,政府惊奇的发现人们不但不恐慌,反而还非常淡定,甚至简直是这边空袭警报响着那边老百姓该干啥干啥。不但如此,后人研究轰炸期间伦敦人写的日记,发现他们简直是爱上了轰炸!他们产生了一种你怎么炸都炸不死我,我是不可战胜的的兴奋情绪!这个效应其实是普遍的,民权运动中有个黑人领导者,Shuttlesworth,屡次遭到三K党袭击,结果每一次躲过袭击之后他的勇气都会再升一级,他最后无所畏惧甚至获得了一种宗教领袖般的气质。那些刺杀他的人简直就是来给他送经验值的。

困境不可怕,优势也不见得都好。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和一所顶尖大学同时录取了你,你应该选择哪个呢?一般人可能立即说当然要去顶尖大学,去好大学可以获得好的教育,而去顶尖大学在教育之外更能获得名望。但是此书中一章的女主人公用自身经历证明,对很多人来说去顶尖大学未必是个好主意。同学之中高手如云!也许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顺利毕业,获得自己理想中的科学家职位。但是在这里你很容易丧失自信甚至最后根本毕不了业

既然优势和劣势可以互相转化,我们就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加强某一方面的优势,正所谓过犹不及。格拉德威尔在书中提出一个叫做“倒U曲线”的概念。意思都是一样的:在一个东西成长的初期,你每增加一点投入都能获得一点回报;然后它会进入一个平台期,继续增加投入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回报;而过了平台期再投入,回报反而是负的。

不但“强大”并不总值得刻意追求,那些已经非常强大的力量,也未必值得畏惧。行使力量,也存在一个倒U曲线。并不是说你投入的警察越多,抓起来的罪犯越多,治安就会越好。事实上如果一个地区被抓起来的人数超过一定比例,这个地区的人就会把警察和法律视为敌人,因为你把人家人都抓起来了。类似地,对犯罪惩罚的力度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长的刑期并不利于减少犯罪率。

格拉德威尔可能是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畅销书作家。他过去的几本书,《引爆点》、《决断2秒间》、《异类》全都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引爆点》甚至还是被学术界引用次数最多的畅销书。格拉德威尔写的不是小说,但他借鉴了文学手法,把学术研究成果穿插在巧妙的叙事之中。这个本事使得他每一本书的收入都达到几百万美元,据说他一场演讲的出场费都要十万美元。商业上如此成功,难免会受到某些严肃读者的鄙视。一个最显然的批评是你这理论够严谨吗?它能有多大的通用意义?

格拉德威尔说,一般有创造性的人物,都要有点特立独行(disagreeableness)的气质:你要敢于做一些社会上通常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你不是去适应这个社会,而是让这个社会去适应你。他们追求取胜,他们根本不追求别人的喜欢。

维护现有的社会格局和强调遵守游戏规则,那是高富帅的事。而犯规则是屌丝的特权。


David and Goliath: Underdogs, Misfits, and the Art of Battling Giants – by Malcolm Gladwell   Gladwell 又出了一本畅销书,不看的话可能有点遗憾。这书讲了一个道理,但是作者讲道理的方式比这个道理本身更值得我们学习。除了Gladwell,没有任何人能把一本穿插了若干个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书写得跟小说一样。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 by Tyler Cowen   美国经济增长变慢,因为美国的三个红利都花完了。经济增长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指数的,而是阶段性的,得靠红利。此书对中国读者很有意义,因为中国也有些红利。

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 by David Brooks   Gladwell 那书用很多很多真实的故事讲一个道理,而此书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道理。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目前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各种学把人研究到什么程度了的一个小科普。而且有些研究相当新。

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 – by Tim Wu   一部跌宕起伏的美国电影、电信和信息产业史。但是这本书实际上说的既不是那些产业也不是历史,而是创新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未来。


煽情与思维观念

芦山地震,有人批评我国电视台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日本NHK的灾难报道可以理性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最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本能使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通过人脸和情绪来作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识别不同的面部表情,六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最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把人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前者自动起作用,能迅速对事物给出一个的很难被改变的第一印象;而后者费力而缓慢,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复杂计算,甚至我们在系统2工作的时候连瞳孔都放大了。系统2根本不是计算机的对手,没人能在百万分之一秒内计算111.61872的平方根。然而系统1却比计算机强大得多,直到2012年Google用了1.6万块处理器,才让计算机学会识别猫的脸 — 而且它肯定还不会识别表情。系统1这么快,显然是因为它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缘故。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不会算数,甚至不会清晰地逻辑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坏,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的不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他才会有大麻烦。文人思维显然是系统1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维则是系统2的产物。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 – 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物理系毕业典礼,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应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信息食谱》说,Emory 大学教授 Drew Westen 实验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评论。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人们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推荐引擎自动根据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大大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 —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我怎么办?我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生么?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Johnson 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亲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民主与独裁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民主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有人可能立即会说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在这里与其说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预测师的博弈论》)这本书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我认为这个答案跟“制度论”的区别在于必须让多少人满意,这个人数不是制度“规定”出来的,而是实力的体现。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很多政治现象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三个数字来描写。以国家为例,这个“三围”就是层层嵌套的三种人的人数:

  • 名义选民:在名义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对谁当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
  • 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对谁当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对美国来说这相当于是选举这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对沙特这样的君主国来说这相当于是皇室成员。
  • 胜利联盟:必须依赖他们,领导人才能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美国总统来说这相当于是在关键选区投出关键一票让你当选的人,对独裁者来说这是你在军队和贵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民主,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举行选举,而在于胜利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的人数。领导人工作的本质是为联盟服务,因为联盟对领导人有推翻权— 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我们有能力随时换一个。如果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它都是事实上的独裁国家。

所有领导人,不论什么体制,其做事的终极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获得权力,第二是保住权力。要知道即使最厉害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他们必须依靠联盟才能统治。为此领导人取悦的对象不应该是全体人民,而必须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一心为民或者能从长远筹划国家发展的领导人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常常干不长,而那些腐败透顶的独裁者却常常可以稳定在位几十年。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什么反对同性恋和堕胎之类。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背后完全是利益计算。

政客搞个什么政策,常常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给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党经常谈论家庭价值,什么反对同性恋和堕胎之类。这些所谓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并都争取中间派。政客,是一种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动物,他们并不从个人好恶出发做事,背后完全是利益计算。《独裁者手册》提出了五个通用的权力规则。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 要让联盟越小越好。联盟人数越少,收买他们要花的钱就越少。   
  • 要让名义选民越多越好。名义选民多,一旦联盟中有人对你不满,你就可以轻易替换掉他。   
  • 控制收入。领导人必须知道钱在哪,而且必须能控制钱的流动。萨达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经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 好好回报联盟对你的支持。一定要给够,但是也不要过多。
  • 绝对不要从联盟口袋里往外拿钱给人民。这意味着任何改革如果伤害到联盟的利益就很难进行。凯撒大帝曾经想这么做,结果遇刺身亡。历史上变法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也就是说领导人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通过税收、卖资源或者外国援助拿到钱,用一部分钱把联盟喂饱,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 或者,如果是好的领导人的话,也可以拿来为人民某点福利。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联盟必须拿到回报,而警察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力量,为什么独裁国家的警察工资反而都比较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对领导人来说纵容警察腐败是比直接给他们发钱更方便的回报办法

联盟是领导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于其掌握推翻领导人的手段,他们也是领导人的最大敌人。领导人对付联盟,除了必须收买之外,还有一个用外人替换的手段。路易十四继位初期联盟里的贵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扩大名义选民,给外人进入政治和军事核心圈子的机会,用新贵族替代旧贵族,甚至把旧贵族关进凡尔赛宫,使这帮人的富贵只能依靠他。对领导人来说,联盟成员的能力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诚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联盟的能力,同时证明联盟成员是可替换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皇帝的统治之所以稳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扩大了名义选民,让功臣和贵族始终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联盟和名义选民的相对大小关系,是政治格局的关键。有没有投票选举,有没有自由媒体,有没有三权分立,有没有监督机制,都是细节而已。只有当联盟人数足够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联盟人数少,哪怕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独裁式腐败。此书中有个好例子。美国加州贝尔市人口不足四万,经济很差,然而其市长却给自己定了个78万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员会成员年薪也有10万— 要知道洛杉矶市长年薪才20万,美国总统才40万,其它地方的市政委员会工资不过每年几千而已。贝尔市长能做到这些,恰恰是其成功设计了一场参加人数很少的投票,把贝尔市从普通城市变成“宪章城市”。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关起门通过少数几个联盟成员自己做。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都是小联盟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很腐败,而且它们的主席都能在任很长时间。国际奥委会总共只有115个委员席位,重大决定只需要赢58票。这意味着只要收买少数委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结果,而众所周知奥委会委员在决定奥运举办城市时的确会接受贿赂。据BBC估计现在贿赂奥委会委员的总价码大约不过才一千万美元。国际足联更腐败,你只需要13票!所以贿赂他们一个人需要的钱就更多,据报道有一个委员的亲口开价是单人八百万美元。也只有腐败,才能解释把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塔尔这样的荒谬决定。其实消除腐败的办法很简单:扩大联盟人数。比如可以给全体奥运会运动员投票权,不过奥委会主席是不会赞成这个建议的。

那么在人民享有广泛的投票权,联盟人数理论上可以达到全体选民的一半的民主国家,权力规则是否还起作用呢?答案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与独裁国家领导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必须优先保证自己铁杆支持者的利益。

Bueno de Mesquita提出,当我们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必须了解一点:所谓“国家利益”,其实是个幻觉。国家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并没有自己的利益 — 是国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们无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已。因为联盟人数太多,民主国家领导人没有办法直接用钱收买联盟,但是可以给政策。以美国大选为例,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就是穷人,以西裔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和女人。那么他当选后就一定要把大量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加强医保和社区服务。最近罗姆尼败选后就此大大抱怨,但是罗姆尼当选也得回报自己的支持者。美国政界常见的“专项拨款(earmark)”和“猪肉桶(pork barrel)”现象,就是政客回报自己选区的特定选民的手段。《独裁者手册》列举了权力规则在民主国家美国的种种体现:搞集团投票(block voting),国会选举要划分选区,就是为了减少联盟人数;民主党倾向于增加移民并给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扩大名义选民;两党都特别重视税法,就是要控制钱;民主党搞福利,共和党支持把大量研究经费投入到疑难杂症等往往只对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为了回报各自的联盟;共和党反对给富人加税和医保改革,就是因为绝对不能动自己联盟的利益。美国以外,种种选举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屡见不鲜。在新加波不给李光耀的党投票的选区的住房计划会被削减;有些国家存在直接买票的情况,而更高级的做法则是哪个村子投给我的票最多,我当选之后就给哪个村修条路。

有这么一帮人,他们相信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真心热爱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国力量推动国内的民主。这帮人太天真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确要取悦人民,但仅限于其本国的人民。事实上,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处处受限,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可以像独裁者一样行事。美国总统爱说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而此书指出,这全是胡扯。美国对外政治的唯一原则是确保美国人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施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有两个办法,不常见的办法是战争,常见的办法则是对外“援助”。

2010年,女经济学家Dambisa Moyo出了一本书,Dead Aid(《援助已死》),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种种所谓援助,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援助金额和物资被当地独裁者占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笔收入回报联盟。你想给独裁国家饥民提供直接援助,该国政府会首先要求你交税。然而明知援助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仍然要继续提供援助呢?因为援助的目的本来就是收买独裁政府。援助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就好像以对方小孩上大学为名义的行贿一样,你要当真去考察这钱是不是交了学费就荒唐了。美国曾经通过对埃及援助来促成埃以和谈,埃及政府拿了钱办了事却并未在本国宣传美国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国了。

Bueno de Mesquita使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证明,越是联盟人数少的国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买,因为收买少数人花不了多少钱。同样一笔钱投给民主国家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投给独裁国家却可以立即让该国政策发生一个改变 — 所以越是独裁国家,越容易出内奸。给一个独裁国家援助,等于帮着独裁者收买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书介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统计发现那些当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国家,在其任期内,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都变的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可以换来更多援助!很明显,这个安理会效应在独裁国家更强。

我们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以满足人民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所有政府都乐意借钱,因为借钱可以自己花,还钱则是下届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钱,你的竞争者也会借钱,还不如你借了钱,给政府负债,反而让竞争者不好接手。政府借来钱不必生利,直接分给联盟收买人心就行。唯一能限制独裁政府借钱的是别人愿意借给他多少钱。唯一能限制民主政府借钱的是他万一还不上债会被降低信用等级。本来经济增长的时候正好还债,但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有钱了也不还。当一个政客批评别的政客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借钱花,他的实际意思是说怎么这钱不是我借的!

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纳税养活的。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独裁者只需把这个资源控制在手里就能确保足够的收入去喂饱联盟,那么他就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什么民主。我们现在看缅甸似乎有民主化的迹象,但是按此书分析,缅甸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军政府靠卖资源就能获得巨大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想搞民主很难。只有在国家收入必须依赖税收的情况下,独裁者为了获得收入才有可能给人民更多自由,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俄罗斯现在民主程度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涨价了。此书甚至设想如果当年石油也有这么贵,可能戈尔巴乔夫根本没必要搞改革。

归根结底,民主的本质不是选举,而是联盟人数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办法就是扩大联盟人数。但是这一点不能指望领导人,因为根据权利规则,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希望的都是减少联盟人数。而另一方面名义选民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扩大联盟人数。真正能让联盟扩大的,其实是联盟本身。独裁国家的联盟成员本来是不希望联盟扩大的,因为联盟人数越少,每个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数少也意味着存在不安全感,领导人可以随时替换他们,这还不算在政权更迭的时刻联盟本身能不能继续存在都成问题。这样联盟有可能会乐意增加人数来换取安全感。我们看有人评价前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也许就是这个机制起的作用。


破解世界的方法

大多数人学习科学是为了通过某个考试乃至于最终找个什么好工作。有的人学科学是因为科学很有用。还有为数很少的一帮人,他们学科学纯粹是出于好奇。他们惊异于这个表面看来复杂多变的世界背后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简单而神秘的规则所支配运行的。他们未必想要利用这些规则干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他们很想知道这些规则是什么,并以此来看懂世界。就好像一群面对一台构思精巧的服务器的黑客一样,科学是对这帮人的一个挑衅。他们想要破解这个世界。而破解世界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看书,一个办法是直接上手干。

关键在于,科学既不是课本上那一条条知识点,也不是学科竞赛中那一道道难题,而是可以随时取用于生活的实在经验。真正懂科学的人不但得对所学知识倒背如流,还得能举一反三,乃至于用这些知识解释身边的现象。能求解老师们构造的各种抽象难题,再厉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能把知识活学活用,才是真本事。

科学知识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知识,其有一个很酷的性质:只要学会了一般原理,就能解决无穷多表面看来千奇百怪的问题。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可以一听你的问题,不必亲临现场,完全凭借逻辑推理就能告诉你答案。有时候他们推理出来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甚至违反常识,然而你却不得不服其完全正确。

哪怕这个问题是全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能用旧的知识解决它。所以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有凭借理论推导就能破解世界的力量。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这样说来任何一个问题背后的知识都能把人分为两类:学过的和没学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要是没学过,就只能服学过的。然而“学过”,也仅仅是懂科学知识而已,还算不上科学家。


创业者的心思

如果你要创业,尽管我内心充满良好祝愿,我的最理性预测却是你将会失败。而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恰恰是明知道很可能失败却还要干。这帮人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善于计算概率,而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

心理学家对人性有一个基本认识,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个原理说当面对“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时,我们对损失的厌恶超过对获得的喜悦。它甚至可以被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我们对失败的恐惧超过对成功的渴望。

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人乐意把手里的钱通过房产或者股票的方式投资,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无所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个局面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因为亚裔的本性似乎是非常不喜欢风险的。比如据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介绍,今天的日本人就非常不乐意冒险。可能因为是受到19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的打击,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只知道存钱而不敢投资。哪怕日本银行实行零利率,人们还是存钱。可能在某些人看来银行实行零利率是对老百姓智商的侮辱,但日本人明明知道外国银行的利率更高,也不愿意把钱转出去存。

人生面临一个风险悖论。如果你一辈子谨慎小心,干什么事情都谋定而后动,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而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大胆尝试,你可能特别失败,但也可能特别成功。那么平均而言,我们到底应该更冒险一点好,还是更谨慎一点好呢?根据2011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答案是冒险更好。生活中有自信和不自信的人,还有一种过度自信的人: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尝试去干一些比他们水平高的人都不敢干的事情 — 而这种人却往往能够侥幸成功。而且平均而言,他们比能正确评估自己能力的人更成功

在这篇论文中两个搞政治学的研究者,英国的Dominic D. P. Johnson和美国的James H. Fowler,搞了一个数学模型。他们设想了一个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争夺资源的世界。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力值”,以及一个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那么那些过度自信的人的自我评估值显然大于他们的实际能力值。在这个世界里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 任何一个人面对一份资源的时候,都可以选择是否“争夺”这个资源。   
  • 如果你选择争,而恰好没人跟你争,那么这个资源就是你的了,你在进化中的“适应值”就会增加 r.
  • 如果你选择争,而有另一个人也选择争,那么你们二人就要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会损失适应值 c,但那个能力值高的人将会取胜并因为获得资源而增加适应值 r.
  • 也就是说在冲突中取胜的人获得的适应值是 r-c,而失败的人白白损失适应值 c.
  • 每个人根据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值和对周围其他人能力的判断(这个判断也可以与其他人的实际能力不同)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   

整个游戏被设计成进化模式,那些获得更高适应值的人将会有更大的存活和繁育机会。研究者进行了几十万次模拟,看看在进化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最后胜出。结果发现只要获胜的奖励足够地比冲突代价大,也就是在 r/c>3/2 的情况下(正是马克思说的50%的利润!),那么在进化中活到最后的全是过度自信者。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过度自信者的竞争策略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如果恰好没人跟你争,你不就白白赢了一回么?就算有人争,也许他们还不如你。当那些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还在苦逼地计算得失概率的时候,过度自信者已经捷足先登了。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女最后落在了各方面条件非常一般的男生手里。它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输给野蛮的少数民族。   

如此算来,这个世界属于爱冒险的人,它的运行规律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过度自信的人失败的次数也会比一般人更多,如果要死的话会死得非常快,但是只要他们没死,只要他们还在继续尝试,那么他们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尺度问题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人物故事类历史书里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时空的兴亡。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15英寸等雨线”,这个思维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戏剧性开头完全不同,其讲出来的故事也绝对不会用到《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桥段。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争斗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华夏因为雨量充沛而物产丰饶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15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是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种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有些硬条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种种限制,使人们不能恣意而为,而有些硬条件则又是我们的重大机遇。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和机遇,历史的演化才成了带着镣铐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万年,把空间尺度放大到整个人类,这个故事和道理又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写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此书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都出自这位UCLA地理学教授之手,而由于在逻辑上后两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代表了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

如此看来人在动物世界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事实上人的基因与黑猩猩有98.4%相同(这是此书说法,而2012年最新的研究数字是98.7%),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就是倭黑猩猩)则仅有0.7%的差异(最新数字是0.4%),所以人只不过是第三种猩猩而已。而纵观“直立人科动物”几百万年的奋斗史,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非常低调的生存,并没有什么万物之灵的迹象。黑猩猩偶尔也会使用石器,一直到250万年前东非原人才对黑猩猩取得明显领先,搞到栖息地遍地是石器。到50万年前智人的大脑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带来什么生活变化,没有什么艺术,石器没变化,唯一的亮点是可能使用了人工火。狩猎技术一直到十万年前才开始出现,但非常低级,而且一直到四万年前没有任何创新。

然而大约在五、六万年前,人类中的某一支出现了一个变化。科学家相信这个变化是基因意义上的,但是并没有在化石骨骼上找到线索。这个变化使人类的发展开始跃进。生活在欧洲的克罗马侬人的工具和打猎武器越来越先进。他们开始进军全球,到五万年前就能乘船经印尼渡过100公里的海域踏上澳洲。到四万年前,克罗马侬人的体貌已经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大跃进的证据变得非常明显,他们可以制造针、凿、臼、鱼钩、网坠和绳索等复合工具,发明了远距攻击武器猎杀大型动物,甚至有了远程贸易和分工。这时候他们击败了比自己更强壮的尼安德塔人,而且很可能把后者给灭绝了。

包括戴蒙德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变化是语言。是某种舌头和喉咙的解剖学改变,使得人类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了。这时候复杂信息的传递才成为可能,而交流导致创新。关于语言在人类进步史上的意义,我觉得凯文·凯利在《技术想要什么》这本书里说得更好:有了语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意识的创造才成为可能。其实语言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思维,射箭的时候瞄的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的知识光靠比划很难弄明白它的通用意义。语言能力大概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硬件升级:四万年前的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切素质,用戴蒙德的话说只要有条件,你完全可以教会他驾驶喷气式飞机。

戴蒙德并没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硬条件进行总结性评估,但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悟出人类发展的两个制胜法宝。第一个法宝当然是创新。创新的一个关键是语言,另一个关键则是年龄。到大跃进前夕,尼安德塔人几乎没人能活过40岁,而克罗马侬人却突然演化到能活60岁以上。在发明文字之前,老人对知识传承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作者提到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只有一个年过70的老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但是这个年龄突变是从哪里来的呢?男人方面不太了解,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人的第二个法宝是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与性行为很有关系。在动物世界中人的性行为有两个独有的特点: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为什么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以至于科学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时刻,此前以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丈夫长期留住。更进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没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因为没有控制实验,这些理论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但是其道理是可取的。


流行病学与弱联系

在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如果科学家想要研究一个什么因素对人的影响,比如吸烟是否有害健康或者受虐待儿童长大以后是否犯罪率更高之类,往往根本不可能做实验,而只能采取搜集案例做统计分析的办法,这个方法称为“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流行病学的结果远远不能作为最后的科学结论,但是这个方法是仍然是科学方法,也可以说是在你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所能使用的最科学办法。Tucker等人研究儿童的转世回忆,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他们总共搜集了超过2500个案例。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谈人脉,有句现代谚语说“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拉关系,是很多人都做,但是又被某些有志青年所不屑的行为。可是不管你有多么不喜欢,在社会中做事情往往就是要依赖各种关系,求人未必可耻,孤独未必光荣。“关系”,是个正常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并不简单。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建立有价值人脉的关键是寻求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而社会学家们却恰恰不这么认为。 

Granovetter发现,真正有用的关系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联系”,而是“弱联系”。在这些靠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只有16.7%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这个“关系”,也就是每周至少见两次面。而55.6%的人用到的关系人仅仅偶然能见到,意为每周见不到两次,但每年至少能见一次。另有27.8%的帮忙者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大多数你真正用到的关系,是那些并不经常见面的人。这些人未必是什么大人物,他们可能是已经不怎么联系的老同学或同事,甚至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在你当前的社交圈里。   

Granovetter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整天跟你混在一起的这帮人,很可能干的事跟你差不多,想法必然也很接近,如果你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只有“弱联系”才有可能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Granovetter把这个理论推广成一篇叫做《弱联系的强度》的论文[2],此文有可能是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社会学论文,大概超过了两万次。这个研究的数据如此简陋,思想如此简单,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

“弱联系”的真正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弱联系理论,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机会的多少,与他的社交网络结构很有关系。如果你只跟亲朋好友交往,或者认识的人都是与自己背景类似的人,那么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的人机会多。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这样来说,岂不是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结构,就能判断这个人的经济地位如何了么?

社交网络多样性越强,经济排名就越高。

现在“弱联系”理论已经被推广到了任何新消息或者新想法,不管你是仅仅想学点东西,找工作,还是创业,你都应该避免成熟圈子中的“强联系”,而应该走出去追求“弱联系”。

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哪怕是风险投资者和斯坦福MBA也是如此。我们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混,我们愿意给他们打电话,我们愿意转发他们的微博。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现在社会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所以一个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的人在健康出问题以后应该愿赌服输,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很可能还是这样选。真正应该后悔的是因为酒后事故重伤残疾的足球运动员曲乐恒和当时开车的张玉宁这样的人。酒后驾车的回报远远抵不上其风险,作为球星明明应该专门玩大的,却在这种小事上冒险。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说的是不冒不该冒的险。而正确的态度不是不冒险,而是看值不值得。曹操说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大约就是说他不会正确计算自己健康的价值罢。


自控与意志力

想要知道到底什么品质对成功最重要,科学的办法不是看名人传记,而是进行大规模统计。你要做的很简单,只要把所有可能有用的品质都列举出来,找很多人进行测试,看看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品质,然后看看哪些人是生活中的成功者。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只要考察那些成功者都有而不成功者又没有的品质,我们就知道决定成功的可能品质是什么了。一项研究对大学生的三十多项品质进行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对学习成绩几乎没有影响 — 有的人外向,有的人内向,有的人幽默,有的人严肃,这些人学习好坏纯属偶然。真正能左右成绩的只有一个品质:自控。能管住自己该上课的时候就去上课,该写作业写作业,多学习少看电视,这个品质就是学业成功的秘密。统计表明,想要预测一个学生的大学成绩,自控能力甚至是比智商和入学成绩更好的指标。不但大学生如此,在职场上也是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受欢迎。他们不仅工作干得好,而且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更能从别人角度思考,更不容易出现偏执和抑郁之类的心理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排除智力因素,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个人成就、家庭幸福还是人际关系,决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不愿意做选择。本书提到,商家非常理解这个被称之为“决策疲劳”的原理。买新车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升级配置的选项,而聪明的销售总是让你刚来的时候先对一些花钱少的配置进行选择。等你连续决策到选累了以后,他再向你介绍价格贵或者根本没用的选项,比如要不要来个防锈?而这时候你的意志力已经没办法对抗他的推荐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采取这种先易后难的选择顺序,顾客对购物体验的评价往往还更高。

冒险也需要意志力。统计表明以色列犯人的假释申请总共有35%的批准率,而能不能批准与审核这个申请的法官……什么时候吃饭很有关系。如果这个申请是在法官刚刚吃完早餐或午餐的时候审核的,那么它的批准率是65%,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减弱。等到临近下一顿饭两个小时,法官已经感到饿了的时候,批准率几乎是零。意志薄弱的法官们做出了风险最低的决断。

除了形成好习惯可以减少意志力消耗,作者提到另一个重要自控手段是自我监视。实验表明仅仅在房间里放一面镜子就能让受试者的自控增加不少。据此作者建议我们把自己经历的每一秒时间,花的每一分钱都上传到专门网站去记账。如果这也不能让你管住自己,你还可让别人来监控。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常立志”。意志力是一种通用资源,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做一些日常小事来提高意志力,然后把它用在其它事情上。本书提出一个有效练习办法是做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比如你习惯用右手,你可以有意识地用左手。你还可以强迫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书面语的完整句子,而不得出现俚语、省略语和脏话。

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一天到晚就想着把强调自控的中式教育改成强调自尊的美式教育,这其实是舍己之长用人之短。因为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看中式教育理念行不行的科学办法不是对比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而是考察那些生活在中式家庭传统,又同时在美国上学的孩子。尽管亚裔只占美国人口的4%,亚裔学生却占到斯坦福之类顶级名校的四分之一。亚裔不但比其它族裔有更大比例获得大学文凭,而且他们毕业后的工资也比平均水平高25%。一般人把这个成就归结为亚裔的智商高,但统计表明同样是进入一个科学家之类要求高智商的行业,白人需要的智商是110,而亚裔只需要103。

亚裔靠的是意志力。有实验发现中国小孩从两岁开始就比美国小孩有更强的自控能力。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多动症儿童比美国少得多。也可能是传统的问题,因为中国父母更早要求孩子控制大小便。不管是什么,中国文化虽然不怎么擅长科学思维,也不太明白意志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却在意志力的实践上遥遥领先


载人航天

关于载人航天,我想说两个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或者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  

第一,载人航天主要是个形象工程

Dyson 在一次演讲中说,他曾经加入一个政府委员会,审查48个要在空间站上做的实验,来证明发射空间站的必要性。结果他们发现其中46个实验在实验室或者卫星上做更好,根本不许要空间站。剩下的两个的确不得不在空间站上做,因为它们是关于“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中国神舟九号上做的实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为了“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搞载人航天做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搞载人航天。实际上,如果不是关于宇航员生存的实验,那么即使不考虑载人的成本和风险,不载人也比载人好。宇航员的存在会产生热辐射等噪音,对太空实验来说是一个干扰。不但如此,很多科学家抱怨为了等载人任务,实验或者被延误,或者成本变高。

所以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前苏联,载人航天的都是形象工程。这三个国家的区别是前苏联理直气壮地就要搞形象工程,而中美两国政府总觉得搞形象工程很不好意思。其实形象工程也有很多实际的利益,比如可以带动相关领域科研的进步,培养一大批人才等等。这还不算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形象工程拖垮了苏联。但我要说的是,就算没有这些“实际利益”,也应该搞形象工程。

第二,搞形象工程就是搞民生   

有人认为任何一个花了很多钱活动,如果最后一算投入产出比没赚到钱,那么就是形象工程,就是不应该搞的。比如中国举办个奥运会,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证明最后赚钱了,否则公知们就会骂。但事实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举办奥运会也好,建个体育场也好,投资足球俱乐部也好,就算你把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全算上,本来就不赚钱。每一个申办国和投资者心里都明白这一点。

干这些事情的最主要好处是让人民(包括纳税人)高兴。更多的金钱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幸福。越是发达国家,金钱跟幸福之间的关系越不明显。但是经济学家调查发现,举办世界杯却可以显著提高一个国家的幸福度。我们的确会看到有人抱怨说这比赛使我们城市交通不变了等等,但大多数人的情绪是高兴的。向荷兰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想让国民获得跟举办世界杯同样大的幸福度提升,需要让他们每月收入增加数百美元才行。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因为老百姓喜欢看载人航天。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是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人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产值,而不是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状况就是,财富是被少数人通过操纵资本、机器设备和软件创造出来。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而过去十年则是2.5%,2010年更达到了4%。为什么现在生产率提高这么快?经济学家们的意见相当一致:这是因为IT。是自动化在提高生产率。

而以技术为驱动的经济增长,受益者不是普通人。按经济学家Ed Woff的计算,美国从1983年到2009年所增加的全部财富,都被只占人口比例20%的富人拿走了。而且这还不够,富人顺便还拿走了一部分原本普通人的财富,以至于剩下这80%的人的总财富是减少的。过去十年美国工作年龄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六万多美元下降到了五万五千美元。富人并没有使用什么阴谋诡计进行强行掠夺,他们的方法甚至可能是不自觉的:现在生产率提高了,根本不需要花钱请那么多人来工作,机器就可以干这些事情 — 而机器在我手里。

《与机器竞赛》这本书指出,在于机器进行的这场比赛中,有三类赢家和三类输家。高技术工人将是赢家,而低学历者将是输家,因为机器人将会迅速取代他们的工作。但是这里的”高技术”其实已经不好定义,传统上我们认为律师和放射科医生属于高技术,而现在他们也将被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诺贝尔奖得主Paul Krugman有一个更悲观的看法,他在一篇博客中写到,在IT技术的冲击下,也许更多的高等教育已经意义不大 — 统计表明过去十几年大学学位给人带来的工资附加值已经不增长了。   超级明星是赢家,第二名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输家。刘翔最火的时候,所有要用到体育明星的广告都想找刘翔。对比之下,也许史冬鹏的速度可以达到刘翔的99%,但他能接到的广告个数?0。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可以把超级明星生产的产品无限放大,把普通市场变成胜者通吃的市场。   

资本是赢家,劳动者是输家。在劳资市场上,资方的议价能力被显著增强。统计表明经济衰退以来企业用于购买软硬件设备的投资增长了26%,而人力成本却根本没有增长。美国商务部统计,现在企业利润占GDP比重正处在五十年来最高点,而与此同时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则是五十年来最低点。

首先,现在人工智能的长项是模式识别这样相对比较重复的工作,而机器还不擅长的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感和创造性。对此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学点艺术,学点创新,学点领导力,学点企业家精神。其次,与其跟机器竞争,不如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利用机器的人。最后,既然第二名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开辟各种细分市场,在一个新的小领域内当第一名。这其实是个”不占一帅就占一怪”的策略,也许足球踢不好的人应该改踢室内足球?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这种说法等于说中国在跟人工智能竞争。如果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那么本文要说的就是中国即将输给机器人。事实上,富士康正在用机器人取代工人。现在富士康已经有一万个机器人,明年将增加到三十万个,三年内将增加到一百万个。这些机器人每台的成本是14万元,它们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且绝对不会自杀。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年轻人将重新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通过操作机器人的手和关节来完成生产。”他没说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工人可以变成工程师。其实富士康的工会主席 — 如果富士康真有工会的话 — 也可以问问郭台铭他打算把机器人生产出来的iPhone卖给谁。

有句谚语说如果马有投票权,世界上不会有汽车。而事实是就算马有投票权,它们还是会被汽车淘汰。生产力进步不可违。现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失业,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威胁。纵观最近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管是本书,Krugman,Friedman还是《经济学人》的评论,结论基本上都可以用”此题无解”来概括。也许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缺陷。也许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世界上的总工资买不起世界上的总产品。也许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工智能的朋友


也许某些教育专家会痛心疾首地说“你看,天才就这么被扼杀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科学老师,你会怎么样呢?不管别人提出什么新奇的想法,你都鼓励“是啊,这真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我认为它有可能是对的”么?可是这样一来你所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其实等于零。“一切皆有可能”,就是一切都不太可能。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敢于直接了当地告诉别人哪些想法不可能正确 — 总统科学顾问更得有这个气质。哪怕最粗暴的判断,也比廉价的鼓励值钱。

科学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科学家要是不争论,科学就死了。比如现在超光速中微子,就远远没有被接受为主流科学。统计出来的东西尤其不能作为成熟理论,而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缘起。科学研究就是这么一个把新思想逐渐变成主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真正活跃的科学根本就没主流,或者说主流科学都是死的科学,更严格的说是凝固了的科学。

Kevin Kelly 在 What Technology Wants 这本书里提到,早在哥伦布去美洲之前,美洲大陆就已经有人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呢?因为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什么新东西都得从我这儿长出去,这就是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干掉的错误想法比正确想法多得多,比如“水变油”、永动机、黑洞发电之类。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建立一个高效而严谨的学术体系。也只有这个体系才能确保一个实验结果可以经得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重复,一个技术可以随便复制使用,既不要求使用者道德高尚人格完美,也不要求他掌握什么不可言传的心法。

如果经络和“气”能用实验证明,诊脉能机械化,阴阳运行能用数学方程描写,一直到《伤寒论》能出一个基于现代医学的解释版,那么中医就可以成为主流科学。将来谁能做到这些,谁就“发现”了中医。也只有这样,中医才能抛开掌握绝学的少数老师傅,变成像青霉素那样任何一个医院都能随便使用的有效技术。   


上等人与下等人

现在很多人呼吁要重建中国道德文化,建议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的主流,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性质。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上等人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关于怎么做上等人的文化。这个文化的重要前提,是认为世界上有下等人。而要想在当今重建这种文化,就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下等人。

最初,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划分是以经济和政治地位为标准的。但孔子这么一整,大家发现上等人的判断标准变成精神生活了。于是很多没有经济地位的读书人,认为自己只要精神上满足上等人的这些规范,那么就可以认为是个自己是个上等人。事实上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这个标准也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认可。这就给读书人带来了一种自豪感。自豪感,是比较出来的。古代社会的特点是满大街都是文盲。为什么读书人如果骂另一个读书人,喜欢说“有辱斯文”啊,“斯文扫地”啊这些词,因为“斯文”是把一个读过书的上等人和没读过书的下等人区分开来的标志。“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一种骄傲的气度。读过书的人会立即发现自己在升斗小民之中脱颖而出,而且是鹤立鸡群

整个中国儒学文化的要义,就是我是上等人,你们是下等人。读书人上学的时候会逐渐判断周围不读书的老百姓是下等人;等他长大做官之后就会判断朝廷里那些只知道逐利的同僚是下等人;而当他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第一原则则是“华夷之辨”:我们中国人是上等人,你们外国人都是下等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过上等人的文化。所以中国儒家文化存在的基础,是下等人的广泛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下等人来当陪衬,那么做上等人就没有自豪感了。而自豪感是人们愿意实践这一套上等人精神标准的根本动力。

关键一点是,儒家文化跟人人平等是矛盾的。你不能既告诉读书人“你们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又告诉读书人“你们要做上等人”。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已经完全不适合现代中国,而且现代中国似乎也越来越没有道德追求了。

法律才应该是关于底线的。道德应该是关于怎么获得自豪感的。我们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从来没有哪个影片把遵守交通规则当成模范事迹去拍。人们更喜欢拿海盗和黑社会这种敢于挑战底线得人当英雄。所以道德教化的关键,不是不让人做坏事,而是教别人怎么做好事,做又酷又好的事。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找到大量下等人来作为陪衬和鄙视的对象。得有靶子。一方面说每一个小人物都值得理解和赞赏,甚至把斤斤计较和投机钻营都当成光辉形象宣传,一方面却大声疾呼重建传统文化,这肯定不行。如果你不敢鄙视下等人,你就不是合格的上等人


实践表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其“专家”的实用程度很可能并不显著高于“砖家”。1984年,伯克利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Tetlock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的未来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Tetlock总结了这些专家给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的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领域更差

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硬科学一样,依靠实验和数据。传统专家的预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依赖的很多直观“常识”,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事实上,哪怕一个最简陋的统计模型,也能比专家预测得更好。Watts 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里拿一百年前的所谓经典说事了。

谈起社交网络,中国读者会立即想到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提出,一件东西要想在人群中流行开来,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关键人物是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是普罗大众中的意见领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能实现把地球上任意两个人用不多于六个人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六度分隔”。根据这个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是找名人做广告。名人在微博上说一句话,应该比普通人的“口碑”重要得多。 

Twitter的一个特别有利于研究的特点是,如果用户分享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URL会被缩短,自动形成一个唯一的代码。通过跟踪这些短代码,Watts与合作者就可以分析信息如何在Twitter上扩散传播。具体说来,就是如果有人发布了这么一条代码,而他的一个“粉丝”如果转发这条代码的话,那么这次转发就可以被视为一次可观测的影响。广告商的愿望,是希望信息能够这样被一层接一层的转发传播开来,形成所谓“Twitter瀑布”。然而通过分析2009年两个月之内160万用户的七千四百万条信息链,研究人员发现98%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被推广传播。在这千万条信息中只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消息其实是特例中的特例。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微博成名,就好像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困难。   那么名人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Watts等人使用了一个巧妙办法。他们使用统计模型根据第一个月的数据把那些粉丝众多,并且成功引发了Twitter瀑布的“关键人物”挑出来,然后看他们在第二个月中的表现。结果相当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第二个月再次引发瀑布的可能性相当的随机。平均而言,“名人”的确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也许最好的营销方式不是拿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而是批量雇佣有一般影响力的人。

如果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之处,或者就是其幕后一定有推手。但Twitter上的研究表明所谓幕后推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某些书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么?Watts参与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取得奥运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几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士兵更适合部队生活,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显然的 — 农村本来条件就比较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然而据社会学家Paul Lazarsfeld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做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想要找几万人做歌曲评分实验,或者分析成百上千万的社交网络和信息传播,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了互联网,社会科学终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显然”的研究结果了。所以社会学家已经在使用新方法搞科研,遗憾的是实用专家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理论上。一个原因也许是统计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更多有实用价值的判断。但不论如何,正如Watts所说,现在社会科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就等开普勒出来总结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了。


战争的公式

假定开战的时候我军投入的人数是 M 人,敌军 N 人。并假定我军平均每个士兵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使敌军 p 人丧失战斗力,敌军平均每个士兵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使我军 q 人丧失战斗力。注意要从平均角度和概率角度去思考 p 和 q,这两个数字并不一定是整数,而且可以小于1。p 和 q 实际上就是双方的“单兵战斗力”,和士兵素质,指挥水平,装备水平,地形等等都有关系。

其实从定理一我们还可以看出另一个结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数,一个是单兵作战能力,也就是士兵素质,武器装备等等。现在的人一般比较迷信武器装备,认为提高 p 值最重要。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M*Sqrt(p)。如果你把参战人数提高到原来的两倍,你的总战斗力就提高到两倍。但是如果你不提高人数,而是选择提高武器装备,提高士兵素质,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必须把单兵作战能力提高到原来的四倍!

美军的选择是提高 p 值,毛泽东的选择是提高 M 值。到底是把 M 值乘以2容易,还是把p 值乘以 4 容易,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条件,有不同的结论。问题在于用同样多的钱,如何提高M*Sqrt(p)。另外根据定理二我画的图,并不是说兵力越多就越好,一般来说单兵战力相同的情况下,两倍于敌人的兵力是最理想的。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国需要多少常备军队合适。


不管你用来解释的理论对不对,这都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能用理论解释的结论未必正确,不能用理论解释的结论未必错误。古代文人的思维习惯,是遇到无法判断对错的局面就查经典,想获得理论上的指导。而科学家的方法则要朴素得多:你直接用事实验证一下不就行了么?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学派的任何医学知识,甚至不需要什么逻辑推理,只要随便找个死亡年龄分布数据就会发现73岁和84岁并不比其临近年龄更容易让人死亡。这个工作是如此简单,据说连北京电视台都做过。

古人说“为往圣继绝学”,很多现代人也追求用某种特定理论来指导实践,好像不用这个理论就对不起别人一样。科学家不从绝学出发,而选择从证据出发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科学尚未达到找到绝学的程度(物理学家仍未找到统一理论),更是因为就算有绝学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就算我们完全知道人脑中每一个原子,进而到每一个大分子,进而到每一个细胞是怎么回事,也无法从中计算出心理学来 — 因为这是不同尺度上的问题,这种跨尺度的计算量大到了即使是科幻世界里也不可能的程度。

相关性研究只是科研的初级阶段。但就是这样它也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维本能。某些人只要被某地区生产的产品坑过一次,就会认为这个地区的所有产品都不好,他们的发现连相关性都算不上。

想要明确证明吸烟导致肺癌,唯一的办法是做实验。找完全相同的两组健康的人,让其中一组吸烟另一组不吸,其它各方面生活都完全一致。20年之后如果吸烟组中的肺癌患者数高于不吸烟组,那么鉴于这两个组的唯一区别就是吸烟,我们就可以断定是吸烟导致了肺癌。   可是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组人,这种理想实验无法进行。好在科学家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巧妙办法:找一群人,然后完全随机地把他们分为两组去做实验。在样本数足够大的情况下,随机性可以保证任何不同因素都可以大致均匀地分配到两个组里。这就是在关于人的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办法。然而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随机实验,比如为了让实验结果具备推广价值,样本应该尽量多样化,男女老幼,各种收入状况,各个种族都有才好,但这其实很难做到。很多实验心理学家选择的样本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结果能推广到所有人么?有人对此讥讽说他们研究的心理学应该叫“大学生心理学”。

更大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情况下你不能拿人做试验,比如不能逼人吸烟。这时候就只能被动地集邮,而通过纯粹的被动调查来做研究的方法叫做 epidemiology(流行病学)。最容易的流行病学研究是所谓回顾性(retrospective)的问卷调查:先找到病人,然后询问并比较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调查的难度在于病人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回忆常常不准确,甚至是有偏见的。他们可能会自己推断一种病因,然后刻意地强调这种病因。就好像想要讨好医生一样,那些得了肺癌的人可能会夸大自己的吸烟史。一个更可靠的办法是前瞻性(prospective)调查。比如说科学家想知道核辐射对人体的损害,现在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之后哪些地区的哪些人受到了辐射是非常明确的,根本不用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自然也就没有偏见。有了干净的初始数据,科学家只要长期跟踪这些被打了核辐射标签的人群,再跟正常人对比,就可以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可是这里的困难就在于“长期”,核辐射的影响也许几十年才能看出来,那时候也许病人还没死科学家已经先死了。

相关性思维和因果性思维只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真正的技术含量在于发现机制。你必须说明是吸烟导致肺变黑,而变黑的肺容易得癌症,还是烟草中有什么化学物质可以直接致癌(正确答案是后者)。机制提出来之后,这个机制中的每一步也必须是可以验证的,一个课题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超越了集邮阶段。也只有到了这个程度,才真正谈得上把各种不同机制综合在一起建立模型去预测未来。

每一篇论文都是我们从个人感觉到客观事实,从客观事实到因果关系,从因果关系到能推广使用的机制,这个过程中的一小步。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不是完美的,但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摆脱童稚状态。

有一个波兰银行家,Ivan Bloch,曾经几乎窥破了天机。作为一个业余军事学家,Bloch在1898年出了一套六卷本著作《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Bloch也许从来没上过战场,但他却是世界上最了解机关枪意义的人。Block说,机关枪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步兵和骑兵战术彻底过时 — 有了机关枪,士兵们只能在战壕里作战,因为他的计算表明一个战壕里的士兵比地面上的士兵有四倍的优势。这样步步为营的壕沟战会让快速推进成为不可能,以至于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对另一个强国速战速决,所以未来战争必然是漫长的消耗战。这样长久的战争会迫使参战国投入百倍于传统战争的兵力,拖垮参战国的经济,甚至引发其国内动荡革命,所以没有哪个大国会愚蠢到在机关枪时代发动战争,于是结论就是机关枪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事实证明除了和平,其它方面Bloch都说对了。

Bloch没有预测到一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高估了世人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本书的思想是如此先进,以至于在它非常畅销的情况下却没有引起各国军方足够的重视。军队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排兵布阵,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将领们才意识到机关枪的确是一种防守性,而不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打仗的时候的确应该呆在战壕里。即便是这样机关枪也没有带来最终和平,因为坦克出现了 — 在Bloch写书的时候这个终极陆战进攻性武器还没有发明。不论如何,从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判断天下大势这个思路显然并没有错。

技术不仅仅对人类生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而且可以直接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发展的大势决定天下大势。最近堪称是当代技术思想家的Kevin Kelly,出了一本 What Technology Wants(《技术想要什么》),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技术的大势。在这本书里 Kelly 认为技术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独立,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样变成了一个活的东西,以至于它“想要”一些东西。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很小,我们的角色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父母”,乃至于“技术的生殖器官”。即便如此,技术仍然是个好东西,它的大势总是让我们变得更好。

农业技术发展一个杰作是所谓“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足以影响后世千年的精神导师,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摩尼,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所以会有轴心时代,是因为当时大规模灌溉技术的出现,古代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以至于可以养活一帮(像有人说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专门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Kelly写道,人类社会组织每一次大的变革都由新技术的出现引发。人类必须首先发明文字书写系统,才能把法律写下来,才能谈得上司法公正。是标准化货币的铸造使得贸易流通更广泛,鼓励了经商乃至形成自由的思想。1494年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使得欧洲的公司第一次可以处理复杂的业务,直接开启了威尼斯的银行业,乃至全球化的经济。是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得欧洲基督徒第一次有机会摆脱教堂,直接阅读圣经,形成自己的理解,结果导致爆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一个特别有意思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是马镫。在没有马镫的时代骑马作战时大部分体力都被用于不让自己从马上掉下来,骑兵对步兵没有速度以外的优势。而马镫让骑兵可以在马上从容使用武器,战马更容易控制,甚至人马一体,从而获得比步兵大得多的优势。从此之后,骑兵成为一个专业兵种,一群未经训练的平民就算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打败久经训练的骑兵。再加上只有贵族才买得起马,可以说马镫技术直接带来了欧洲骑士制度、贵族封建统治、和漫长的中世纪。而最后终结这种统治的,是火枪技术的出现,因为训练一个火枪手比训练一名骑兵容易得多。

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然选择,说基因突变完全随机,进化是为适应环境来决定哪种变异被保留。而在过去三十年,科学家开始使用非线性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手段来研究进化论,其得出的最关键思想,就是进化不是完全随机的。所有动物的视网膜上都有同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它的作用是把眼睛接收到的光能变成电信号传输给视觉神经。在所有可能处理光信号的蛋白质分子中,视紫红质的性能是最好的,生物进化早在几十亿年前就发现了这个完美分子的结构,而且从没有变过。如果进化是完全随机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蛋白质分子中找到这么一个完美分子,就好像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颗特定恒星一样困难。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视紫红质是在古细菌和真细菌这两个进化路线上完全独立的分支上分别被进化出来的。也就是说进化不但找到了这个分子,而且还找到了两次!从统计角度完全随机的进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理论上有能力组成生命所需大分子的元素只有碳和硅,而硅的性能比碳要稍逊,结果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硅比碳储量丰富,所有生命都是基于碳的。科学家用计算机模拟了无数种可能组成生命的大分子,发现只有一种组合方式性能最好,而真实生命的DNA正是这种结构。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个物种是真正新的,无非是对有限的可能性进行排列组合而已。将来哪怕真找到外星生命,我们也会毫不惊讶地发现其组成方式跟我们一致。所以生命进化的内在方向,就是在这些有限的可能性中跳跃,正如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往往是收敛的一样。

统计表明一个科学家要想多干出一点东西,不被别人抢了功劳,最好的办法是……多干一点东西。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技术不仅仅是人类需求或者人类天才创造的推动,它自身就是自身的推动。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整个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自组织和正反馈过程。有了文字就会有书,有了书就会有图书馆。有了电力就会有电话,有了电话就会有互联网。有了图书馆和互联网,就会有互联网上的图书馆,维基百科就不可避免。任何正反馈过程都会导致加速演化,而技术进步正是加速进行的。以摩尔定律为代表,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速度成指数增长。而在1900到2000年这一百年内,我们的科学论文总数和技术专利总数的增长,也完美地符合指数曲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obert Jervis曾经在1978年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非常有意思的理论。Jervis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比如欧洲历史上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因为广泛修筑堡垒而相当和平。但十五世纪大炮的出现使得战争增加。而十六世纪星形要塞(也就是小说《窃明》里说的棱堡)的发明使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攻破,欧洲重回和平,一直到十八世纪拥有更长炮管的自行火炮才出来打破僵局。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和二战中机关枪对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也就是核武器带来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根据这个理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是进攻性武器 — 因为互联网使得组织恐怖袭击比阻止恐怖袭击的成本低得多。

也许有些科学家的确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 — 但科学研究从来不涉及绝对真理。哲学才研究绝对真理。科学研究的是“有效的真理”,是“有限的真理”。

所以用模型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越复杂的模型就越困难,而且越细致的未来就越不好预测。我们看到预测海平面上升已经比预测温度上升困难,那么如果有人想进一步预测全球变暖带来的恶劣气候导致多少“气候难民”,我们就可以想见那是不可能准确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经在2005年预测到2010年沿海地区将会有50万气候难民,结果到今年人们发现这些地区的人口不减反增。那么联合国网站怎么办?第一,删除原有预测(有人还是保留了一份证据);第二,不解释;第三,50万难民的预测时间现在被改成2020年了。

2009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质问经济学家说你们就怎么都没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呢?经济学家们回信,说经济学这个工作都是各自为战研究具体领域内的小问题的,我们并没有做在一起对世界经济这个整体发挥“集体想象力(collective imagination)”。换句话说,他们玩的都是小模型,没玩过这么大的。

科学家也是这样,一般情况下不想玩大的。科学家玩模型最大的目的其实是想解决小问题,是想通过模型来发现和证实一些小机制。所有玩模型的科学家都知道自己模型的局限性。可是公众和政客非逼着你预测。如果非得预测大的不可,最好还是用 IPCC 爱用的这种多个模型取平均值的办法 — 也叫“发挥集体想象力”。

那些写在晚报副刊上的各种所谓健康指南,连看都别看。而是那些刊登在主流媒体上,有最新的论文支持的科学新闻,比如说英国某个团队又发现什么东西对儿童智力的新影响了,我们大概可以看,但是看完就可以直接把它忘了。更进一步,如果这条新闻说的是营养学研究,比如吃什么什么维生素对身体有什么什么好处或坏出,那么哪怕是发表在最权威医学期刊上的那些高引用率论文,也应该全部忽略。

所有搞医学研究的科学家都知道这个秘密:医学研究根本不靠谱。

科学家是有偏见的。他可能因为拿了医药公司的资助而希望证明一个药物的疗效,他更可能为了能在发表有轰动效应的论文而追求惊人的结果。鉴于10%的效应率和30%的偏见率差不多就是一般流行病学研究的水平,我们大概可以说80%的流行病学研究都是错的。根据同样的计算,小规模随机试验的可信性也只有23%。Ioannidis 这篇文章就是用数学方法证明这种偏见有多可怕。

把学术论文的结论推广到真实世界的真理,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不理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导致大多数人对科学有两个重大误解:第一,认为科学研究绝对真理;第二,认为每一项科研都是在生产我们日常决策的答案。真实的科学研究其实一个充满曲折,甚至有时候错进错出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科学的野心其实比公众设想的小。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才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很多论文不严谨,甚至很多都是错的,这并不表明科学中没有正确答案,它只是表明得到和判断正确答案并不简单。

科学是成年人玩的东西。我认为抱着谦卑的情绪去“仰望科学”是个错误的态度,正确的视角因该像下棋一样,是俯视。

在最坏的情况下,哪怕有一帮科学家彻底疯了,要自爆核电站以报复人类,核电站也不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你可能会获得一次常规当量的爆炸,像动作电影里一样,几个房子被炸毁,但绝不是原子弹。因为原材料纯度远远不够。这个知识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核爆炸这么容易,某些国家早就有核武器了。事实上,维持核电站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是很不容易的,以至于如果失控,链式反应会立即停止。燃料会继续变热,像日本这样需要灌水冷却,但这种变热不是链式反应,也就是说哪怕你不管了,让燃料自己慢慢冷却,它也不会发生核爆。核电事故的有害性在于辐射。在最坏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会因为辐射在几周之内死亡。但这种辐射引起的直接死亡并不影响公众利益,因为任何工厂的大事故都可能导致工作人员死亡,核电站并不特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核电站都不会导致四川话消失。核电站泄漏对公众的真正危害是癌症。所有人都知道辐射导致癌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不辐射也可能得癌症。

据说有个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头疼问题”。说假设现在有10亿人正在轻微地头疼,如果你杀死一个无辜者,那么这10亿人的头疼立即就能好,请问你杀还是不杀呢?我猜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不杀。具体到核电站,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宁可不要核电也不能牺牲四百个无辜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牺牲是值得的。我最近看了一点《借枪》,地下党行动组组长铁锤就认为牺牲学生去刺杀加藤是值得的,而熊阔海则认为不值得。所以这位哲学家煞有其事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此题无解一样。可是事实是我们中的所有人,早就选择杀了!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以十万计,可是我们该开车开车该坐车坐车。从来没有人提议禁止一切汽车。


民主为什么会失灵

美式民主的反对者常常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民都是自私的,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投票从而会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政客们则说一套做一套,竞选的时候空许诺,最后出台的政策必然背离民意。这两个批评都是错的。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是非常无私的。大多数选民考虑的不是自己能从候选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恰恰是出于爱国之类的高尚情操去投票。美国政客的大多数政策不但是符合民意的,而且是越来越符合民意,随着近年以来各种民意测验越来越频繁,政客们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的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现在的美式民主其实是一个选民很无私,政客很贴心的制度,是一个选民说话真的好使的制度。

可惜这正是民主失灵的原因。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严重,钢铁工业方面就先是在09年初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政府基建项目中只能使用美国产钢铁,而今年二月更是对部分中国钢材加征430%的反倾销税。中国学者发表文章论证这种贸易保护其实对美国经济有害,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消费者,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1930年代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恰恰加剧了大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中国经济学家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理性行事,不要搞贸易保护。但美国经济学家也反对贸易保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贸易保护。如果经济政策完全由经济学家说了算,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贸易保护。然而美国政治的现状是经济学家说的不算,选民说的算。

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都了解这一点:大多数选民是无知的。但选举制度的妙处在于,如果选民仅仅是无知的,民主并不会失灵。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下每个候选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有些人喜欢克林顿年轻,有些人喜欢老布什经验丰富,有些人喜欢奥巴马能说会道长得帅,有些人喜欢麦卡恩上过战场靠得住。这些无知的选民投票都没投到点子上,但只要他们的意见是随机分布的,那么他们的选票就会互相抵消 — 最后哪怕只有1%的选民精心研究过候选人的政策和执政能力,这1%的选票仍能决定选举的结局。

可是卡普兰指出,选民的无知不是随机分布的,他们的整体意见存在系统偏见。在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般公众与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反,真理不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第一,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而一般公众很难理解纵容私人公司的贪婪怎么能给社会带来整体利益。公众只看到公司赚钱了,却看不到利润对公司提高效率和服务的激励作用。相对于经济学家,公众普遍认为公司的利润太高。比如汽油涨价,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公众则认为是因为石油公司想多赚钱。

第二,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而公众则本能地反感外国货,支持本国货。公众总是低估对外贸易的好处,总是认为外国在抢夺本国的就业机会。公众常常强烈相信商业公司把工作转移到国外去是造成本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其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

第三,公众过分害怕裁员。如果一项新技术可以节省人力,公众的态度往往会认为这个技术不但不是进步,而且还是个危险。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他生产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更何况允许公司自由裁员未必会降低社会整体就业率,因为只有当公司知道自己有权裁员,它才敢于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多雇人。

第四,公众往往过高估计当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过低估计经济的表现。不好的东西总是比好的东西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看到青少年中有吸毒的,公众就认为社会一代不如一代时代不行了。看到华尔街金融欺诈,公众就会认为整个富裕阶层完全腐败堕落了,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都没救了。公众对未来生活标准的预期总是比经济学家悲观。基于这种认识,选民往往比经济学家更希望政府干预市场。

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理性的分析,经历过历史实践的考验,而公众的喜好则完全来自直觉和感情。一个政策的好坏,往往与人的直觉相反。很多人既认为给弱势群体增加福利是好事,又认为政府减税是好事,但他们看不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矛盾的。公众认为政府强制规定一个高工资是对劳动力的保障,殊不知这样的劳动力价格会人为地产生过剩。被这种情绪左右,欧洲几十年来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结果就是长期的高失业率。

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比他购物的时候要无私得多。真正因为自由贸易而丢了工作的人只是少数,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个好事。事实也是如此,选民们正是一边高喊让人民币升值,一方面看到中国产品还是照买不误。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投票支持贸易保护呢?根本原因在于谁都没拿自己手里这区区一票当回事。卡普兰把选民的这种投票态度称为“理性的无知”,因为无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然自己这一票根本不能左右大局,何必专门为了投好这一票而研究候选人的政策对比、苦读经济学呢?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结论,就是理性的无知加上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系统偏见,势必造成民主失灵。卡普兰说,人们对民主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非常非常相信市场,但经济学家也非常非常小心地研究了种种可能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相比之下,信仰民主的人却往往认为民主制度是万能的,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里民主会失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更多的民主!

选民想要的东西,叫做“小故事”。认知学家发现,人脑认识复杂的外部世界,是通过“小故事”(narrative)去解读的。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伊拉克先打了科威特,然后美国率领联军打伊拉克。战争背后可能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但在一般公众看来,这就是一个“有坏人欺负良善,于是英雄出手相救”这么一个小故事。   大脑喜欢小故事。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实现一个什么小故事。比如当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正在实现“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这个小故事。我们对公众人物的理解,就是把他们往我们脑子里的小故事里面套。而这一切可以是无意识的。

政客和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甚至还要做一番计算才能评估出好坏,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种计算。但是选民也不愿意听专家瞎忽悠,他们喜欢自己做判断,而他们做判断的依据,就是小故事。所以懂行的政客从来不给选民上经济课,他们专门给选民讲故事。

选民最喜欢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不怕敌人的勇敢故事”,另一个是“自我救赎的奋斗故事”。哪个候选人会讲这两个故事,哪个候选人就当选。小布什的反恐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而他特别喜欢谈论自己年轻时代的酗酒等荒唐行为,就是为了衬托第二个故事。事实证明英雄何止不怕出身太单薄,简直是早年越差越好。奥巴马能当选也与这个故事有关,更何况这还是一个黑人的奋斗!当然奥巴马也讲了第一个故事,这就是华盛顿政客一片黑暗,一个年轻人敢想敢干来“change”。选民对这两个故事都买账了

事实证明当一个选民投票,他根本不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利益,他是在根据自己大脑中的小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廉价的中国货是不错,但支持国货是个爱国故事。陈水扁作为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穷人家孩子努力奋斗,天生符合选民最爱的故事。他经济搞得那么差居然都能连任,一个很大因素是他讲了一个小岛不怕打压的故事。选民不关心台独是否符合台湾人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通过敢于投出这一票来证明自己很酷。

卡普兰对民主失灵给出了三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我相信是作者心目中的上策,就是用市场取代民主,也就是说在一些经济领域取消政府监管,让公众自己选择。最好的例子是电视台,有线电视网没有公共电视网那么多内容限制,结果HBO台生产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作者提出的中策,是限制只会听故事的一般公众的投票权,给那些能理解复杂事物的人更多的投票权。而下策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加强教育,希望能让公众提高一点经济学常识。


浅薄

相对于读书,网络阅读使我们能记住的信息更少,理解力和创造力下降,形成不了知识体系–互联网把我们的大脑变浅薄了。

为什么超链接使阅读效果变差?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对点与不点一个链接做决定。一个人读书的时候调动的是大脑中负责语言、记忆力和视觉处理的区域;而对链接做决定则要时刻调动大脑的额前叶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验表明,网上冲浪可以增进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老年人保持头脑年轻有好处,但坏处则是牺牲了深度理解。神经科学家发现,网上阅读从硬件层面改变了人的大脑。一个没上过网的新手只要每天上网一小时,五天之后他的大脑结构就会发生可观测的改变!

多媒体,超链接,时不时蹦出来的聊天信息和新邮件通知,还严重干扰记忆力。只有有意识的短期记忆,称为工作记忆,才有可能被转化为长期记忆。过去心理学家曾经认为人的工作记忆只能同时容纳7条信息,而最新的研究结果是最多只有2到4条。这样有限的容量非常容易被无关信息干扰导致过载。上网时分散的注意力,不停地为点还是不点做决定,都在阻碍我们把短期记忆升级为知识。

正如其用户体验设计师Irene Au所言,Google的核心战略就是让用户快来快走,它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战略服务。对Google来说,短而新的信息可以带来更多点击,价值远远超过经典长篇大论,它把所有书籍上网,正是把整体的书变成一堆可搜索的短信息的集合。

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中译本《达蜜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廉价必然导致低俗流行,是Alchian-Allen定理的要求。这个定理说如果低品质苹果和高品质苹果同时涨价,那么人们将更乐意买高品质苹果,反正也要花很多钱还不如吃个好的。在通讯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时代,出门看一场戏剧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所以要看就看个经典的,而且戏剧往往很长。同样道理在中国发明纸张之前,竹简是昂贵而费力的信息载体,所以那时候的书本本都是经典。

在Cowen看来,新技术的最重要特性是允许我们定制自己接收的信息。过去一张专辑里的歌曲是出版者设定的;而现在每个人的播放器上都是自己选择的节目。网上阅读的要点在于选择和过滤,我们应该学会订阅特选的博客,访问专门的论坛,从而排除无关信息。   

在Cowen看来,新技术的最重要特性是允许我们定制自己接收的信息。过去一张专辑里的歌曲是出版者设定的;而现在每个人的播放器上都是自己选择的节目。网上阅读的要点在于选择和过滤,我们应该学会订阅特选的博客,访问专门的论坛,从而排除无关信息。   哪种人最善于对信息定制,整理和排序?有自闭症倾向的人。自闭症患者往往因为大脑的缺陷而缺少对情感交流的解读能力。对人情的不解反而使他们让思想保持冷静客观。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特定信息的收集,整理,分类和记忆中,是最极端的信息爱好者。也许自闭症者不怎么了解自己的邻居,但他们往往对某个特定领域了如指掌。

Cowen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上网能彻底取代读书么?收集并整理一大堆短信息能取代对成体系知识的学习么?显然不能。大量的信息不能自动带来深度理解。很多自闭症患者对细节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他们甚至可以把一本多年以前看过的书背出来,却不怎么理解书的意思。Carr对阅读肤浅化的担心是合理的,上网不能取代读书;而Cowen的贡献则在于如果我们上网,我们就应该用自闭症思维上网。

上网的关键态度,是要成为网络的主人,而不做各种超链接的奴隶。高效率的上网应该像自闭症患者一样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以我为主,不被无关信息左右。就算是纯粹为了娱乐上网也无可厚非,这时候读得快就是优点。一个真正的智者不会让上网占用读书时间,他应该经常能够平静地深入思考,只有电话接线员才随叫随注意


判断一个物理理论的好坏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符合人的直觉,或者是否够漂亮,而在于它能不能做出预言。与哲学家们整天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派和“信念”跟人吵架不同,物理学家从不执着于任何一个物理理论,堪称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但物理学家也有一个可以称作“信念”的东西,这个信念就是世界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物理定律应该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所有事件都必须精确地符合描写物理定律的数学方程。

第一个问题是宇宙起源的初始条件。天文观测和经典理论都表明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而量子引力的进展则表明大爆炸比此前想象的要快得多。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非均匀性的发现证实了暴涨理论。然而要想实现足以形成我们这个宇宙的暴涨,宇宙起源的初始条件必须满足无比严格的要求。这就好像你要做一个炸弹,这个炸弹的形状必须是一个绝对精确的球形它才能实现预期的爆炸效果一样。除了上帝谁还能准备这样精确的初始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物理参数为什么如此地恰到好处。计算表明如果把强相互作用的强度改变0.5%,或者把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改变4%,碳和氧这两个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元素就不会出现;哪怕把质子的质量增加0.2%,它就会迅速衰变从而根本不会有任何化学现象。另外,空间还必须是三维的,否则行星轨道就不会稳定。现代物理学无法从逻辑上解释为什么这些物理参数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网络游戏玩家不能用物理定律解释某些超强 boss 的武力值一样,唯一的解释似乎是它们是被“设计”成这样的,否则这个宇宙或者游戏就不好玩。

正如量子力学中的一个粒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状态,创世之后也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类型的宇宙状态。每一个可能的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我们只不过恰好生活在其中一个允许星系和人类出现的宇宙中而已。这就好比说既然有非常多的行星系统存在,我们恰好得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就并不奇怪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推荐引擎

人们需要的是个性化的,恰到好处的,最好还有一点惊喜的推荐,而传统的推荐引擎太落后了。

传统的推荐引擎主要根据统计用户记录来发现关联,重点是“买过这本书的人一般还都买了什么书”。这个原理是简单的,它的缺点在于往往推荐的都是一些相似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必须已经有很多人买过了。它无法制造惊喜。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更愿意逛书店的原因之一,在书店里往往会偶遇一些本来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喜欢的,而且不怎么出名的好书。另一方面,传统的引擎不知道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

传统的推荐引擎主要根据统计用户记录来发现关联,重点是“买过这本书的人一般还都买了什么书”。这个原理是简单的,它的缺点在于往往推荐的都是一些相似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必须已经有很多人买过了。它无法制造惊喜。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更愿意逛书店的原因之一,在书店里往往会偶遇一些本来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喜欢的,而且不怎么出名的好书。另一方面,传统的引擎不知道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人们会喜欢,以至于无法做出更精确的推荐。

Pandora 是一个专门致力于歌曲推荐的公司,它的办法是分析歌曲。在 Pandora 的算法中,给每一首歌都有400种不同的属性,聘请一位音乐专家,使用20分钟的时间给这首歌的所有可能的属性打分。这样一来每一首歌都被一组数标记了属性。Pandora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含所有歌曲的数据库,称之为“音乐基因组计划”。他们每月能分析一万首歌曲,在过去十年之内已经分析了74万首。推荐算法的原理是,如果你表示喜欢一首歌,程序会自动寻找跟这首歌的“基因”相同的歌曲,并赌你也会喜欢。Pandora 现在已经是 iPhone 和 iPod 中最流行的应用之一,随着播放的进行你可以随时表示喜欢或是不喜欢一首歌,程序通过网络自动提供各种你可能喜欢的歌曲。   Pandora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根据一首歌的本身属性和你自己的喜好记录来判断你喜不喜欢,而不考虑别人喜不喜欢。显而易见的好处是

Pandora 是一个专门致力于歌曲推荐的公司,它的办法是分析歌曲。在 Pandora 的算法中,给每一首歌都有400种不同的属性,聘请一位音乐专家,使用20分钟的时间给这首歌的所有可能的属性打分。这样一来每一首歌都被一组数标记了属性。Pandora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含所有歌曲的数据库,称之为“音乐基因组计划”。他们每月能分析一万首歌曲,在过去十年之内已经分析了74万首。推荐算法的原理是,如果你表示喜欢一首歌,程序会自动寻找跟这首歌的“基因”相同的歌曲,并赌你也会喜欢。Pandora 现在已经是 iPhone 和 iPod 中最流行的应用之一,随着播放的进行你可以随时表示喜欢或是不喜欢一首歌,程序通过网络自动提供各种你可能喜欢的歌曲。   Pandora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根据一首歌的本身属性和你自己的喜好记录来判断你喜不喜欢,而不考虑别人喜不喜欢。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也许这首歌并不流行,可是你就是喜欢。

另一个推荐引擎公司, Hunch,有更大的野心,它的做法是直接分析人。Hunch 并不去分析歌曲,电影或者书有什么属性,它分析每个用户有什么属性。你喜欢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你喜欢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Hunch 发现,如果你相信 UFO 存在,那么你更有可能喜欢百事可乐;如果你有一个 MBA 学位,那么你更有可能喜欢蓝色的笔。


如何成为高手

有个匈牙利心理学家很早就相信只要方法得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训练成任何一个领域内的高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了一个传统上女性不擅长的项目,也就是国际象棋。结果他和妻子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训练成了国际象棋世界大师,这就是著名的波尔加三姐妹。这个实验甚至证明哪怕你不爱好这个领域,也能被训练成这个领域的大师,因为三姐妹中的一个并不怎么喜欢国际象棋。而坏消息是成为大师需要长时间的苦练。每天练三小时,完成一万小时需要十年时间,但这只是达到世界水平的最低要求。统计表明对音乐家而言,世界级水平要求的训练时间是十五到二十五年。但最关键的并不是练习的时间,而是练习的方法。

科学家们不但证明了高手是练出来的,而且通过考察各个领域最好的训练方法的共性,总结了一套统一的练习方法,这就是所谓“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

过去多年来,训练方法是不断进步的。比如说作曲,假设一名普通学生使用普通训练方法六年时间能达到的水平,另一个学生使用新的训练方法三年就能达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训练方法的“有效指数”是200%。统计表明,莫扎特当时的训练,他的有效指数是130%。而二十世纪的天才也许没有莫扎特有名,但其训练水平都能达到300%到500%!十三世纪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少于30年之内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学到多得多的数学,教学方法进步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所有领域都比过去做得更好,体育世界纪录被不断打破,艺术家们的技巧也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

首次提出“刻意练习”这个概念的是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 K. Anders Ericsson。这套练习方法的核心假设是,专家级水平是逐渐地练出来的,而有效进步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系列的小任务让受训者按顺序完成。这些小任务必须是受训者正好不会做,但是又正好可以学习掌握的。完成这种练习要求受训者思想高度集中,这就与那些例行公事或者带娱乐色彩的练习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理论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的特点。

1.只在“学习区”练习

真正的练习不是为了完成运动量,练习的精髓是要持续地做自己做不好的事。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学习区”。只有在学习区里面练习,一个人才可能进步。有效的练习任务必须精确的在受训者的“学习区”内进行,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在很多情况下这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教练,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发现我们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只在学习区练习,是一个非常强的要求。一般的学校课堂往往有几十人按照相同的进度学习知识,这种学习是没有针对性的。同样的内容,对某些同学来说是舒适区根本无需再练,而对某些学生则是恐慌区。科学教学必须因材施教,小班学习,甚至是一对一的传授。真正高手训练与其说是老师教学生,不如说是师傅带学徒。一旦已经学会了某个东西,就不应该继续在上面花时间,应该立即转入下一个难度。长期使用这种方法训练必然事半功倍。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他们在学习上投入的总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学习方法。

2.大量重复训练。

把不常见的高难度事件重复化的办法正是MBA课程的精髓。在商学院里一个学生每周可能要面对20个真实发生过的商业案例,学生们首先自己研究怎么决策,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老师给出实际的结果并作点评。学习商业决策的最好办法不是观察老板每个月做两次决策,而是自己每周做20次模拟的决策。军事学院的模拟战,飞行员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罕见的空中险情,包括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都是重复训练。

在体育和音乐训练中,比较强调“分块”练习。首先你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看专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把它分解为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地学习掌握。在这种训练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感知技能的内部结构,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在美国一所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甚至有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的要求,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练习。职业的体育训练往往是针对技术动作,而不是比赛本身。一个高水平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时间用于队内比赛,其他都是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

3.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

传道,授业,解惑,老师和教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也许对一般人来说小学老师最大的作用是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教会了他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传道授业解惑。而真正的高手都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他们而言,老师和教练的最重要作用是提供即时的反馈。一个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够随时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你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练习者必须建立起对错误的极度敏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练习到改正为止。

为了获得 Wooden 的执教秘诀,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全程观察他的训练课,甚至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结果统计表明,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之中, 6.9%是表扬,6.6%是表示不满,而有75% 是纯粹的信息,也就是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他最常见的办法是三段论:演示一遍正确动作,表现一遍错误动作,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与外行想象的不同,最好的教练从不发表什么激情演说,甚至不讲课,说话从不超过20秒。他们只给学生非常具体的即时反馈。所有训练都事先进行无比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教运动员怎么系鞋带。他们仿佛有一种诡异的知道学员在想什么的能力,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能指出学生在技术上最需要什么。他们是绝对的因材施教,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度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获得反馈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给自己当教练。高手工作的时候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小目标,对自己的错误极其敏感,并不断寻求改进。

4.精神高度集中。   

刻意练习没有“寓教于乐”这个概念。曾经有个著名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两个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到1.5小时,每天最多4到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

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将来自己需要什么技能,基因不可能把一切技能都用遗传的方法事先编程,那样的话太浪费大脑的存储空间。最好的办法是不预设任何技能,只提供一个能够学习各种技能的能力,这就是人脑的巧妙之处。基因的做法是先预设一些对刺激的基本反应和感觉,比如看见好吃的东西我们会饿等等。这些基本的反应需要调动的神经较少。但对于更高级别的技能,比如演奏音乐,需要协调调动很多神经,就必须靠后天学习了。

人的任何一个技能,都是大脑内一系列神经纤维传递的电脉冲信号的组合。解剖表明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其大脑的神经结构非常不同,比如出租车司机大脑内识别方向的区域就特别发达。也就是说与计算机不同,人对于技能的掌握是在大脑硬件层次实现的。

最近有一派科学家认为,髓磷脂是技能训练的关键,它的作用是像胶皮把电线包起来一样,把这些神经纤维给包起来,通过防止电脉冲外泄而使得信号更强,更快,更准确。不管练习什么,我们都是在练习大脑中的髓磷脂,就好像把一堆杂乱无章的电线被排列整齐变成电缆。直到2000年新技术允许科学家直接观察活体大脑内的髓磷脂之后,髓磷脂的作用才被发现,而且一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被在学术期刊上说明。科学家认为髓磷脂是脑神经的高速公路,提高信号传递速度,并且可以把延迟时间减少30倍,总共提速3000倍,甚至可以控制速度,想慢就慢。   人脑之中分布着大量“自由的”髓磷脂,它们观测脑神经纤维的信号发射和组合,哪些神经纤维用的越多,它们就过去把这一段线路给包起来,使得线路中的信号传递更快,形成高速公路。这就是为什么练习是如此重要。

髓磷脂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小孩常会犯错?他们的神经系统都在,也知道对错,只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起来髓磷脂的高速网络。为什么习惯一旦养成不容易改变?因为所谓“习惯”,其实是以神经纤维电缆组合的形式“长”在大脑之中的,髓磷脂一旦把神经包起来,它不会自动散开 — 改变习惯的唯一办法是形成新习惯。为什么年轻人学东西快?因为尽管人的一生之中髓磷脂都在生长,但年轻人生长得最快。最激进的理论则认为人跟猴子的最显著区别不在于脑神经元的多少,而在于人的髓磷脂比猴子多20%!解剖表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是平均水平,但他拥有更多能够产生髓磷脂的细胞。

这就是兴趣的作用了。如果说有什么成功因素是目前科学家无法用后天训练解释的,那就是兴趣。有的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某一领域感兴趣。感兴趣并不一定说明他能做好,就算不感兴趣只要愿意练,也能练成。兴趣最大的作用是让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内苦练。不论如何,刻意练习是个科学方法,值得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显然我们平时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符合刻意练习的特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能成为世界级高手。天才来自刻意练习。


竞争与限制

可是如果车与车之间是一个比赛的关系,需要排名次的话,交通灯就是限制竞争。虽然快还是有快的好处,但交通灯肯定是对开得慢的人有利。这是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交通灯,快车肯定能确保第一;而有了红灯就等于给慢车在中途再一次获得平等地位的机会。慢车一定特别希望赛道上布满红灯,最好每100米就停一次,大家几乎一起冲过终点,完全靠算不可分辩的小分乱中取胜。从快车角度看,是红灯制约了快车能力的发挥;从慢车角度看,是红灯使慢车获得了跟快车共同前进的资格。本来,每辆车的快慢不同,车流速度分布是连续的,而交通灯则把车流分组,每一组集中起来一起出发。

自动化,工业化,生产线般的学校教育,对学习一般的人最有利。

如果一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600分,其中有的人是以680分考上的,有的人是以正好600分考上的,这所大学其实是为这位600分的学生量身定做的。680分的人早到了,但是赶上了红灯。   最理想的教育模式,应该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单独的老师,完全根据这个人的情况指定教学方案,实行彻底的因材施教。比如古代有钱人请私塾就是如此。我们看武打书里拜师学艺都是一个师父只教一个徒弟,而主角则更是好几个师父教一个徒弟。只有全真教是一个师父教七个徒弟,到徒孙更是密密麻麻,每次一大帮人一起训练,把武术变成了广播操。

Outliers 这本书讲了一个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观点。假定入学年龄按九月一日划线,那么同一个班级里八月份出生的孩子实际上比九月份的孩子整整小了一年,可是他们却要一起上课。年龄大的孩子早早获得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信会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大学入学成绩高10%的可观测效应。在体育中这种效应就更明显。50个,甚至上百个学生坐在教室里听同一门课,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每个人的程度可能非常不同,你猜老师会按照谁的程度授课呢?大多数情况下是中等偏下的程度。如果是一个模范班级,这些中等学生会非常积极地记录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生怕错过考试的重点。于此同时,最好的和最差的学生都在看课外书。

人们将越来越追求一些小众的东西。几年前有一本书,《小趋势》(Microtrend),基本意思是说现在的一个大趋势就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小趋势。只要几亿人口中有区区一百万人干一件事,就足以构成一个小趋势,而这一百万人的市场就足够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足以左右选举。比如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就成功的利用了“足球母亲”这个小群体。最好的大学都在给学生提供更多可选的课程,哪怕只有几个学生也值得开一门课。学校教育将从流水线生产重新向一对一的师徒式回归。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让每个学生都在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上能走多快就走多快,而不必跟别人一起等红灯。


模仿游戏

正如参与会诊富士康的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国多起校园枪击案,以及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幼儿园杀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简单。如果自杀者因为不堪重负已经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杀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杀人者已经决心犯罪,前面的杀人者只是教会他去幼儿园杀人这个特定的犯罪方法,那么自杀和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不一定这么集中,方法不一定这么一致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

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因为相对于自己分析各种因素再决策而言,直接模仿别人是一条思维捷径。但骚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被别人的行为提醒后为了自身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为了模仿而模仿。这个理论甚至有物理学上的解释和社会统计的证据。把一块磁性物质放在单一方向的磁场中,这块物质中的粒子自旋将会发生磁化,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个个小磁铁。现在我们慢慢旋转外加磁场,直到与原来相反的方向,那么这些小磁铁也会改变方向。关键在于,如果这些小磁铁的转向完全是出于对外加磁场转向的反应,那么它们的集体转向也应该是逐渐而缓慢的。但实验表明这些小磁铁的转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这是因为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 — 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没有人模仿。美国在911之后很长时间内对航空旅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袭击。通讯手段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就算中国像法国一样民主自由,我们像法国那样两个少年的死亡导致全国骚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20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作为一个喜欢新闻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种效应,就是全面的媒体曝光反而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减少模仿者,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结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体应该自律。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报道规范,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体报道自杀事件


第四范式

好消息是并非所有LRRK2基因变异的人都会得帕金森症。这个事实暗示了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并不奇特甚至司空见惯,但由于当前技术的进步,它正在变成一个了不起的思路。微软公司对这个思路非常兴奋,称之为 “the fourth paradigm of science”,第四个科研范式。这个思路是,那些同样有LRRK2基因变异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没有得病?也许我们不会知道其中的原理,但只要能找到这么一件事,做了这件事就不怕LRRK2基因变异,那就已经足够好了。就好像《午夜凶铃》中死的人多了以后,人们发现只要做把录像带传给别人看这件事就不会死一样。

所谓科学发现的前三个范式,是第一,实验;第二,理论;第三,模拟。我认为从“硬度”角度讲,这三个范式的重要性一个比一个低。实验是最硬的科学发现,你理论说得再漂亮,宇宙加速膨胀就是加速膨胀,Higgs 粒子万一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而模拟则是实验不好做,理论计算又没法算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你承认我用的方程都是对的,你大约也会承认我模拟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永远都需要实验的检验。   与这三个范式相比,这个“第四范式”的硬度更低一些。它既不能像理论和模拟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你“为什么”,更不能像实验那样明确地告诉你“是什么”。海量数据分析,只能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比如数据分析可以告诉你喝咖啡对降低帕金森症发病率有好处,但是说不清到底是咖啡因的作用还是别的作用。它甚至说不清这种好处到底有多大。   历史上阿司匹林对很多病症有疗效,而科学家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疗效。这些疗效都是“统计”发现的。

我认为,其实“第四范式”的真正了不起之处在于“客观”这两个字。此前,模式识别主要是主观的。是人在经验中发现规律,提出一个主观的假设,再去搜集更多案例来验证这个假设。而现在这个第四范式,则是让计算机自己从海量的数据发现模式,也就是共性,是客观的。这样就允许我们有一些惊喜。   但是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做法,因为数据的噪音太大。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困难。以帕金森症为例,也许发病的原因和不发病的原因都是不可观测的,比如说纯粹的偶然因素,或者说是问卷调查问不出来的因素。一个人的基因和生活自由度实在是太多,程序永远都不可能确保把所有的变量都考察到。纯粹的客观其实是做不到的,在你设定问卷内容的同时,你已经主观地设定了你想要考察的范围。第四范式要想有所发现,还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所以我认为“更客观的模式识别”,是第四范例的关键。

1.防守与体能   

足球比赛的一个一般规律是下半场比上半场容易进球。在以下几个大赛中,上下半场的进球比率分别是:   

  • 98年世界杯:上半场39.2%,下半场60.8%   
  • 02年世界杯:上半场41%,下半场59%   
  • 04年欧洲杯:上半场42.6%,下半场57.4%   
  • 06年世界杯:上半场47.5%,下半场52.5%

专家们的共识,是下半场进球多是因为防守队员的体能下降 [Saltin, 1973; Bangsbo, 1994]。另有证据表明 [Abt et al., 2002, Zeederberg et al. (1996), Abt et al. (1998)],当体能下降,射门能力所受的影响要比防守能力所受的影响小。也就是说同样精疲力尽的情况下,进球容易防守难。发起猛攻的最佳时机是双方体能都下降的时候。这使人联想到解放军特别喜欢在佛晓时分进攻。但我想提出更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各个球队的防守能力正在提高。这表现在从1998到2006年,下半场进球的比重在减小。这极有可能是各队都越来越重视体能的缘故。下半场进球多,说明防守与体能密切相关。现在的趋势是下半场进球越来越不多,这说明各队的防守能力都基本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2.怎样进球   

对04年欧洲杯的统计表明,44.1%的进球来自有组织的进攻,20.3% 的进球来自反击, 35.6% 的进球来自定位球。对06年世界杯的统计表明,47.1%的进球来自有组织的进攻,20.3% 的进球来自反击, 32.6% 的进球来自定位球。   

首先,职业球队应该多练习定位球,统计表明在业余比赛中定位球进球所占的比重远低于此。进球倚重定位球,我认为这再一次说明防守的成功。

那么进球之前的具体动作是什么呢?04欧洲杯的统计是34.1%的进球来自长传, 29.3%来自短传配合,17.1% 来自个人盘带, 14.6% 来自直接射们(估计是远射和捡漏之类的),另有 4.9% 是乌龙球。   

球都是从哪踢进的?04欧洲杯的数据是44.4%是禁区内射门,35.2%在球门区,20.4%在禁区外。而06年世界杯的数据非常不同:58.3%是禁区内射门,37.5%在球门区,4.2%在禁区外。我非常怀疑世界杯的禁区是否比欧洲杯大,或者说德国的球场比葡萄牙的球场大。   

我从这些数据得到的教训是多练定位球,防守反击是好机会,快速把球传到前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在前文说不要盘带,事实上前锋的盘带寻找更好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强调的是中后场队员少盘带。

5.足球的未来   

有的人看输赢;有的人看进球;有的人看球星;有的人看精神;有的人看技术;有的人看战术。但不论怎么看,足球并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项目,可能远远比不上NBA精确。英国几乎所有球员都来自社会底层,中产阶级根本不踢球,这直接影响英国队的技术。仍然有很多很多教练和球员再凭感觉训练和比赛。有人甚至认为足球就是拼命。但现在有很多人开始看球看数据了。我认为足球的发展趋势是变成一个更快更精确的运动。除了精确地传球,更要精确地控制体能。看一帮人筋疲力尽地拼抢没意思,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保持高节奏,才是现代足球的完美比赛。

一些结论

1.足球是一个防守比进攻容易的项目。

进球少的根本原因是足球场地非常之大。篮球比赛进球多,是因为场地很小,每次进攻都是全队出动在前场形成5打5,进攻成功率要高得多。而足球因为场地太大,队员的体能有限不可能每次攻防都从场地的这头跑到那头。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情况下进攻队员比对方防守队员要少。从这个角度讲“越位”规则其实对进攻有利 — 因为这使得进攻方的后防线敢于往前压。增加进球的最有效方法也许不是更轻的球,而是缩短场地距离。足球规则对场地大小只设定了一个范围而没有精确规定,我猜测很多联赛的场地要比世界杯场地小一些 (世界杯场地多是新修的,而且大赛事自然要修个大场地),这可能直接决定了世界杯的进球数低于联赛。最好有一个场地大小和进球数之间的相关性数据。

2.防守的技术的门槛并不高。

防守的要点大约是补位的意识,斗志,后防线的整体配合,但最重要的肯定是体能。只要后防线的体能充沛,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破坏对方前锋进攻是容易的。统计表明世界杯上的进球往往是在下半场,这是因为下半场 大家体能都下降了。今天朝鲜队丢的第二个球就明显是后卫体能下降导致的,而巴西队丢的一个球也是比赛快要结束,体能下降导致精神不集中造成的。

3.进攻的正确方法   

既然防守人人都会,那么决定强队的因素就是进攻。现代足球进攻的正确方法是一个字:快!

反过来说阿根廷还没有转化到这套打法。他们拥有三大联赛最好的前锋,可是这些前锋到了阿根廷队之后,每次拿球都要面对一大堆对方后卫。我很想知道的一个统计数字是梅西在西甲射门的时候禁区里平均有几个对方后卫,在阿根廷队的时候又要面对几个。最好的射手需要欧洲队友的支持。   

据黄健翔说,马拉多纳不用里克尔梅的最重要原因是里克尔梅太慢。老马要求他改变自己的踢球方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拉多纳不愧是球王,他敢于引进现代足球。不过也许阿根廷最需要的是一个欧洲教练。

为什么强队往往在世界杯上“慢热”?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强队里球星多,这些球星刚刚打完欧洲联赛非常疲惫。而弱队由于集训时间早,往往在世界杯一开始的时候拥有更好的体能准备。朝鲜队今天表现出来的体能就不错。体能充沛,也是为什么世界杯一开始的时候进球都比较少。但随着世界杯比赛的进行,各个队伍的体能下降,这时候强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强队更擅长对体能的恢复和管理。而弱队往往在前几轮把体能耗尽,所以淘汰赛中 还是强队胜出。对弱队来说,打好第一场相对容易,越往后越难打。真正的球星必须能坚持在欧洲赛场每年60场的比赛中保持状态。

现代足球中各队越来越重视体能教练。Soccernomics 这本书说,英格兰队很不擅长分配体能。别人都是下半场进球,而英国人关键场次总是在上半场进球。在英格兰队被淘汰的比赛中,他们打进的8个球中有7个是在上半场进的。在2002年在日本,英国队从未在下半场打进过球。英格兰就好像放电不均匀的次等电池。卡佩罗教英格兰队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足球比赛有90 分钟”。相比之下,意大利队非常擅长分配体能,他们在比赛中有“安静的时间段”,保守的踢。意大利队非常擅长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球,比如黄健翔很激动的那场。

  1. 世界杯不是最好的足球比赛   

世界上最好的足球比赛是欧洲冠军联赛。联赛不受国籍限制,一个顶级俱乐部完 全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队员组成一个队。从队员之间配合来看,俱乐部的长期磨合也比国家队的短期集训要有效得多。最关键的是,队员踢完联赛 已经很累了,更不用说受伤。世界杯是最热闹的足球比赛,但不是最好的足球比赛。


数字时代

最可怕的是商家可以精确估算每 一个顾客的价格敏感度,从而实现自古以来所有商店的梦想:给每个人看一个不同的定价。据说亚马逊就做过,同样一个商品,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顾客在网站看到的价格比精打细算的顾客看到的高。在顾客的抗议下亚马逊保证永远都不再这么做了 — 但商家有更好的办法,比如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寄减价券。

在这个新数字时代,人是一堆数字。我们到底是数字的主人,还是数字的奴隶?也许第一步是要知道数字的重要性。如果你不想被数字玩,你最好学会玩数字。

计算机把歌手从不走调的艰苦训练中解放出来,歌迷的心情就复杂了。歌曲到底是歌手的艺术还是计算机的艺术?也许几年之内计算机就可以使用邓丽君的声音录制全新的歌曲,或者是否直接听电脑合成的歌曲更好?甚至是否在未来,演员这个职业将会消失,因为所有电影都本质上是电脑合成的动画片?

自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输给计算机“深蓝”以来,大多数人在国际象棋这个项目上就算服了计算机了。今天花50美元就能买到一个让家用电脑可以战胜国际特级大师的软件。然而人类并没有放弃象棋。这些程序的存在不但让普通小 孩子也有机会跟大师对弈从而培养了更多少年天才,而且极大的影响了专业棋手的训练,让棋手的下法淡化传统套路,越来越像计算机。

人们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象棋下法:让人和计算机组队联合比赛。聂卫平肯定喜欢这个玩法,因为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棋手不必在比赛一开始就陷入定式的计算之中,更重要的 是坚决杜绝了昏招的出现。2005年,Playchess.com 网站举办了一次“自由式”在线国际象棋比赛,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跟计算机组队参赛。在高额奖金的吸引下,好几组国际特级大师跟超级计算机联合组队。最初 的比赛结果似乎证明还是人厉害:超强棋手和不太强的计算机组成的队伍要胜过那些拥有超强的计算机和一般棋手的队伍。然而比赛的最终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 料,不是最强的棋手加最强的计算机,而是两个业余选手使用三台普通的电脑取得了冠军!   他们的秘密在于知道怎么更好地调教和帮助计算机看得 更远。计算机不再是人类的秘书,而是一个有无限潜能的猛兽,取胜的关键在于你会不会使。最好的动画片并不仅仅是一帮技术人员和美工的作品,功夫熊猫的背后 是一位真正的演员在做出表情动作。为拍《阿凡达》,卡梅隆专门带演员去夏威夷体验丛林环境,以便让他们在演播室一根草都没有的情况下仍能逼真地表现出在草 丛中走路的感觉。对着空气挥舞一根不存在的金箍棒不但不愚蠢,而且也是一门手艺。


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在 1976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这篇论文影响深远堪称是传世之作,它说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

这是一个有点令人吃惊的结论。我先把 Aumann 的原话抄下:   If two people have the same priors, and their posteriors for an event A are common knowledge, then these posteriors are equal.   这段话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比如什么叫 priors, 什么叫 posteriors,什么叫 common knowledge,都需要外行学习一番。Aumann 在文中非常谦虚地说,我发表这篇文章感到有点不好意思(diffidence),因为其中用到的数学实在太不值一提了。我从来没在任何一篇其他的学术论文中看到有人使用 diffidence 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是猛吹我的工作多么重要。实际情况是,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很难看懂此文。

研究双色球的余数走势无疑是个缺少科学素养的愚蠢行为。但事实是,即使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面对随机事件也可能会犯类似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试图从本来没有规律的事情中找到规律。

问题的关键是随机分布不等于均匀分布。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应该是均匀的,殊不知这一点仅在样本总数非常大的时候才有效。当初 iPod 最早推出“随机播放”功能的时候,用户发现有些歌曲会被重复播放,他们据此认为播放根本不随机。苹果公司只好放弃真正的随机算法,用乔布斯本人的话说,就是改进以后的算法使播放“更不随机以至于让人感觉更随机”。一旦出现不均匀,人们就会认为其中必有缘故,而事实却是这可能只不过都是偶然的。


北京模式

第一个智慧叫做“创新”。没有哪个国家跟中国一样,像祷告似的整天在报刊文章和吃饭聊天中谈论“创新”。十六大江泽民做了 90分钟的报告,其中“新”字出现了90次。雷默指出,中国人不是说着玩的。上世纪90年代,英特尔曾经以为中国可以作为一个过时芯片的倾销市场,但很快发现中国人只想要最新的技术。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用的种子用新良种,而玉米种子更是每隔 33个月就完全更新。但新技术还不是最主要的“新”。中国“新”的本质是“变化”。这个真正的智慧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因为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答案是“更多的变化”。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其实等价于“自行车理论”。表面上看,自行车很容易倒 —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要崩溃 — 但实际上,自行车只要在动就不会倒。

第二个智慧叫做“稳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整天谈论 “创新”的,和整天谈论“稳定”的,居然是同一帮人。这叫“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雷默总结,中国政府认为稳定的关键在于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政府要贴近普通民众。这样一来创新和稳定就完全不矛盾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搞的这一套创新和稳定不是纯经济学,而是经济手段加政治手段。这样看来那些试图用纯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学者,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发展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我其实还可以多谈一句,那就是“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一种“非平衡态经济学”,是非线性科学。而传统的经济学,比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其实都是“平衡态经济学”,是线性科学。经典经济理论很可能解释不了中国的这一套。

第三个智慧叫做“不对称”。这是一个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为了确保独立而保持对强国的作战能力,又不至于陷于军备竞赛的智慧。比如美军非常强调制空权,一打仗先派飞机上。防守这边只好使用地空导弹。而美军战机的反制办法,就是你地空导弹只要一开雷达,我马上顺着你这个雷达信号发射导弹打过去。所以战场上什么时候开雷达,是使用地空导弹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地空导弹还没发射出来就因为开雷达而被美军消灭了。中国发明了一种东西,它的价格极低大概也就几万美元(已经开始出口了)。它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开启,可以形成几百个地空导弹的雷达信号,让美军飞机不知道哪个是真的。这就叫不对称作战。相对于全面提升军备水平,中国热衷于“杀手锏”和“点穴战”,追求四两拨千斤。

第一个技术叫做“把目的当成手段”。比如确保对台作战的绝对优势,可以说是一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任何官僚主义都得给解放军的发展让路。但其实这是一个手段,也就是说解放军实际上是利用打台湾这个借口来方便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升级,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让日本越南等国看着不舒服。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奥运会。

第二个技术是关于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你想帮中国讨论治理艾滋病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一个丢脸的领域,根本就不会理你。你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不提艾滋病,而是把艾滋病这个小领域放大到整个医保这个大领域,跟中国政府说你想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保计划。中国政府对这个是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在中国不足之处与之合作的环境,比直接攻击中国的不足之处要有效得多。


诚信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比如说任何交易的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绝对充分的了解,如果社会上总体比较诚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特别充分的了解,简单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很难判断货物的质量,就只能指望卖家有诚信。而卖家的诚信是可以积累的。那些资深卖家因为诚信得分积累的很高,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一个更高一点的价格。而新入场的卖家则只能采取一个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那些勇于为了这个低价而冒险的顾客。不在网上,也是如此。名牌,大商店,之所以卖的贵,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信誉带来附加值;而山寨和地摊则只能低价引诱顾客冒险

诚信的缺乏不但提高了交易的成本,而且更令很多人痛心疾首于道德的败坏。但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缺乏诚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并不急需诚信。不但不急需,而且实际上,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造成这个不同局面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只有这两家做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低价没有信誉的奶粉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大家都买得起有“诚信附加值”的奶粉。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是个橄榄球结构,穷到买不起这两种奶粉和富到必须吃超豪华奶粉的人都很少。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都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比较诚信。诚信其实是一种主流。但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前面说的穷人不得不冒险之外,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会主动追求风险。   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就是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不均匀的增长。有的人会抓住一个机会先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很容易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虽然总体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是差别巨大的。可以说只有少数人的财富是以几何级数的形式高速增长的,而大多数人则是缓慢地,线性地增长。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过几十年等到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等到大多数人能买得起名牌奶粉的时候,社会肯定会回归诚信,回归道德。但目前我们帮人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即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时代周刊的书评栏,给新书评价等级的标记方法很有意思,不是评“好、中、坏”,而是按“值得怎么读”分类,三个等级是 toss (随便翻翻),skim (略读),和 read (精读)。

人们怕的不是损失,而是这种负面感情。负面感情比正面感情对人的影响大。正如这些损失规避实验所揭示的,人们对负面感情的重视程度总是超过正面感情。心理学对这个更一般的现象也有个名词,叫 negativity bias,我不知道这个术语的标准翻译是什么,姑且称之为负面偏见。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损失规避是负面偏见的一种,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应混淆。我猜测,如果从脑成像角度去看,很可能二者就是一回事,都是大脑中某个区域兴奋而产生了负面的感情。也就是说坏比好重要。负面偏见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如果向你介绍一位陌生人的时候同时告诉你一条他的优点和一条他的缺点,你更容易用缺点去记住这个人。也许你曾经多次帮一个朋友的忙,他觉得理所当然;一旦你有一次没有帮他,他可能会非常生气。

为什么自由媒体的时政版全是负面消息?为什么专栏作家都爱写批评文章?并不是因为读者“喜欢”看坏消息,喜欢看政府的笑话。而是因为读者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重要”。武广高铁通车,是个显然的好消息。中国国内“不自由”的媒体上全是叫好的声音,中国国内“较自由”的媒体上全是票价过高和“被高铁”的声音,倒是外国媒体的报道反而跟国内“不自由”媒体的声音相似。为什么?因为中国高铁通车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个可以用来批评自己政府没效率的“坏消息”。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理解这些坏消息和批评声音其实跟电视剧里都是爱情故事一样,是一种偏见。他们反对你做的这件事,不见得反对你的全部。一个成熟的读者看报纸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专栏作家的“坏”毛病。这个国家有毛病,不等于这个国家没前途。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被自己的扁桃体区杏仁核绑架


自由的不自由

写幻想的世界名著,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自洽”,self-consistent,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你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山可以在潘多拉星球悬浮 — 因为山上的矿石中含有常温超导物质,而且该星球磁场紊乱 — 而人类之所以要来这个星球就是为了这种物质 — 潘多拉星球磁场紊乱,这也是该星球上的动物有一定的感应能力的原因 — 而磁场之所以紊乱,是因为附近有几颗别的行星,你都可以在天空中看到… 几件事必须能够互相解释,是一个完备的逻辑系统。除此之外,你要估算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你“想象”出来的这些动植物必须符合这个星球的环境,你得请语言学家专门给土著发明一种语言 … 你编制了一本《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

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正是因为不自由,它的难度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导演拍不出来 Avatar,他们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这种“不自由”的超难脑力和物力。“自由想象力崇拜”的背后,是“顿悟崇拜”。这种思想认为一般人终日被自己的知识所束缚,而一旦跳出这种束缚,就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其实是对科学发现的庸俗解释。一旦有一个一般人没想到的发明出现,就会有人解释说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个发明,是因为他是“自由想象”的。好像科学中存在无数个可怕的“禁区”,别的科研人员从来都不敢往这个方向上想一样。其实你能想到的东西,专业人员早就想过了。


黑手党的逻辑

黑手党可能是暴徒,但不是亡命徒。《教父》说,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干黑手党,因为黑手党必须重视家庭价值。一个黑帮老大,从不寻花问柳,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家人负责,这是多么酷的老大啊。因为他们必须重视家庭价值。做黑手党生意,用人最关键的不是能力,而是信任。“自己人”,一般来说最好是“自己家的人”。只有自己的家人才不会出卖自己。。。或者,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

这是家族企业的信任悖论。创业初期出于信任必须仰仗家里人,不自觉地就成了一个家族企业。结果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求在这个企业担任要职。你如果用他,也许他不行。可是如果你不用他,他对你有直接伤害权:他是敌人打击你的突破口。用,还是不用,这是一个问题。

  • 第一,把家族成员的信任关系变成利益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钱给你可以,事儿你别管。
  • 第二,社会环境。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社会应该让大家对职业经理人制度习以为常,用法律保障家族的利益,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把信任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血缘上

游戏为什么好玩

游戏的第一个境界是好玩。首先是“现实感”,或者说“超现实感”。一个游戏让人一看就觉得好玩,凭的就是能特别逼真的“做事”。比如说《魔兽世界》的一句宣传口号是“做你从未做过的事”。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机会拿一把斧子跟人对砍,从来没使用过魔法,更从来没骑乘过大鸟在天上飞。我从来没指挥过军队,没灭过别人的国家,实际上,我从来没当过英雄。在游戏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如同做了一个好梦。但这种现实超现实感只能短期内吸引人,再好看的电影,每天都看一遍也会无聊。一个游戏要做到有趣,要让人一整天杀怪而不觉得烦闷,还有一个诀窍,叫做“随机”。杀死一个怪物之前,你不知道它会掉落什么。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点布料和小钱,但存在某种可能性,它会掉落一件精良甚至史诗级的装备。人们沉迷于这种随机性,热爱这种小意外,好赌,真是人的天性啊

“被游戏玩”,才是高境界。一个真正热爱游戏的人打游戏并不总是轻松快乐的。真正的游戏玩家有时候甚至是拼命的,因为他们知道不吃苦就永远不会到达顶峰。游戏的第二个境界是追求成就感。

一个玩家一旦陷入这种即时正反馈系统之中,他就成了游戏的奴隶。我是尊敬这样的玩家,但有人可能会鄙视。另有一种玩家,却是值得所有人敬仰。这就是游戏的第三个境界,体育和科学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玩家不是“玩”游戏,而是“训练”,甚至是“研究”游戏。他们不再对升级和获得装备之类的事情兴奋,他们追求的是技艺。


苦练

我看最新一期 Physics Today(2009年11月),其中一篇文章讲狄拉克,提到他的理论物理启蒙老师。狄拉克上大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成为流行话题。真正把相对论讲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让狄拉克决心自己非干理论物理不可的,是他在大学的哲学老师 Charlie Broad. 此人讲科学思想课真是精益求精。他事先做细致准备,把在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在笔记本上,然后读两遍 — 除了穿插其中的笑话以外 — 笑话读三遍。

我听说单田芳录制评书,一个早上录两集,我估计他没有时间把每句话都写下来。但有人是这么做的。据说美国最厉害的脱口秀演员,可以连续四小时不重样地讲笑话,而且其节目中包袱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段中国相声。曾经有报道说,在这样看似随意表演的背后,是每天反复的刻苦排练。


穷人的普世价值

有人研究表明,在这种学校里,老师一直向学生灌输的观念可以归纳为三条:   

  • 第一,你是集体的一员。   
  • 第二,外面的世界奇怪而危险,所以我们的集体要始终团结在一起。   
  • 第三,世界就要像一座大山,山的顶峰是一个天堂,这个天堂就是大学。

这三条如果不是说一个学校,而是一个国家的话,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到了军国主义程度的可怕国家。这种学校在湖南农村么?或者这种学校在二战前夜的日本么?这种学校在今天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学校系统。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总的来说相当差劲。如果让一个孩子在纽约的某些学区上中学,他受到的教育和未来能考上美国大学的可能性,也许低于中国某些大城市的中学。KIPP 就是公立学校改革的产物。在这个学校系统上学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自穷人家庭。然而 KIPP 却获得了超过80%的大学升学率,其各项成绩往往是所在州所有公立学校里面最好的。这种学校是如此热门,它的到了大量的社会捐款,而谁能入学必须抽签决定!

但从 KIPP 在美国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穷人的普世价值很简单,那就是不想再当穷人。哪怕是牺牲个性,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没时间看哈利波特,也不想当穷人。哪怕是集体主义,也不想当穷人。在某些人眼中的完美穷人,是安分守己的,以贫穷为乐的穷人。一个中产阶级人士跑到乡下去玩,他希望看到的可能是那种乐呵呵地赶着牛羊去田野的穷人孩子。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最好还要对他的跑车表示一下鄙视,那样的话他会感动地把这个经历写在博客上。反过来,如果一个穷人孩子对他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考上你上的那个大学,将来也买一辆这样的跑车,那就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了。

我认为穷人的普世价值,是比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更“基本”的价值。中国在三十年以前,主要由穷人组成。所以中国那时候唯一正确的做法,也许就是设计一个类似于 KIPP 学校的系统。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指责当初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强力研读

“强力研读”不追求读书的广度,而追求深度。除此之外,它跟科学训练法有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不好玩。世界冠军培训基地没有“寓教于乐”这个概念。“强力研读”不是为了娱乐和休息,而是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非得把一本书给融会贯通以至于能够学以致用不可。这种读法相当累。

第二,用的时间很少。据说在那种专门培养天才的最好的音乐学校里,孩子们每天真正练琴的时间绝对不超过2个小时。因为没人能长时间坚持那样的强度,而没有强度的训练还不如不练。我真正读书的时间相当有限,平均大概每天少于一小时;只有在最有必要的情况下我才会写读书笔记,可能每周也不到一小时。

第三,不追求读得快。很多读书方法教人怎么用最快的速度读完一本书,其实那些有必要快速读完的书根本不配让我们读。追求把一本书快速读完,就好像追求把一只曲子快速弹完一样,这不是练琴是完成练琴任务。据说,美国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面有一条规矩,说如果谁练习的时候不够慢,以至于被人听出来他练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练琴,必须立即纠正。

强力研读的目的是要掌握其一套思维方式。这个世界经常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令很多人兴奋,迷惑,或愤怒,而大多数人只会在新浪新闻的评论中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如果你强力研读过这方面的书,也许就会指出:第一,这件事其实没什么,我知道比这个更好/更坏/更怪的事;第二,那个所谓专家说的意见属于 xx 流派,而学术界对这派有很大争议其实他们已经过时了,比如获得 xx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xx 理论,就是个更好的理论;第三,我估计此事将会向 xx 方向发展。。。我说的不是意淫,实际上《卧底经济学》作者最近的新书,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是个答读者问的短片合集,其中每一篇都是这个套路。有学问跟没学问是很不一样的。

写读书笔记本来并没有什么规则,但过去几年内我实践总结的结果,发现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作为普遍的规律。

  1. 强力研读,一本书应该被读两遍,而且只读两遍。好书读一遍不可能掌握精要,反过来说如果一遍就够了,那这本书也不值得强力研读。我们说的思想类书籍,不是什么学术名著,所以再好也没必要读三遍。两遍正好。而且最有效率的办法是读完一遍马上再读一遍。
  2. 第一遍是正常通读,只要放松地欣赏作者的精妙思想和有趣故事即可。不要追求读的快,值得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的书才是好书。
  3. 在读第二遍的同时写下读书笔记,然后这本书就可以还给图书馆永不再借。读书笔记的一个重大作用是给自己日后以最快速度重温这本书提供方便,直接看笔记就可以。还有别的好书等着我们去读呢,所以笔记最好要写到可以取代原书的程度。
  4.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用画“思维导图”的方法来做读书笔记,也看到不少这样的思维导图,这种方法意义不大。这种笔记跟语文课分段总结段落大意没什么区别,半个小时就可以全写完。流水帐式的读书笔记就好像用三个数字来描述一名美女一样无趣。我认为思维导图不是干这个用的。
  5. 我习惯完全按照原书的章节给读书笔记划分章节,甚至保留各章的标题。在每一章的开头,写下这一章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各章穿起来就形成了系统 — 不过这种内容提要并不重要
  6. 重要的是一定要确能看出来作者的逻辑脉络!除非你写,否则你甚至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个脉络。善于写书的作者往往会在书中收录大量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单独拿其中一个小故事出来写篇文章,每个人都会对这个故事有与众不同的解读。然而这个故事在书中的作用却往往会被人忽略,最后只记住了小故事的树木,而看不到背后的森林。实际上我们小时候学习的那些所谓“中国古代寓言”,就是从古书中提出来的小故事,而我们对这些寓言的解读往往背离古人写书时的本意。
  7. 好的读书笔记是不均匀分布的。笔记,是我听说了一个想法之后很激动,必须把这个想法记下来据为己有的行为。所以逻辑脉络之外,如果发现某个小故事实在是好,那么就把这个故事也给写下来,甚至具体到细节。一方面,以后将来万一写文章之类,从笔记里翻出来就可以用。更重要一点,是这些故事日后将会反复地在我们的大脑中出现,它们用各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左右我们的思想,直至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8. 颜色和字体的变化可以起到自动突出重点和分类的作用,使用 Gmail 和 Google reader 非常方便。我上大学的时候整理物理笔记,每次都用三四支不同颜色的笔,方便区分比如哪些是最重要的思想和公式,推导的关键一步,哪些是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等等。
  9. 因为读书笔记是为了把书扔掉,要注意给将来使用搜索引擎留下线索。也就是说要把关键字,人名地名组织名等记好。万一将来想进一步了解,可以直接上网搜索背景资料。
  10. 强力研读是一种主动式的读书。要在笔记中写下自己对此书的评论,好像跟作者对话一样。我现在的统一做法是把自己的评论全部放在方括号【】中,到时候哪些是书里的,哪些是自己的一目了然。
  11. 要随时注意发现书中思想跟其他书的联系,共同点或者不同点。一个真正善于主动读书的人对这种联系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要敏锐地记载下这些联系,关键词是敏锐!如果你不够敏锐,说明你不够主动。
  12. 另外我谈谈 Kindle 的使用。强力研读需要读两遍。如果书不是图书馆的,那么第一遍读的时候随时在书上划下重点句子,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批注,第二遍写笔记的时候无疑会省很多力气。我们看到牛人都喜欢在书上批注。Kindle 的出现彻底改革了这个过程:你甚至可以只读一遍,第二遍不用看书直接写笔记!这是因为当你在 Kindle 上划线和做批注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你划线的句子和你的批注复制到一个叫做 ‘My Clippings.txt’ 的文件上去 — 我们只要直接读这个文件就可以做笔记了。所以我用 Kindle 读书的时候经常比较高密度地使用光标和键盘。(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经常同时读好几本书,这些书的“摘录”被 Kindle 交叉地都保存在这一个文件中,而且每一段摘录都包含原书标题和位置,非常不易阅读。我用 Python 写了一个小程序,自动从 ‘My Clippings.txt’ 中提取一本指定的书的全部相关内容,且去除所有标题和位置的垃圾信息。)

显然,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笔记主要作用是帮助自己掌握书中的内容,和方便日后查阅。读书笔记不是书评,是写给自己,而不是为了公开发表的 — 可以完全专注于意思,而不必关心文笔。虽是这样,阅读别人写得好的读书笔记仍然是一种乐趣,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的阅读时间。我甚至觉得应该有一个专门供人交流读书笔记的网站。另外,Google Wave 这个工具,其实非常适合几个人共同读一本书,然后联合完成其读书笔记。


专家与知识体系

真正的专家,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就如同他们心中的一棵不断生枝长叶的树,又如同一张随时变大变复杂的网。每当有新的知识进来,他们都知道该把这个知识放到体系的什么位置上去。有人管这套体系叫做 mental model, 有人管它叫 matrix。有了这套体系,你才可能对相关事务作出出神入化的“眨眼判断”,而不是靠什么“灵感”或者“女人的直觉”。

怎样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第一要主动学习。现用现学是一个巨大的能力,但是是不够的。要为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而学。做笔记是个好办法。我们看杨绛怎么描写钱钟书做读书笔记: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这段话充分说明为什么钱钟书以大师身份进入历史,而杨绛则以大师的老婆留名。钱钟书是在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她却反复强调什么因为图书馆向例不外借!

建立知识体系的第二要点,是要把新的知识跟自己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一般人善于发现新事物的不同点,而真正的高手则善于发现共同点。所谓消化吸收的本质,正在于此。有些读书太多的人之所以死板,就是因为他机械地读,而没有建立一个体系。


假目标

敌人的存在,在某些时候是一种祝福。设想我们回到 Facebook 上刚刚推出这个捐款比赛的那一刻。考虑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有非常多的组织参赛;第二,Facebook 在中国大陆不能访问。有谁当时就敢预测说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组织将会获得冠军呢?难道非洲孤儿不比中国孤儿更需要帮助么?考虑到 Facebook 是个美国网站,难道美国的慈善组织不更应该得到 Facebook 用户的支持么?为了理解这个现象我们需要一点理论。Predictably Irrational(中国翻译成《怪诞行为学》)这本书说, “比较“,是人的一个固有思维模式。我们通过比较来做出选择,而且,我们倾向于注意那些容易比较的东西,而忽略那些不容易比较的东西。一个东西一旦有了比较对象,它就会脱颖而出。

实际上,提供一个假目标 (decoy) 来促进消费者做出选择,是商业上经常使用的手段。大约一两年以前,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有三种订阅选择:   

  • 只看网络版,$59 一年;   
  • 只看印刷版,$125;   
  • 网络版和印刷版一起,也是 $125!   

显然第二个选择不如第三个,实际上根本没人会选第二个。那么第二个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促使更多人选择了第三个!直接比较第一个和第三个,大家不知道哪个更好;有了第二个作为第三个的 decoy,大家突然决定选第三个了。在对100个人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情况下,68人选择只看网络版,32人选择全看;再有了第二个选择的情况下,尽管没有人选择第二个,但是有84人选择全看,而只有16人选择只看网络版。


如果是其他的小说家出新书,读者一般会比较关心他写的是什么故事。而对于丹布朗来说,我根本不关心他写什么故事,而只关心他写什么。因为他只会写一个故事。我发现他的前两本写 Robert Langdon 的书基本上都是按照模板写的,称为“丹布朗模板”。事实证明 The Lost Symbol 也基本上符合这个模板:一个理工科的女主角;一个高效率的变态杀手;一个充满历史的城市;主人公同时被正邪两道找麻烦;一个古老的秘密;一个真实存在的神秘组织;一个谜题套着一个谜题;必须通过对古代的艺术品的知识来破解这些谜题。。。 他的小说总是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100多章好像有100多个悬念,但其实每本书只有两个悬念:第一,这回打算说哪个组织;第二这个秘密是什么秘密。丹布朗小说的情节固然紧张刺激,但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突出表现在很多配角的行事很不合理。然而其小说背后要说的这个“秘密”,比如说耶稣也是个结婚生子的俗人,确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种调查研究不见得是被学术主流所接受的,但是是符合逻辑的。比如我现在就全盘接受达芬奇密码所“透露”的基督教“老底”。所以我认为丹布朗的书是披着 fiction 外衣的 nonfiction。

诺贝尔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只看成果不看人。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成果”,不是你一生之中一系列 的大小成果都算,而是只看其中一个成果。也就是说,与其说诺贝尔奖是发给个人的,不如说它是发给特定的工作成果的。诺贝尔奖,不是什么“终生成就奖”。汉初,刘邦立白马之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非功不侯”。不管你多么辛苦,不管你这个人的素质有多高,没立过大功就不能封侯。

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原则。不管谁最懂,不管谁最牛,甚至不管谁的贡献最“大”,就看是谁做出了关键一步。所以说诺贝尔奖思维其实是“封侯思维”,是“立功思维”。我国为什么没有本土诺贝尔奖?因为我国过分文明,全面进化到了“素质思维”。我国汉唐以后,对任用人才的态度,普遍认为“立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素质”才最能说明问题。很多武将斩首无数也当不了大官,反过来说有的文人什么实事没干过一篇文章就成了国家重点培养的状元,就好比奥巴马光凭演讲就能拿诺贝尔和平奖一样。

所以说要想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本土诺奖,首先要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做世界难题。除了“素质思维”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中国现在搞科研显然是不缺钱。我认为做世界难题的人少的一个原因是与国际的交流不够。如果交流不够,人们就会觉得那些世界难题离自己特别遥远而申不上手。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行,培养不出来诺贝尔奖得主。我反对这个看法。如果诺贝尔奖是个“素质奖”,那么教育就很重要;但诺贝尔奖是个“立功封侯奖”。并不是高素质的人去干高级的事儿,而是高级的事儿成就人。


1987 年的某一天,伦敦《金融时报》刊登了一个很怪异的竞赛广告。这个广告要求参与者寄回一个 0 到 100 之间的整数,获胜条件是你选择的这个数,最接近全体参与者寄回的所有数的平均值的 2/3. 获胜者将获得两张伦敦到纽约的协和飞机的头等舱的往返机票。这个游戏的独特之处在于你必须考虑其他参与者是怎么想的。你应该怎么玩呢?   首先,你可能假定人们都是随机地选择一个数字寄回,这样的话平均值应该是 50,那么最佳答案应该是 50 的 2/3,也就是 33. 但你应该想到,别人也会像你一样想到 33 这个答案,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了 33,那么实际的平均值应该是 33 而不是 50,这样最佳答案应该修改成 33 的 3/2,也就是 22.

这样一步步的分析下去,如果所有人都是绝对地聪明而理性,那么所有人都会做类似的分析,最后最佳答案必然越来越小,以至于变成 0。鉴于 0 的 2/3 还是 0,所以 0 必然是最终的正确答案。但问题在于,如果有些人没有这么聪明呢?如果有些人就是随便写了个数呢?刊登广告的其实是芝加哥大学的 Richard Thaler. 他收到的答案中的确有些人选择了 0,但平均值是 18.9,获胜者选择的数字是 13. 这个实验的意义就是要说明,很多人是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理性的。我认为这个实验可以用来测量一群人的理性程度。平均值越小,说明参与测试的人越理性。如果《金融时报》的读者选择的平均值达到了 18.9,我估计一般的报纸可能就更差了


反腐的实验

世界银行出了(至少)540万美元,给一个叫 Ben Olken 的年轻人去就这个问题去写篇博士论文。他的做法是到印尼找 600 个村庄做实验:给每个村庄 9000 美元让他们给自己村子修路,等路修完后再派专家评估每条路实际花了多少钱,以此判断有多少钱被村里的基层官员贪污了。这个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把 600 个村庄随机地(关键词:随机)分为三组:对第一组,告诉村官说路修好后上面要来检查;对第二组,把权力交给村民,通过村民大会来监督工程质量;第三组是控制组,没有任何防腐措施。哪种反腐方法好使?结果控制组贪污了30%的工程款,被警告会有检查的组只贪污了不到20%,而“民权组”贪污的几乎和控制组一样多。看来对印尼基层官员来说,上层的力量比村民民主要有效的多。

从比较中港进出口不同数字,可以进一步看出走私的细节。走私的真正做法并不是瞒报商品的数量,而是把高关税的商品(比如鸡肉)当成是低关税的类似商品(比如火鸡肉)进口。海关检查的时候很难分辨类似商品的不同类型,比如说有机的鸡肉产品和一般的鸡肉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关税可能相差极大。

既然如此,反走私的最好办法显然是给类似的商品制定相同的关税!但这一点居然很难实现 – 就连美国政府都做不到。美国的钢材市场就是关税混乱的代表:对于几乎相同的钢产品,关税居然能有几分钱到几百元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官僚,历史因素,和利益集团的游说。美国钢材进口者使用类似的 “鸡肉变火鸡肉” 手段,把高关税钢材说成低关税钢材进口。美国的羊毛衫进口关税,男式是18%,女式是32%!显然有人从这个差异中受益。也就是说,走私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走私者的贪婪和海关官员的腐败,更是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国家政策的结果。

现在的社会科学的确已经全面数字化。观点根本不值钱,数据和实验才是真正有效的东西。实际上很多实验结果与一般人的事先观点可能恰恰相反。比如说肯尼亚农村是如此之穷,以至于学校连课本非常稀少,如果要援助,人们可能自然认为提供更多课本有助于促使学生提高学习成绩。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么?但随机测试表明这个政策是不行的:那些被随机选择获得课本的班级中,学生们的成绩并没有什么提高。事后分析原因可能是标准教科书的程度太高,是为精英孩子准备的,农村孩子理解不了。


主动与被动上网

主动上网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目的性。比如说购物,查找资料,收发电子邮件,解除心中的疑问,了解一个新闻事件的动态,甚至是下载电影。我们打开浏览器,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我们做各种复杂的动作:身体前倾,大运动量地敲击键盘,四处搜索,Ctrl-f 查找,保存,打印。我们会高强度地使用搜索引擎。我们的计算机上可能会安装各种能够帮助干这些事情的小工具。我们在开机之前有一个非开机不可的充分理由。

被动上网其实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获得意外。上车就睡觉人错过了目击路上各种突发事件的机会。进商店就直奔目标的人错过了没听说过的新产品。被动上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个好处是获得休息。据最近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统计表明,上班时随意浏览网页,只要不超过工作时间的20%,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高效率的工作特别消耗脑力,而看看视频则是一种放松

我估计越是牛人,其被动上网所占的时间比例越低。牛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时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我要做”,而痛恨“要我做”。你凭什么左右我点哪个链接?你凭什么支配我?我凭什么被你吸引?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这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是人类能够生存下来所必需的。比如原始社会的一个人听到草丛里面有沙沙的声音。他可以把这个声音解释为野兽出没,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不是野兽出没,只是风声。那个对可疑事物一律宁可信其“无”的原始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有的有心人可能会质问,人的技能除了要记住动作要领这个“软件”之外,还包括肌肉发达程度这个“硬件”,你怎么可能仅仅改变软件就让人会武术呢?这个质问有道理,但是问错了。正确认识是人脑根本就没有“软件”。人脑的全部动作都是“硬件”意义上的。

更进一步,人的记忆和技能,是各种神经生长,组织,连接的结果。同样的记忆,在不同的人被“长”在不同的地方。

人脑的这种结构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乔丹不能打好棒球。他的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完全达到打好棒球的要求,但他就是打不好。为什么?因为通过多年练习,他大脑的硬件结构就是一个篮球大脑。你怎么可能在一两年时间内把一个篮球大脑变成棒球大脑呢?

这个知识对我们的启示当然就是任何技能都是勤学苦练积累的结果,而不可能指望快速输入。另外我们可以有两个轻易的推论:

  • 第一,所谓“顿悟”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个科学家可能对一件事冥思苦想好多天,然后一天突然想通了,这个不叫顿悟。我说的顿悟是中国文化传说中那种头天晚上还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早上突然什么都明白了的极端情况。这相当于人脑结构在一夜之间突然大变,这是不太可能的。        
  • 第二,人的记忆不可完整下载。我猜神经元包含的信息和结构很可能是模拟信号,也就无法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完全数字化。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灵魂。假设真有灵魂,那么灵魂离开人脑之后还能“思考么”?伦敦出租司机死后,离开他的神经网络,还能辨认方向么?人死后还能认识 Jennifer Aniston 么?既然人脑什么都是硬件实

所以美国人不但不信任政府,而且不指望政府。有事找 NGO。中国人有事上访,美国人找维权律师,实际上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不能解决。在这种不信任不指望政府的氛围下,美国人的公民意识非常之强,是真正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Engaged Citizen,是维护国家正义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集权与民主

Thomas Friedman 的 Hot, Flat and Crowded 这本书的第四部分说的是美国怎么办,而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标题却是[China for a Day]. 他提到中国禁止免费塑料袋这件事,然后说,美国能不能当一天中国。   

中国政府说不能给免费塑料袋,全国超市就真得不给了,那些专门靠生产这种塑料袋为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并没有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来阻止这项“通知”的执行。以前中国政府曾经说汽油产品不能含铅,结果全国的汽油产品就真的不含铅了。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当初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不知道费了多少时间跟利益集团博弈。目前最先进的核电技术 AP1000,本来是美国公司研发出来的,但美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不停扯皮论证。中国政府说我们先干,结果世界第一个 AP1000 核电站将在中国建成。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高效率。如果下次中国政府说“要有光”,估计就真的有了光。

我认为如果统计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办事效率,很可能会得到类似的结论。集权政府的平均分不会比民主政府高,但最有效的却大都集权。最无效的也大都集权。现在的问题是,你想要一个集权政府,还是一个民主政府?

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男人,我相信一点,那就是如果国家已经很穷,那就值得用集权赌一把。对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做点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而如果国家已经很富裕了,那么政府最好还是老实点。


自动化

普通人打高尔夫球也会产生自动化。他们挥杆之后就失去了对球杆的控制 — 除非半途有人干扰,然后他们就会把球打飞,或者根本打不到球。打得越多,这种自动化现象就会越严重。而真正的职业高手,绝对不允许自己自动化。比如真正的赛车高手,他在赛道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意识的。中国队前锋也许可以无意识的射门还能射进去,而世界顶尖的前锋,每一脚射门都是有意识的。

我们经常能听到有人吹牛说“我闭着眼睛都能…”凡是达到这个程度的人都废了。那些在网上特别能赢棋的人是高手,但绝不是一等一的高手。那些快棋比赛,盲棋比赛得第一的人是高手,但绝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写道这里我甚至觉得,那些真正的职业赛车手平时出门最好佩个司机。一个专门开赛道的人不应该在公路上开车。


什么阻碍个人进步

余秋雨的思想在过去这么多年内很可能还退步了。我最初知道他是上初中时看《读者文摘》上他的文章,高中以后我就再也不看《读者》,可是他现在连那种文章都写不出来。

我认为阻碍人进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早期的辉煌会把人的思想留住。有些人曾经在比如说大学时代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进入社会之后一旦受到挫折,他的思想就会永远用来回忆大学时光。梁启超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个人一旦开始回忆,他基本上就会停止进步。第二个因素更普遍,需要详细说说。心理学认为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区域:舒适区(comfort zone) ,学习区(learning zone),和恐慌区(panic zone)。

现代社会分工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人往他自己的舒适区里分。你想干有挑战的工作,你老板却只想给你你胜任的工作。所有人都想永远挑战自我,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主要的时间都在做一些驾轻就熟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获得挑战自我的机会会越来越少。这往往并不是年龄歧视,而更多的是市场合理调配的必然结果。只有那些有特殊机遇的人才能不断尝试新的生活。


公平

《Sway》是一本畅销书,很适合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听。这本书跟 《Predictably Irrational 》很相似,讲的是人类思维种的非理性局限。此书大约讲了四种非理性思维惯性:

  1. 人们总是害怕失去,对失去的恐惧超过了对得到的喜悦。
  2. 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一贯态度。
  3. 人们对公平的感觉其实是非理性的。
  4. 从众心理。当一群人都执同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也赞同这个观点。

其他三条都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点:公平。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分钱实验”。受试者二人一组,姑且将此二人称为 A 和 B。实验人员把一定数量的钱(真的钱,比如说200美元,这是一个需要花钱的心理学实验)发给二人。规则是这样的,A B角色随机选择:

  • A 决定这200美元怎么在二人之间分配。比如说一人一半,或者说 A 拿150,B 拿50。
  • B 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分配方案。如果 B 接受,那么皆大欢喜,两人拿钱走人。如果 B 不接受,那么不管 A 的方案是什么,两人都将一分钱也拿不到,空手回家。

如果二人都是理性的,那么 B 应该不管 A 怎么分都选择接受,因为分到一点总比没有好。而 A 考虑到这一点,应该尽量多给自己分,比如说 A 得199元,B 得一元。然而实验表明,只要 B 发现自己得到的少于 50%,他就会认为不公平,从而拒绝接受。宁可一分钱不要!这个实验有意思的一点是,假设改变规则,变成由计算机系统随机分配,这时候 A B 二人就会回归理性,不管分多分少都接受了。结果一样,过程不同,在人的眼中看来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越是社会化程度高的地区(比如洛杉矶之类的大城市),人们越不能容忍分钱中的不公平;在家家比较独立的原始地区做这个实验,人们反而能够理性的接受钱。也就是说社会化程度越高,人们越在意过程的公平。


所谓搞科研

本文谈一点搞科研的心得。我认为包括很多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在内,人们对“怎样搞科研”这个问题存在不少错误的认识。

这种错误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有的人本身不直接搞科研,但是专门研究别人怎么搞科研,比如那些研究科学史或者科学哲学的人。就如同历史学家研究政治人物一样,他们总结起科学进步的方法论来一套一套的,但是完全不实用。更好的办法显然是听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人谈怎么搞科研。但个人的经验往往是随机分布的。比如有人可能会强调多看文献,另有人则可能会强调少看文献。至于大师们的看法,则往往追求“写意”,让人听完之后或者感到特别神,或者感到特别平常,总之是不得要领。你要想知道怎么搞科研,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去搞科研。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谈一点自己的科研体会。

当我们说“搞科研”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干什么?

我认为真正的搞科研活动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未知的事实的 -刺探-。

以前我曾经听说普林斯顿某个华人教授的生物实验室,这个教授定下的规矩是,看文献和写论文这些事情不准在工作时间在实验室做,要做回家去做。这个规矩可能很苛刻,但是它很有道理,因为那些活动不是科研活动。

搞科研的本质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而且别人也都不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问”它 – 拿它做各种实验。我认为对这个动作的描写,最恰当的词是“刺探”。我们有时候需要旁敲侧击,有时候要暴力破解,很有技巧。

这个动作的细节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先产生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假说,然后用各种方法去验证这个想法和假说。如果验证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就再试验下一个想法。

如果一个科研人员发现自己没想法了,他就要去找别人要想法。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想方设法地寻找想法。他向牛人和导师寻找想法。他向同事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寻找想法。科学家都特别喜欢讨论,因为讨论促进想法的迸发。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实在太多没有办法一一验证,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带研究生了。我自己每天真正用于这种“刺探”的时间所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围的辅助工作。但只有刺探行为才是真正的工作进展。如果没有刺探,其他所有的工作都算不上进展,也可以说都没有价值。这种刺探行为是最刺激的。头天下班之前在计算机上提交一个任务,第二天早上上班的路上用手机收电子邮件说任务已经运行完毕。这个时候我知道昨天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它就静静的躺在某个超级计算机上,等着我去把它揭晓。在我登录之前不但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它就在那里!这就是搞科研。


言论控制

本文试图理解一个被广泛认为不可理解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很多人都认为搞控制言论是野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在你有GFW我有穿墙术的今天,政府的每一次封网行为似乎都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愚蠢。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言论这一块儿看,中国政府在大多数领域内其实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相对高效的一个政府。中国的经济很不错,普通人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都挺好,就算是科技甚至文化方面也在不断进步。有人拿土共跟当年的苏共比较,其实土共比苏共要强的多。跟停滞不前的苏共相比,土共整天像祷告一样谈论并的确实行了改革创新。一个疯子政府,甚至是一个平庸的政府,都是绝对做不到这些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如果他们是一群聪明人,他们为什么要做控制言论这种糊涂事?我认为,限制言论,是因为土共对中国国情的两个最基本的认识。

土共有一条基本理念,叫做“稳定”,土共说,“稳定压倒一切”。有人把中宣部戏称为“真理部”,我认为中宣部不是真理部,是“稳定部”。

中宣部关心的不是“真理”,而是稳定。土共,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稳定有一种宗教般的追求。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出处:《北京共识》,《2003 Roper Survey of Global Attitudes》),中国人把稳定的重要性排第二,而世界其他国家把稳定排第23. 从最近看到的几个可能是内部流出的土共给网管们的指导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宣传部门最敏感的不是那些宣扬民主的帖子,而是那些试图借助热点事件组织上街游行的帖子。稳定部并不怎么在意你怎么想,但是特别在意你要干什么。

第一,封网是相当有效的。很多人认为既然穿墙很容易,所以GFW无效。其实真正愿意费神去下载一个穿墙工具的人是极少数,就算这个工具再简单,绝大多数人还是嫌麻烦。理解GFW的效果,只要想像一下假设现在没有GFW,网上的言论将会怎样。

第二,为什么2000年不封网现在封,难道是现在的土共变坏了么?其实根本原因在于2000年上网的是极少数,实际上那一拨人,现在的GFW也封不了他们。“稳定部”只关心“沉默的大多数”,而现在“沉默的大多数”也上网了。

“稳定部”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沉默的大多数”不受“危险的思想”左右。你去问一个小学老师,她对“绿坝”有什么看法,我敢打赌她会对政府表示感谢。“稳定部”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有人声泪俱下的给她讲一遍邓玉娇的故事然后号召她上街游行。

言论自由是一种福利。看看韩国就知道,言论自由,游行示威,也许对监督有用,但对政府决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正面作用。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生活,某些人会感到很不爽。土共在新形势下,必须寻找这么一个路线,使得国家既有言论自由,又稳定,号称“终极稳定”。

中国政府要想在新形势下保持稳定,要学的不是 CNN 和纽约时报,而是 Fox News。我认为很有可能,《环球时报》就是中国的 Fox News。很多小资知识分子看不上《环球时报》,只爱看《南方周末》,其实没有《环球时报》就没有《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的影响力越大,中国的言论自由指数就越高。多出几本《中国不高兴》,鼓吹言论自由人士才有可能高兴。当每一个反对政府的声音都被一条支持政府的声音所抵消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再也不用限制言论了。


政治斗争的基本观念

很多大学问家,甚至是国家栋梁,经常因为不懂政治斗争而吃亏,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政治斗争很复杂。其实政治斗争很简单,关键在于把握基本原理。一旦把握了 基本原理,慈禧那样短见的女人,甚至魏忠贤那样没文化的太监都能成为个中高手。我们不研究什么官场职场,我们只关心国际政治。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尤其是 美国,其搞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两条:民主和强权。这两个词看似简单,但如果不清楚地把握这两个原则的涵义,看新闻就会感到非常困惑。

如果你不了解欧美国家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就算让你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做理性计算,有时候你也无法解释其种种作为。要想理解国际政治,必须掌握现代西方那些搞国际政治的人的思维方式。

观念,或者说思维方式,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1950年代美国外交和战略家 Louis Halle 曾经说过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所谓外交政策,其实不是对真实世界做出反应,而是对那些有决策权的头脑中的那个“世界的图像”,做出反应。而这些人脑 子中的世界图像,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很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所以现在欧美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手段,既不是完全科学的计算结果,也不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搞阴谋,而是那些西方政客脑子里世界观的真实反映。为了理解国际政治,我们就必须理解这种世界观。我们将会看到,欧美政客脑子中的世界观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统一的。他们在同样的大学里学习了同样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好象中国古代所有官员都是儒家思想一样。民主和强权,是现代,也就是二战以后,西方政治思想中两条最根深蒂固的原则。

西方国家从内心深处喜欢跟民主国家结盟,排斥不民主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而是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民主国家对我们最安全。

民主带来和平这个观念,在西方政治思维中已经深入人心到了如此的程度,仿佛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就好比丛林中的动物:民主国家就好比是形象阳光的食草动物,而总数不多的非民主国家就好象阴险的食肉动物。食草动物之间虽然也有猜忌,但大体上是信任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详细一个国家的政府只要是民选的,其媒体只要是自由的,那么其政府决策必然是透明的,就不至于冷不防对别国发动攻击。而且同是透明的两个政府之间交朋友必然要容易得多。所以在现代国际社会之中,民主不民主这个标签绝对是第一位的敌友划分标 准。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跟食肉动物一样,其本身的存在对食草动物就是一种威胁,所以西方潜意识之中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把你变成食草动物。所谓推行民主,所谓颜色革命,大体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既然西方政治认为民主等于和平,那么又怎么解释美国对别国发动战争呢?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另一个原则了,那就是强权。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混,到底追求什么?中国的政治学教科书可能会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追求和平和发展,追求跟别国共赢。但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绝对不是这么说的。美国的教科书说,国际政治追求的东西不是别的,是 power。这个 power 具体到底指什么呢?我看过最简单明了的答案是 Robert Kagan 在《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给的定义:『Power is the ability to get others to do what you want and prevent them from doing what you don’t want. 』强权就是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并且不让他们做你不想让他们做的事。

所谓国际政治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它的一切考虑都是次要的。比如西方政治的两大派系,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别的问题上大有分歧,但在这两个大原则上则是一致的。注意这两个原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说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想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不听你美国控制,美国是拿他当朋友呢,还是当敌人?如果这个国家很小,那么美国的选择必然是“强权控制原则”优先。

再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被美国控制,但是是一个极权国家,也就是说是“美国的混蛋”,那么美国是否就会把它当朋友呢?答案是“民主标签原则”永远有 效。没有民主标签的国家永远都不会成为有这个标签的国家的真正朋友。这就好比说食草动物永远都不会跟食肉动物交朋友一样,尽管这个所谓的“食草动物”,其实一点都不比食肉动物老实。

其实“民主标签原则”和“强权控制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背后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用吴思的句式应该叫“元规则”,这个元规则就是“安全第一原则”。在这个丛林世界混,安全是第一位的。相比之下,利益就不是第一位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其实一个国家也没有永远的利益,今天你的利益在这里,明天你的利益可能在那里,只有对安全的需求才是永远的。

强权原则的教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Hans J. Morgenthau, 中国翻译成摩根索。每一个美国政治学者都学习过他的经典著作,《Politics Among Nations》,正是这本书直接左右美国的政治世界观。

物理这个行业干的事情很象当初欧洲探险者四处航海追求首先发现某个新大陆。“谁先发现的”,这个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物理行业是个高度竞争的行业,正如一 个筋疲力竭的探险者不仅仅是为了旅游观光一样,一个起早贪黑搞科研的物理学家,他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是为了“先”发现。


前几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梦。我梦见我在读一本关于明史的书。这本梦中的书记载,朱元璋在底层农民心目中威望极高,以至于有一次好多农民向他献了万民伞。献伞过程中,其中有农民好像接受记者采访一样,说出了一个我在刚刚睡醒状态下认为我绝对想不到的理论。这个农民说,朱元璋这个人好是好,可惜他也许是德行不够,没福气。朱元璋没福气主要表现在他必须辛苦地控制一大群大臣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他有足够的福气的话,他应该拥有“一位”特别能干的大臣,把所有国事让这一个大臣去做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朴实的理论。学院派的看法应该是朱元璋一直致力于的就是 避免宰相分权,最怕的就是强臣。)我不赞赏这个理论,但刚刚睡醒的我非常赞赏这本不存在的书中的这个记载,我认为这个记载非常形象的表现了底层农民对诸葛 亮刘备模式的喜爱,以及对朱元璋的感情。以至于刚刚睡醒的我,怀疑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是真的,想要马上上网查。等我完全清醒之后就明白不用查了。万民伞不是给官员的么?怎么给皇帝呢?可能我从来就没做过真正的超出自己能力的梦。有时候梦中情节无比曲折,我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觉得这样的情节我肯定编不出来,但等到完全清醒的时候又发现情节其实也没那么曲折。

自然选择是个很有意思的机制。比如我们说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是因为年轻女人更能给他们生孩子,这个说法就好像男人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一样。但实际上这种“目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自然选择的机制决定,那些没有这种“无意识目的”的男人都被淘汰了。什么叫美女?研究测试表明“美”主要是“对称”,而“对称”说明健康。所以本质上男人是喜欢年轻而健康的女人。


落后者创新

1943年的 GM 是如此之牛,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请人来公司专门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牛。被请来的是当时管理界的传奇人物,Peter Drucker。他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现 GM 成功的秘密。事实证明他的发现影响了工业界好几十年

Druker 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GM 成功的秘密,他把结果写成了一本书,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在这本书里,Druker 认为 GM 成功的关键是分权。跟当时其他公司不同,GM 的部门经理有很大的决定权,而最高层则很达成度上是扮演一个催化剂和协调人的角色。也就是说,GM 更象是一个松散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GM 为了确保部门经理们决策的独立性,甚至给与他们否决权,并确保每个部门经理都很富有,这样他们做决定就不会为了工资而被高层影响!Druker 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公司管理方法,并建议 GM 实行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分权:比如说因该把权力甚至分给客户!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GM 被激怒了

GM 说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我们的经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凭什么还改革?Druker 的思想在美国没有得到接受,于是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这把这一套分权思想教给了日本人。

日本没有因为美国人也没有采纳 Druker 的方案而拒绝他,反而勇于接受这种新思想。日本汽车企业把分权一直分到了生产线。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汽车的生产线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美国是传统的集.权式管理,而日本,尽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应该更适合集权,却采用了一系列的分权管理办法。各个生产线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生产线工人可以并被鼓励向公司提出各种建议,很多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改进方案最后都被采纳了。相比于独立而民主的丰田车厂,美国本土的汽车厂反而成了军国主义。日本车厂迅速崛起。最有意思的场面是有的美国车厂质量怎么也不过关,日本公司收购之后,还是这个厂,还用以前的工人,仅仅是采纳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这个厂就活了!于是美国公司反过来跟日本学。分权这个管理方式是谁的创新?你可以说思想是美国人 Druker 从通用提炼出来的思想。但仅仅有思想不叫创新,敢于用这个思想才叫创新。最后的局面不是日本学美国,而是美国学日本。

1951 年 Juran 出了一本书,Quality Control Handbook,这本书今天看已经是传世经典。这本书说质量控制的办法在于把所有导致质量损失的问题排序,造成最多问题的原因排在最前面。然后你就会发下只要你改正其中20%的错误,就能解决80%的质量问题。注意,当时“主流”的质量控制理论是从产品的第一步就开始强调质量,对所有操作过程都严格把关。Julian 和 Deming 的理论在美国没人认同。但日本人认同。Julian 和 Deming 被邀请到日本讲学,然后他们就留在了日本。50年代之前日本制造的名声可能比今天的中国山寨还差,被认为是低劣的仿制品。结果是日本产品质量大幅跃进,一直等到日本的摩托车和复印机开始冲击美国市场了,美国人才反应过来。

当我们今天坐下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早先的思想家说的理论简直是常识,那些对他们置若罔闻的美国公司简直是固步自封。其实不然。真把我们放到当时的位置上去,我们未必会做更好的选择。甚至真把那些“头脑开放”的日本人放在当时美国公司的位置上去,他们也未必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领导者,你每时每刻都能接触到各种号称可以改变世界,至少可以改变你们公司的“新思想”。这些思想逻辑上都无懈可击,但真的付诸实施,是有风险的。上面的两个故事中的新思想都要求对企业生产方式做一次彻底的改革。企业不能每年都搞一次这种彻底改革。对于领先的企业,更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谚语说,If it works, don’t fix it!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不说创新是落后者的”权利”,而说,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

通过前面两个故事我们看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 实是只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中国早年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就是一个适合特别落后者的思路。好在中国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永远追赶别人的思维之中。像磁悬浮列车和电动汽车都是发达国家也不成熟的东西,中国就敢直接上。后来者创新,后来者引领新潮流,是竞争中的一般规律。当你发现铁路公司已经把铁道修遍了全国,你要做的不是再修一条铁道,而是上高速公路,上飞机。这个时候铁道公司是没有什么创新需求的,是后来者有创新需求。

所以不是落后者要学习领先者,而是领先者要学习落后者。比如你是一家股票走势预测的公司,你们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你预测准确率的年度排名。十个月过去了,你现在排第一。为了保证年底的时候你排第一,这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直接抄袭其他人的预测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创新就是承担风险,中国这么大怎么能说赌就赌呢?我们不谈中国可不可以赌,但中国公司可以赌,中国人可以赌。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中国公司不要再整天想着学别人,被人调侃 C2C(Copy to China)。恰恰是因为中国现在还落后,才要让美国学我们,而不是我们学美国。

美国就完全不同,民主党左,共和党又,美国可以左八年右八年。中国左右跟美国左右的唯一共同点可能是经济上的:两国的左派都更强调均富,右派都更强调市场的自由。除此之外,可能就正好相反了。中国左派更像美国共和党,特别爱国,强调军事力量,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强调传统价值,强调对外强硬。中国右派更像 美国民主党,认为脑残才鼓吹爱国,强调文化,强调“普世”价值,强调向别国学习。为什么中国的左右派不能像美国的左右派一样上台面呢?我认为根本原因不是执政党不让。“左右”只不过是思想,执政者是人,人可以接收这个思想和那个思想。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左右”思想都上不了台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极端思想。


个人效率

我认为个人效率管理的第一原则,一切一切的基础,就是要把“时间表”观念转变为“事件表”观念。“事件”,也就是任务,才是工作的本征函数,我们的一切计划必须按照这种本征函数展开。

在每天工作开始之前,应该首先计划一下今天准备做哪几件事。也就是说要给自己设定目标。不行的人没有目标。普通人只有大的,关于最后结果的目标,比如说一个科学项目。而牛人的工作方式是设定为了实现最后结果的各种中间过程的具体的小目标。有了目标之后还要制定具体的计划。这里的关键词是“具体”!

有了明确目标以后,工作就好像打仗一样,变得非常有活力。这时候什么闲聊喝咖啡上网都成了放松手段,除非你的工作还没有这些事情重要,否则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主动影响工作。   以任务为中心工作,最重要的好处是确保了任务的完成。而如果以时间表为中心去做事,很可能无穷多时间投入进去了,最后什么也没做到。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具体目标的时候,他会找到各种借口来让自己浪费时间。有时候这种行为甚至是无意识的

每天工作结束,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这一天投入了多少时间工作,而是这一天干成了几件事。今天做不完可以明天做,但必须建立“一定要完成这几件事”的工作观。


魔兽世界游戏里面最高潮的场面,是玩家组队合作打一个特别厉害的怪物。团队合作的最重要目标,就是要控制怪物,让他只攻击队伍中皮糙肉厚特别抗打的那个玩家,术语叫“坦克”,通常这个坦克的职业是战士。凭什么让怪物只攻击战士?游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团队合作特别讲究技术,这个设计英文叫 threat, 而我觉得中国玩家的叫法更科学,叫做“仇恨”。当你攻击怪物的时候,你不但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伤害值,而且会给他带来一定的仇恨。怪物的思路很简单,他有一张仇恨列表,谁给他造成的仇恨值最大,他就攻击谁。游戏设定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伤害值和仇恨值是不成比例的。战士有一些招数,虽然不能对怪物造成很大的伤害,却可以造成极大的仇恨。我一直都是玩战士。群殴 boss 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首先冲上去连续两次甚至三次使用“破甲”之后再让队友上。“破甲”这个技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快速积累仇恨。如果控制得好,在整个战斗中怪物会始终攻击我,一个牧师队友会给我治疗,其他队友就可以放手打

我认为对这个输出伤害和输出仇恨的关系,TG 需要仔细研究。习近平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是啊,中国又没输出什么伤害,你们干嘛仇恨我们?殊不知伤害跟仇恨是两码事。   
任何一个客观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局是进步的。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行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大局问题,而是那些得罪人的“小”问题。比如说中国的 Internet censorship。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我敢说绝大多数网民来说,“伟大的防火墙”对生活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实际上据调查,大多数国人,比如那些中小学老师和朴实的学生 家长,实际上认为政府有责任检查网络内容。中国封不封纽约时报,对网吧里面打游戏的那些青年来说根本没什么影响。“沉默的大多数”,根本不在乎你墙不墙。就连那些非看纽约时报不可的“高端”用户,其实G.F.W.也影响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高端”,以至于都会穿墙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 T.G.放心大胆的G.F.W.。但这里面有一个漏洞,那就是“高端用户”,非常激烈的反感封网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言论应该自由,信息应该随便流动。这种情绪在国外先进国家就更强烈。

99%的人无所谓,我只得罪了1%的人,这对我的形象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就是“口碑动力学”的关键了。《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的第二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1%的高端用户,正好是该书所说的 social connectors。

得罪谁,也别得罪“知识精英”。老毛造福了那么多穷人,唯一得罪了的就是这帮精英。老蒋一辈子喊打喊杀,就是不敢得罪这帮精英,结果到现在都有人怀念他。“口碑动力学”,岂可不知乎?


传统专家总是看不上统计方法,然而事实证明,统计方法总是战胜传统专家。两位 super crunchers,Andrew Martin 和 Kevin Quinn,宣称他们可以根据几个变量来预测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投票结果。宾大法律教授传统专家 Ted Ruger 看不过去,双方比赛。一方是统计方法,另一方是83人组成的法律专家团,预测题目是2002年的最高法院表决。比赛背后的深刻内涵是,法律到底是逻辑的, 还是只不过是经验的?使用统计方法的”非专家”们通过分析628个历史案例,给每个法官画了 decision tree 流程图!结果统计方法的预测成功率是75%,而专家团只有59.1%。 用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非直觉的,往往与人们以往的信念相左,得到的结论常常很难让人接受

统计方法早就有了,但是直到今天才开始全面地从一个辅助工具反客为主,这主要归功于今天的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那么现在既然拥有了这么强大的武器,我们 的社会科学是否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进展和发现呢?我自己的感觉是,此时此刻是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行为经济学,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这些学科的进 步是神速的。可以说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了解人。

使用秘书不是为了省钱。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整天研究便宜机票,这个人的脑子可能就不太适合想重要的事情了。毛泽东跟尼克松说,具体的问题让他们去谈,我们谈谈哲学。具体的事情让印度人去做,我们看会儿书

作者总结了亚洲各国崛起的七条经验。其实这写经验原本就是西方价值,可以视为现代化指南: 自由市场经济,科技,唯才是举,务实,也就是说摆脱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崇尚和平的文化,法治,教育

中国读者会马上注意到其中不包括民主。我感到这七条经验很可能不仅仅是弱国现代化的途径,而是所有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就必须具备的七个特征。事实上,西方国家正在在这七条中全面后退! 贸易保护,不让学校教进化论,等等。作者作为外交官,其亲身体会是他遇到的中国外交官个个都士气旺盛,而美国外交官却都没什么士气。其中原因在于美国外交 官不是唯才是举,很多大使都是凭借私人关系上台。

思维密集度 = 准备这个读物需要的总时间 / 阅读这个读物需要的时间

写一本好书可能需要作者从搜集材料开始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如果读者两个晚上看完,那么这本书的思维密集度可能达到几百

我最近看一本讲对策论的书,其中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只有领先者才有资格向对手学习。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