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读书笔记

浮夸风在中国是个疾病,应该祛除。


除了洞庭湖界定出北面的边界外,环绕湖南省三面的,都是起伏不平的山地。所以,这里的人们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常遭受来自藏匿于山区的土匪的不断骚扰。湖南人精明慧黠,同时也勤俭质朴。泽东长大以后开始写诗和散文,其中山的形象充满了高贵、狂野和不可战胜的精神品质。

无论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都没有引导他信奉一种社会革命的哲学。对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那几乎是一种自然具有的特性。在韶山的童年生活,解释了为什么这位革命者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他后来会成为那种类型的革命领袖。新思想和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使他成为一个造反者;在韶山的家庭磨难,则使他成为一个有非凡决心的造反者。

只有学习是毛泽东的真正朋友。说来可笑,童年在韶山的南岸学堂经受的煎熬,竟然使他对那些经典学得很好!他能以古体风格写出冲击力极强的文章。这样,他就积累了平衡他的弱点和冲动行为所迫切需要的资本。

这一《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同时也预示了毛泽东后来的思想风格:特立独行的思路,坚持己见,固执地不接受简单的事实,以及蔑视任何看问题同他不一样的人。

他对萧三开玩笑地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后来他认定这半年的读书生活,是他一生中的制高点之一。在和别人一起工作时他有猴子的特性,而当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意愿办事时,他可以成为一只老虎。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接受教育,最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加读报,这成为他终生的两项最爱。

杨昌济会专心地对社会施行一种道德疗法。而毛泽东一行一行地阅读报纸,这是通向社会行动的一扇门,这扇门此后会引导他超越杨昌济的道德世界,开始一个暴力的人生。在当时,对一个仍然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心的中国公民身份还是能够和谐并存的。

“体格锻炼”(毛泽东这样称呼体育技能)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对毛泽东来讲,它不单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什么要逆着风大声朗诵唐诗?当然不只是练嗓子,更是为了在意志力同一切阻力进行的搏斗中获取乐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文章的论点有三个紧紧相扣的环节。充分发挥体能是意志的表现,而意志是身体与心灵的纽带。锤炼出坚强的体魄,最终则是为战斗做准备。毛泽东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
也。”无论是锻炼身体、进行战斗,还是感受愉悦,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

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将会做到。

他自己的哲学观点正在形成。对中国人的尊严、荣誉,他始终保持清楚敏锐的看法。他信奉自作主张。他已经抛弃了他心目中早先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现在觉得,中国在惊天动地的变革中必须有新的东西出现。

毛泽东的风格是当混乱思想的澄清者,不容许任何自我放纵的自满情绪。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像一把尖刀。他会提出质疑、探究、进行检验并加以抵制。

毛泽东严于律己。对待自己,也如同一把尖刀。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进行自我修炼的方法:他有一个习惯,带着书到距第一师范不远的一个叫南门的最喧闹的地方去看书,为的是检验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是培养英雄的小小路径。如果说他还没有能力塑造他周围的世界,但他已能够塑造自己了。如果说毛泽东还没有一个胸有成竹的总体计划,但他现在已不是独自一人

毛泽东为他母亲写了一篇献祭悼词,悼词以古体写成,佛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各占一半: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接着,毛泽东表达了直接的怀念: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毛泽东在晚年提到他母亲时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毛泽东人生的前26年完全生活在南方的环境中。湖南和北京生活习惯的差别,至少像佛罗里达和蒙大拿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别一样大:严酷的冬天,不同的口音,饭菜缺少辣味等等;但是除了客观环境以外,更大的是心理问题。北方是官僚传统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官员和名流,他们认为苦力们除了出汗干活以外,头脑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他们与在韶山的田里耕作的人们,如同隔世一般。

说到底,毛泽东之所以留在中国,是因为出国的意愿不够强烈。那些障碍之所以成为阻拦,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他自己的,或许还有中国的,未来的关键在西方。他的思想集中在中国的传说、中国的壮美和中国近年来受到的屈辱上。

中国的革命是从图书馆开始的。反叛旧中国的运动,此时仍然处于混沌之中,急需一种理论给以指导。其实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自从毛泽东的祖父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自从马克思坐在另一个图书馆——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时候,这种理论就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这一理论已被零星地译成中文。但只是随着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理论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活跃起来。

正当北京的激进派视老传统为垃圾时,毛泽东却任由自己去探索老传统的源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已经形成,其主旨是铲除旧传统和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毛泽东此时却置身于中国的名山大川。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确,男生和女生很正派地并排睡在一起。因政治活动而忙碌一整夜之后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他们没有时间相互搂搂抱抱。毛泽东、“三豪杰”之一的蔡和森和他聪明漂亮的妹妹蔡畅,三个人发誓永不结婚。但三个人后来都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而毛泽东则三次食言。

他们觉得没有时间付给爱情,但爱情却不知不觉中到来,常常使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带上爱情的味道。

毛泽东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对他而言,是迈过了一道门槛。读书、学习、在教科书的页边上写出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采取一种立场则是全新的另一回事。这是采取行动,是敞开自己的心扉,会造成一定后果。毛泽东现在不只是在探索自己周围的世界,而且是在采取步骤塑造这个世界。

毛泽东没有想过革命将带来的未来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夺取政权的组织工作的细节。但是,在1920年,他确实作为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深信中国也会发生俄国式的革命。

毛泽东专注于组织力量夺取政权,萧瑜在骨子里则仍然是个学究。他对毛泽东说:“像刘邦和项羽[秦末的两个对立的政治家]那样争夺天下的斗争,在耶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对萧瑜说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预见:“假如我们努力奋斗,有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但是往往预测在最初做出时,是不受重视的。萧瑜当时并未很在意,但他担心这会招致独裁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毛泽东没有写过比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更有趣的东西了。这项声明写于1921年8月,于1923年初由上海重要的杂志《东方杂志》刊登。在声明中,毛泽东把这所学校和普通学校区分开来。在普通学校,“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

在毛泽东这所学校,即将入学的学生不用参加入学考试,而是要“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课堂讲授很少,基本观念是要你自己去“阅读和思考”,学习的过程成为大家一起寻求更多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就是要尽量打破学生不肯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因为中国学习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课成为自修大学的“重要课程”。

20年代的北京,还没有人了解毛泽东。然而,史沫特莱已经摸到了毛泽东事业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正在发明阶级,而且是强有力地发明——向人力车夫说明,他们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阶级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热心于和国民党人联合?他长久以来就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的确,这个问题是孙中山、莫斯科、中共这个正在形成的三角之间合乎逻辑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共同点。

毛泽东在政治上不像张国焘那么左,但是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火爆。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个技巧在他整个一生都对他很有用处。如果说他能够因冲动而行事,那么,他也懂得如何退却。当时的形势需要他撤退,他就回到了他的祖居地。

毛泽东在代表宣传部提交的报告中展示了新的思想:“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他很正确。然而,这只像荒野中的一声呐喊。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支军队而非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里拥有土地的军官。国民党怎么可能领导毛泽东在湖南接触和领导的那种农民运动呢?国民党肯定是这种运动的目标而非保护人。

在广东的那个夏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了合作;他们的合作关系将在经历若干困难时刻之后出乎人们预料地存在下来:周恩来是地主的儿子,刚从欧洲回来不久;毛泽东是一直扎根中国内地的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

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都在于农民,只有他们的崛起才能捣毁整个旧中国吱嘎作响摇摇欲坠的大殿,甚至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绝对取决于他们。随着这篇文章,卡尔·马克思陷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毛泽东已经摊牌。这些就是1925年间他在湖南所认识到并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把农民分成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这是很粗糙的。但是用作变革的杠杆,这却是聪明的。走向革命的第一步,是让穷人意识到自己的贫穷。

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华南的农民运动浪潮以及如何对待它——正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毛泽东是会议的关键性人物,因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涉及时下棘手的难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人对沸腾的湖南形势却没有清醒的认识。

瞿秋白希望从城市开始,毛泽东仍然相信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在农村;瞿秋白认为一波群众暴力活动就能让左派掌权,毛泽东则正在仔细思考通过一种较慢的、更有组织的、搭建积木式的途径,来利用枪杆子取得政权。但是此时他还是若即若离地跟随着瞿秋白。

中共总部里的混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毛泽东在起义过程中一直跟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他太关注军队,说他对群众没有信心,指控他的部队在事情不顺利时“自己尿了裤子”。作为回答,毛泽东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糟糕的协作使来自湖南以外的增援成为不可能。

毛泽东在一个叫做井冈山的雾蒙蒙的山峰上安顿下来。这是一个雄伟但荒芜的封闭世界,毛泽东以一个农民和政治家的精明眼光选中了它。想法很简单:他的残存部队很弱小;但是敌人肯定也有弱点,如何识别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军阀不是统一的力量。他们由于互相竞争(为了应付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明争暗斗则更是如此),不可能与此同时对中国地方性农业经济的边远地区加以控制。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良好的藏身之地。在这里,在湖南以东的江西省西部山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全新类型的政权。 城市活动在双重意义上退至后台。毛泽东现在开始生活在农民中间,直到20多年以后,他才再次定居城市。毛泽东的首要任务是暴力。他现在成了将军。“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他坦率地说,“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

“五四”的学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坚定的英雄。他们在前进的路上拿的是牙刷而不是枪,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斗争激烈。毛泽东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把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枪杆子、农民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先锋。但是,在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方面,他是先锋。毛泽东似乎不像个军人。他走起路来没有军人姿态;他很少注意外部仪表,或通常意义上的军纪。他拿一本书比拿一杆枪会让人看着更得体。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这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开始了他们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

毛泽东和朱德在有些方面相像,但在其他方面不相像。两个人都是农村出身,都能和农民交谈而不让人觉得是故作姿态。但是,无论是在作风上还是在理论的把握上,朱德都不如毛泽东更像个知识分子。毛泽东有一丝朱德身上的泥土气息,但他不像朱德那样直率坦然。朱德是个卓越而纯粹的军人,毛泽东则使自己成为一个怀有超越一般军人愿景的军人。

军官禁止打士兵。账目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检查。毛泽东在每次战斗之后都召集公开会议,谁都可以发言,可以对军官点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或表扬。有时军官会因为一次晚间讨论得出的意见而被降级。这样,作为教师和道德家的毛泽东创建了一种新的军事精神。中国军队以前需要士兵的身体,从不需要士兵的心灵!虽然朱德有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不舒服,但这是向民主心理学前进了一步。每个战士都开始觉得自己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使一些旧式军官仇恨毛泽东,他们愿意为未来叫做民主的目标奋斗,但他们不希望在当时当地看到军队内部的民主。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井冈山不放心的村民们了解到,毛泽东推翻了千百年来的恶习。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体弱者砍柴,返还向农民借的镰刀,从农民那里拿白菜要付钱,在年轻女孩附近过夜但不骚扰她们。似乎地覆天翻了。毛泽东在努力展示一支占领军(中国人民对此太熟悉了)跟一支与百姓有鱼水关系的军队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在茅坪镇的关键会议上坚持两点。一点他叫做“集中兵力”。打仗有时要扇形展开发动进攻,但只有当你强大时才可以这样做。按毛泽东的判断,红军当时太弱了。第二点是工作作风,但又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把政治和作战看作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泽东赞成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枪杆子和书本相结合,即是说,运动要在农村扎根,并以夺取城市作为革命的最后高潮。中共的总部还在上海,这使得这个观点和党中央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冲突更为突出。中共是个城市知识分子的系统,党根本不是一支军队。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抛弃了杨开慧,他的确终生爱她。但是,他也无疑在1928年中期深深地爱上了一个高中学生。贺子珍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时是18岁,她聪明而活泼

在1928年以后的差不多十年里,毛泽东一直和贺子珍在一起。他们的相爱宣告了毛泽东一段富有创造力的时期的开始(就像八年前与杨开慧的相爱那样)。她很快就给他生了两个小孩(就像杨开慧在长沙与他在一起的富有成果的两年那样)。

毛泽东不大可能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救星。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常常与党中央的观点不一致。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留在中共的组织中,毛泽东做出很多努力,并曾多次做出妥协。

李立三的“笑话”变成了现实。部长在山区出现了。中共决定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的替代政府,这就把以农村为重点的新政策明朗化了。在后李立三时代的气氛下,毛泽东必定是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毛泽东的江西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自己的经历。两个人开始住在一起就被视为已经结婚,无论他们是否领了证书。这就废除了私生子的观念,这在中国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毛泽东的法律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稳定的家庭中的性关系推崇为所有人的准则和权利。

毛泽东在1935年最真实的形象是放眼远眺的诗人;是以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远见研读地图的战略家;是一位领袖,他远离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热切而年轻的警卫员像哲学家那样交谈,或花15分钟教他的秘书几个生字。

一切新的社会制度都必定从某种理想开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的理想诞生于长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们激起新秩序后续建设者们的责任感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毛泽东在领导长征过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是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共此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担当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锋。这项事业,把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关联的整体。它提出把大西北作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据地惨败以后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让共产党人走出了宗派主义的牢笼,使共产党人在无数不知道马克思是何许人的中国人眼中,成了爱国者。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袖,并不单纯是依靠其组织技巧,也绝不是由于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为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应用。他的崛起,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和坚忍不拔,因为他把某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由于共产党顽强地抗日,所以红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像热带的藤蔓植物一样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人,又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故而他赢得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没有他就不可能赢得的胜利。由于他不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延安道路”的意见,所以他排除掉了中共日益扩展的组织结构中每一点非毛泽东主义的成分。

毛泽东的抗日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中国怎样才能生存下来的仔细分析。对30年代末期的毛泽东来说,考虑日本和苏联时的关键在于,是日本而不是苏联会保证中共能够夺取中国的政权。 日本无心地帮助了中共,这是肯定的。相反,莫斯科公开宣称的意图,是让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只在于最终结果。没有斯大林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毛泽东仍然极为可能成为中共的领袖。但是,如果没有日本30年代对中国的进攻,毛泽东就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绊倒在民族主义这块石头上。由于他们认为人类最终极的忠诚的关键是阶级,所以他们对民族感情的顽固性感到惶惑。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聚集起来时,第二国际就垮了。 毛泽东从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这是他在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1936年,毛泽东每次给国民党发电报,都有一只眼睛盯着中国人民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要羞辱蒋介石,又要把中国的群众团结、调动起来。

蒋介石试着要做个爱国者。不过他的政治正统性的本质,使他不像毛泽东那么讲求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占多数的农民中缺乏基础。似乎为了填补支持上的空白,国民党寻求外国的支持。最终,蒋介石完全背弃了中国老百姓,带着自怜的无奈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中。但山姆大叔过于脱离中国的形势,救不了他。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比对“投降主义”的敌意要大。确实,直到1940年为止,他对同国民党新的联合所寄予的希望是过多了。不是因为他信任蒋介石这个人,而是因为他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眼中的重要性。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观察到,在这支红色军队身上,有一种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蒋介石本该向八路军提供军火和给养,但是1939年以后,他什么也没有提供。苏联的援助除了帮助蒋介石自己的队伍以外,也没有多少送到任何其他中国军队那里。八路军靠从敌人那里的缴获和自己的智慧生存。这是一支主要由穷苦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的期望有限,而且有某种宿命观。

他极力主张,下判断以前要对事实作周密的调查。他嘲笑那些冒着不知不觉在整体上犯错误的风险而拘泥于局部的人。他忠告性急的“左倾”分子要耐心,不能期望刚把配料放进去,汤就可以喝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日本人处于进攻态势,中国的大片领土会丢失给他们。毛泽东并不为这种损失而惊慌失措。最好要诱敌深入,这样日本人会犯错误,他们会被广大的、同仇敌忾的人民包围。 漫长的第二阶段将随之而来,特点是双方之间的某种平衡,以及敌后的蚕食性的游击战。这会极大地削弱敌人。随后,第三阶段就会到来:中国将能够进行反攻,用传统的大规模战役代替游击战术。

蓝苹相当俊俏,她有着聪敏的黑色眼睛,能够熟练地调度自己的情感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比她自己个人的追求更大的事业中去。更确切地说,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到处采购,是要寻求在她为个人名誉和权力的奋斗中可供利用的军火。

毛泽东人格中不同的色彩在互相冲突。虽然他领导着一个复杂的组织,但他也是一个喜欢长时间独自内省的人。他只在精心安排的时段和别人交往。他不在乎,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别人是否觉得他在其他时间里是“难以捉摸的”。 毛泽东既有足够的自信心,又在中共领袖的位子上坐得很稳当,这都足以使他认为在生活习惯上,他可以自行其是。

在毛泽东身上,正在形成一种帝王式的气象。他感觉中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已失去了从前的一些自然的东西。而他自负的特质,则变得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的情况,更多的是一个圣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时代的壮丽场景中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在办公室里发福并放纵自己。毛泽东没有变得喜欢奢侈,但他仍然是天不怕地不怕。

毛泽东形象的树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动员的产物。在所有重要的国家,战争领导人都有点过分被美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对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的崇拜。 在中国,吹捧毛泽东的逻辑之所以使人信服,其特殊之点在于,中共总是处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需要向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可以与蒋介石相匹敌的人物。确实,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取消(是对莫斯科的资本主义战争盟国所做的一个姿态),提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像王明这样的中国人,不能再越过毛泽东的权威而指望莫斯科。

在延安时期之前,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只有很小一点权力。进入50年代,他有了权力,但是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庞大官僚机器,会让他作为导师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有力。而延安令人兴奋之处在于,他既当导师,又是统治者。这使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的黄金时代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又一个以枪杆子为事业、以权力为目的的军阀。一种社会愿景引导他塑造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赢得了那些长途跋涉来到这片黄土山区的人们的赞誉,还常常赢得他们的极大热情。

整个边区都进行选举。每一级行政部门都采用“三三制”。共产党员出任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政府职位,三分之一留给非中共的左翼人士,三分之一给予那些毛泽东称之为走中间道路的人。 这些措施不等于西方的民主,虽然共产党员偶尔也在行政机构的选举中落选。但是,它改变了西北的社会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在普选权的基础上进行过选举(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剥削阶级”被排除在外)。

毛泽东就政治与艺术如何相联系的问题,和从上海的阁楼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斗争。毛泽东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每一项脑力工作,都必须服务于加速中国解放这个明确的目的。这个观点使他不仅和丁玲,而且和大部分中国左翼有才华的人关系紧张。当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谈话中制定出强硬的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时,这些人进行了抵抗。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继续说道,“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甚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主义就是把来自马克思激进主义的德国哲学加以修剪,然后把它插在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里。

毛泽东试图说服美国相信共产党把握了未来。如果能够让美国认识到,蒋介石由于缺乏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注定要失败,或许内战能够避免。如果美国能够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是相互平等的,或许可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在这种联合中,他会像黎明赶走黑夜一样必然击败蒋介石。毛泽东发现,要说服罗斯福相信共产党正在迅速压倒国民党,一点都不比说服斯大林更容易。当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时,已经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诱使一些关键的美国共和党人百分之百地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因此,罗斯福必须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打交道。

毛泽东在愤怒中做出一个预言,它在即将展开的悲剧中得到应验:“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只得作让步。两个世界强国都站在国民党一边。美国对蒋介石的后勤援助,使他在接受日本人投降上,比中共先走一步。莫斯科和蒋介石政府的条约让毛泽东担心,跟国民党的内战可能漫长而棘手。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定,是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撇开人格不谈)会胜过蒋介石的事业。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是坦率的,而蒋介石则遮遮掩掩。

“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关于失掉延安的事时,他告诉她说,“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懂得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打仗的社会意义:你赢得了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你就赢得了胜利;而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

蒋介石只是在对付相继而来的每一个危机的范围内表现出精明,他没有宽广的视野。毛泽东是以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蒋介石是个爱虚荣的人,常常因为事情的细枝末节而转移注意力。毛泽东(在40年代)是个直截了当的人,只对他的目标的本体感兴趣。蒋介石只是个军人。毛泽东是个有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枪杆子是个工具。

在毛泽东的职业生涯中,1949年是真正的分水岭——民主比任何性格中的二重性都重要,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固有之意,“社会主义建设”正等待着他。到现在为止,毛泽东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处于他“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但是,未来的岁月,会完全颠倒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将会经常和自己作斗争。

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共和国的样子,在1950年就基本成形了。属于二元统治的舞台道具已经搭好。在前台位置的,是适于生活中每个舞台和阶层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在后台位置,是共产党——它无处不在,而且是有武装的。

在毛泽东的中国,情况也是这样。就像小孩子在旧中国的家庭里感到安全一样,公民在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里,也有某种安全感。如果父亲指控孩子做了错事,孩子没有权利要求辩护律师和公开审判;毛泽东的公民也没有这种权利。父亲的意志和他的爱是不可分的。因此,毛泽东的权力和他的学说的威望,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中国的目标,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有限公司

毛泽东知道很多关于外部世界的事。他坚持读书。20世纪中期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甚至包括戴高乐——像毛泽东那样自己读书并写出自己的发言稿。

无论这个故事的前情是什么,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手段是真的,认为比起唤起人们热情参与的方法来,狡猾的行政手段则是次得多的次好办法。这并没有减弱他在确定目标时的权力主义。

任何东西都不是稳定的。好,那就让我们利用这种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不停地忙碌。让我们在相互争斗的意志的消长之中,去找到显现出的真正的平衡,而不是从周密的计划中去寻找平衡。

毛泽东希望唤起每个中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对经济和其他任务的热情,而不是仅仅点头默认。他相信,中国的成就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可以以它为起点考虑一系列新的前景。

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后来的10年里,毛泽东用它四个方面的影响治理中国。一切都不能只看表面;不断的变动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未来并非在“远处”,而是必须现在就把它抓住;混乱是大多数美好事物的催化剂。

“大跃进”是个错误,彭德怀对他的朋友们说,“大跃进”的责任应该由大家来负,“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坚决主张,意识形态的辞藻不能替代搞经济的专门知识。浮夸风在中国是个疾病,应该祛除。

毛泽东并非真的在特地安排一种平衡行动。他只是站在阴影里,并(或者由于老迈,或者由于任性乖张)发出让人难以确切解读的信号,从而造成了混乱。周恩来看到了他想看到的成熟稳健的毛泽东。由于周恩来生病而变得大胆的江青,则看到皇冠正在滑入皇后的手中。

1972年曾让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的苏联问题,在1975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向中国开放本身就是目的。中美在亚洲紧张关系的引信已经拆除,与中国和解同与苏联和解是并行不悖的。

当1975年的最后一分钟滴答过去时,毛泽东正默默地坐在他书房外间的沙发里。他面色蜡黄僵硬,目光呆滞,显得像德累斯顿细瓷一样脆弱,而且似乎和瓷器一样没有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只是插曲,它没有带来新的结构。毛泽东曾希望全民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曾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逝世重如泰山,而且,出人意料地,他的逝世早于毛泽东。周恩来如果在世,可能会缓和毛泽东过世的冲击。但是,毛泽东的在世,不能减弱(实际上反而增长了)从周恩来的骨灰里冒出的政治火焰。

毛泽东心里的某个魔鬼希望斗争继续下去,即使其目标只是幻象。“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华国锋被提升后不久的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宣告中写道,“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最典型的毛泽东,一个仍在探索而不相信平衡的人,一个在倾慕光明的同时常常提醒人们还存在黑暗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导师;他的确希望他的学生,即中国人民,自己头脑要清醒。但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思想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进行说教的毛泽东和挥舞权力的毛泽东之间不幸的一环。到70年代,这“不幸的一环”已经导致中国政治制度中久治不愈的疾患。

毛泽东多次寻求通过英雄行为更新制度,不断地渴望有一个层次更深的道德社会。但是,这一探索,只在毛泽东的个人世界里有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没有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胜利本身,就造就了将超越他而继续前进的一代人。当昨天的愿景挣扎着完善自己的时候,历史不会停滞不前。毛泽东就像一个演讲人对着一群听众在说话,而他们已经离开去进行下一步的活动了。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兴趣各异、观点多样的一群公民。他说“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这有一些真实性,他的政府广泛地代表了普通人的意愿,而且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好处。然而,“人民”决不会只因为代表他们的人换了,就取得了政权。

毛泽东的确把自己看作圣人,圣人跟群众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机构,而这种中间机构,正是属于现代意义的政治范畴。这种中间机构的模式在旧中国就已确立。但是,由一位集真理和权力于一身的圣人统治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个非常有害的模式,而且是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无论1949年以来路线上的所有左倾右摆有多么吓人或有风险,毛泽东的存在一直是个不变的因素,是权威的最终源泉,是任何动荡的一个底线。那个时代即将结束。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里,还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隐隐显现的断层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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