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会客厅】读书笔记

一个时代终结了,另一个时代崛起,就必然有一些不可不完成的交接。我们所要追寻的,从来都不是单薄的物件,而是丰沛而真实的情感、温软而深刻的情怀。


1931年到193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总布胡同的家,成了20世纪30年代名满京城的文化精英聚会之地。每到周末,客厅里便聚集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那是一个颇有“设计感”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舒适,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边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

一个时代终结了,另一个时代崛起,就必然有一些不可不完成的交接。我们所要追寻的,从来都不是单薄的物件,而是丰沛而真实的情感、温软而深刻的情怀。

林徽因:我是,一树一树刚烈的花开

看房子跟找对象差不多,眼缘很重要。如果心里疙瘩,再好的房子也住不长久。

在别人插话或发表意见时,林徽因总是能第一时间对上说话之人的视线。这种近乎天生的敏感,恰恰在无意中给了别人足够的尊重。

逃亡的时候,狼狈不堪,她竟也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乐呵呵地说:“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类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很多人都爱她青春时娇美的模样,而我更喜欢她历尽沧桑的容颜。在韶光流逝得所剩无几时,她刚烈执拗的坚守,似乎更突显了她的绝世容光。

她一直都是冷静的、超脱的,期待并欣喜于生活中点滴可爱的细节,于苦难中发掘一些苦中作乐的情致。她曾经说:“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美丽的想象。”林徽因的“式样”,是美丽的,却不是薄弱的;是多变的,却有恒久坚持的原则。

胡适:大家的先生

你千万不要以为胡适与梁启超之间的交往,全是温情脉脉、你敬我让的。在男人的世界里,惺惺相惜是存在的,可深藏于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是永远都不可能消失的。而一个故事之所以能传唱成一段佳话,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克服了那些真实、不伪饰的“摩擦”与争执之后,含笑快慰地和解。其实,胡适与梁启超之间,除了师友关系,还有一种很微妙、很耐人寻味的关系——敌人。

金岳霖:我不是客人,你明白吗?

他用了一生的时间,耗尽毕生的忠诚与耐心,让自己成了这个客厅里最自然、最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种纯然的坚持,无关企图与争夺。他的目光,永远只落在她明亮的笑容上。只要这样看着就可以了,只要她永远都能这样安然地笑着,他的一生便圆满了。所以,你不懂他们这一代人的爱情。

那一年,金岳霖三十六岁。他最青春冲动的年代已经过去,可他生命中真正的激情却刚刚揭幕。他一生中最温暖的“逻辑”,由此生成。金岳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研究哲学,一件是爱林徽因。与她相遇之后,他生命的一切行为,都只为了这一人一事服务。他能“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躯、经不起意外的捉弄,独独忘不了
他做的事、他爱的人。

我始终觉得,民国之所以出了那么多的大师,除了缘自时代的推动之外,也因为那些人真纯。好的、坏的、不愿忍受的,都真实地袒露出来,不会为了“偶像气质”或好人缘而刻意隐藏。而人常常是因为真纯而可爱的。模本式的雕塑和大师是两个概念,可爱的人成为大师,不可爱的人成为雕塑

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成为绝唱,就是因为故事里的三个人都有不一般的襟怀:林徽因坦诚,梁思成宽容,金岳霖克制。所以,金岳霖也在痛苦的思考与纠结之后告诉他心爱的女人:“看来思成是真的爱你,我不能伤害一个爱你的人,我选择退出。”自此之后,永不相问,终生缄默。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并且一生服从。而亲手“葬送”掉自己感情的金岳霖,用一个退出的动作成全了别人的幸福之后,便只剩下了一生的守护。

徐志摩:只有在这里,他不敢放肆

徐志摩这一生,最热烈、最疯狂的情感都献给了林徽因和陆小曼。他把他人生的春天和夏天奉祭给了这两个女人,把秋天留给了自己,唯独把最寒冷、最无情的冬天留给了最无辜的张幼仪。他对张幼仪有多残酷,对林徽因就有多迷恋。

沈从文:最天真的『乡下人』

沈从文痛快地承认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他跟高青子的交往过程,以及他心里的真实感受。他不觉得自己有必要隐瞒,甚至希望妻子能够理解。他天真地以为在这件事上,任何人都没有“错”。只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而已,而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都没有受到影响。他错了。男人往往懂得很多人生的哲学,却不懂得人生。对一个女人来说,再多的理由和苦衷,对上丈夫出轨这个事实,都是不能成立的。就像一个灵慧的女子,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都会乐此不疲、异常固执地奉行无数行不通、讲不明的悖论一样。

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沈从文是个很特殊、很个性的作家。他学历非常低,连小学都没毕业,可他不但当上了大学的老师,还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既高质又高产,其文学价值之高,世所公认。就连挑剔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说:“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 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可惜他在那一年去世了。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不能颁给去世的人的“传统”,沈从文极有可能拿到“诺奖”。

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却天性浪漫、敏感多情。无论他现实的生活多么如意快活,他都需要一种带有梦幻色彩的生活。他一度梦幻般地爱着张兆和,给她写出了那么多带有梦幻感的情书,最终感动了张兆和,摘下了这朵高傲的黑牡丹。可是,张兆和一不梦幻、二不了解他的文学。就连他们的爱情,都多少有些被“逼迫”的成分在里面。就像沈从文后来半抱怨半怀疑地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她感动,却未必深爱。

林徽因和沈从文都是“文艺范儿”的人,心里总有些别样的情怀与细腻。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也承受不了的。所以,她固然艳羡他的积极热烈,却说不出纵容的话;他虽然希望生活中永远都可以有“横溢的情感”,却还是不能让它影响、覆灭现有的生活。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人生。

跟她幻想的不一样,也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一生中虽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东西必须守护,却还是免不了会有遗憾。但是,沈从文是比林徽因寂寞的。他没有志同道合的爱人,也没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惜他的朋友,他的一生都很寂寞。他对文学的热情,对湘西的执念,对他想构造的“希腊小庙”的追逐,对生活永不停息的幻想,都托付给了寂寞寒凉的时光。忍不住回头想要顾盼一下的时候,却常常发现只有自己的影子默默地跟在身后。

李健吾:那把寂寞的切梦刀

李健吾正式进入“客厅圈”后,与林徽因共享了彼此的朋友资源,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对创作上也大有裨益。看吧,古往今来,人生就是一个个圈子的集合,找到合适的圈子很重要。当时的李健吾固然已不必依靠某个圈子的“抬举”,可走进那个圈子,对他也是有益无害的。 可惜,因为缺少重量级的“绯闻”,堂堂李健吾,著作等身,在若干年后的现在,居然不被大众所熟识,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悲哀。他一生都在勤勉审慎地书写,如同要赶赴一个宿世的黏恋。

冰心: 如果只可以有一次刻薄

按理说,冰心和林徽因两个人之间,是可以产生点儿惺惺相惜却又点到为止的友谊的:两人同为福建才女,各有风采,又不在同一个领域发展,没有竞争和冲突;两人的夫君不但是清华大学的同窗,还住同一个寝室;留美期间,她们也曾经有过愉快的交往经历。即便回国之后各有发展、少有交集,可彼此之间毕竟没有交恶,大可以维持一份君子之交,实在没必要暗中嘲讽。 那么,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什么? 答案据说很简单,也很模糊——女人的嫉妒

冰心嫉妒林徽因什么?首先,林徽因是出了名的美人,就连冰心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提起林徽因,冰心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而冰心,说她是才女的人很多,却鲜少有人说她是美女。不要说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女人在乎自己的相貌是天性,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漂亮一点、更漂亮一点。才女也不例外。 其次,林徽因有很多的爱慕者,身边永远围了一群人,像个天生的发光体;而冰心却更多的是一个知性大姐的形象,受尊重多,被爱慕的经验却比较少。女人是个矛盾的动物。但若按天性来讲,她是喜欢被爱慕多于被尊敬的。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备受尊敬却没几个人爱慕,更真实的原因不是她德高望重,而是由于她缺少女性的魅力。再者,林徽因走到哪里都是中心人物。冰心虽也红极一时,却毕竟没享受过这种“明星”般的待遇。漂亮,身边总有一堆爱慕者,永远是人群里的中心人物……《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极致刻画的“丑态”,它的反面难道不就是她内心深处向往却又得不到的东西?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其实才女更相轻。在女人的世界里,不存在旗鼓相当、平分秋色,更不可能有永远的相安无事、平起平坐。如果是灯,就要引来所有的飞蛾;如果是水,就必须淹没所有的荒原。

卞之琳:永不消逝的断章

不久前,卞之琳写了一首长诗。可是,看来看去,却只有四行能让他满意。于是,他索性把这四句抽出来,独立成章,而诗名《断章》就是由此而来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绝没想到,此诗一现世,就引起了轰动,大家争相传诵,引为经典。

卞之琳觉得心疼,也有些疲惫的无能为力感。在她这样虚弱的时候,他能做些什么呢?他不是医生,也不是神灵,他能给的好像只有徒劳的安慰与祝祷。 张充和接到了更多的信。像从前一样,看过就扔了,回都不回。不是绝情,更不是冷心,他们本就是两条平行不相交的线,无论怎么试图靠近,她都不能从他身上嗅到同类的气息。他固执地跟随着她的目光,再温软、再多情,也终究不是她想要的。

钱端升:我要收藏起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中国,最硬的是笔杆,最软的也是笔杆。而区别一个文人可爱与否的标准,就在这握笔的姿势。说白了,就是一种骨气。巧得很,钱端升非常珍视这种东西。或者说,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珍视自己及他人的骨气。

有一天,小小的梁从诫和母亲聊天,他问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了四川,我们怎么办?”病弱憔悴却依旧流转着光彩的林徽因,慈爱地抚摩一下儿子的头,平静地回答:“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的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淡淡的、坚定的,没有抱怨、没有不甘,就好像这是她愿意虔诚服从的命运。她是一个母亲,可她更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所以,她可以平静地对着儿子说出这样的话。她相信并且恪守: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固然珍贵,可有一种东西,却远比一生一次的生命还要珍贵,那就是——这个民族的骨气和尊严。 任何人都无权折辱。看,这就是林徽因,或者说是以她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她和她的朋友们,虽不能上阵杀敌,却顽固地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底线:不受外辱!

直到最后,哪怕风雨如晦,人生陷于凛冽的寒冬,他也恒定如初,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淡然地说,那是他,或者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他愿意去分担祖国的苦难。“至于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如果你能读懂,你会明白:在迢遥的时光深处,钱端升始终怀着一个坚定而简单的梦想,那就是国富民强。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与时代的遭逢,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那样的使命,情深、志坚,并矢志不悔。 于是,历史在前进和转身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难言的魅力。

萧乾:用心写作的战地记者

那是萧乾第一次见到林徽因。 那个传说中的“病人”,不但毫无病态,还穿了利索的骑马装待客,言谈举止一如常人。第一次走进这个“大家”云集的地方,还是毛头小子的萧乾羞怯怯地跟在沈从文身后,既窘迫又不安。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了话。她的健谈,绝不是那种结了婚的妇人的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萧乾

即便是许多许多年后,萧乾依然能记得他问过沈从文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 而沈从文的回答也同样让他刻骨铭心:“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世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的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和友谊。” 这个难忘的答案,成了萧乾文学道路上一条最重要、最珍贵的写作哲学。而唯其珍贵,才显出来日的苍凉与悲哀。

这一年的夏天,萧乾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函——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去该院中文系任讲师。这所学院历来邀请的中国教师,都是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而萧乾之所以得到邀请,是因为在该系任教的旧识于道泉先生的推荐。这个贫苦出身的孩子,无依失恃,在生活的百般刁难中孤单地成长,走得比别人辛苦,却最终比很多人走得远。

可是,他还是踏上了火车,并且在火车即将开走的时候,平静地写下了一封遗嘱。他并不欢迎死亡,可是在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更愿意奔赴他的使命,随时面对死亡。或许,民族的精神与大义,常在一个记者的腰杆与笔体之间。

凌叔华:那只孤独的风筝

都说民国之后再无名媛。如果你懂得那段历史,如果你了解真正的名媛,你也会相信的——在她们带走了真正的风采与气韵之后,在你再也难以对着一个女子产生由衷的折服与欣赏之后。

在那个无序与有序并存、自由与混乱共生的年代,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个人绝对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媛——出身大家,风采超然,才貌兼备。这样的女子,是很难被忽视的。比起灵动而魅力四射的林徽因,凌叔华的美似乎更内敛温和,少了那么些光芒四射的“扎眼”,更能让人心平气和地仰慕与欣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才女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但是很明显,在朋友圈子中,林徽因的人气和人缘要更好一些。林氏与生俱来的灵气与后天修炼出来的明星气,让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一种天然的“排他性”:你要么崇拜她、迷恋她,要么就干脆讨厌她。

正如林徽因的好友、著名作家李健吾所说,林徽因“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所以,她一生都有别人理解不了、也排遣不了的孤独、寂寞、忧郁,甚至于“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这恐怕就是林徽因跟凌叔华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交的本源。 同为优秀的女性,关系本就敏感。再加上她们中间还夹着同一个让她们放不下的男人——徐志摩。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