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十讲】读书笔记

有自信的人,充满富足的感觉总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有自信的人,充满富足的感觉总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大概国中一二年级,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经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他们大概都是大—的程度。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系的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他们画得好,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吿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地看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

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过程中有人跑上台,拿卫生纸给说到伤心处的同学,我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这时候只需要卫生纸吗?”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坐在朋友旁边,听他把话讲完。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话不讲出来,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听过这些话吗?没有。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你说这些学生,会无端端地跑到辅导室去做心灵的告解吗?挂一个辅导的牌子有什么用?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Marguerite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尽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的对象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人。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你的一点点关心,也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画像的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抱头痛哭,我走过去揉揉他们的肩膀,我相信他们会感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忙成这样子,没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孩子的心事,没有时间揉揉孩子的肩膀。

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会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譬如说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人口袋,那才实在。”所以,价值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已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已。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要让下一代有气节,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个多元的人才是完满跟健全的。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民主,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醫如后来编人国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当“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明史是我最不敢读的一段历史,太监、锦衣卫压迫知识分子到一种惊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压到全部内脏从嘴巴里吐出来。但是知识分子反太监,却不反皇帝,他明明是个昏君,放任锦衣卫去凌虐大臣,这个君应该要被质疑,可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瀕死的时刻,还要去拜那个君?而我们还要在教育系统中,让下一代继承这样的愚忠吗?

造成教科书被一种官学思想笼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编辑教科书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包括我在内,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官学教育已经发生作用,我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够去对抗,即使如此,我讲课时可能还是会口口声声提到天地君亲师。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书读得越好的人,越可能是官学的阐述者,因为,官学已经渗人骨髓了,要反,很难!

我们看到明朝的徐渭和张岱都是反官学的,可是三四百年过去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成为新的正统,还是被列在旁门左道,没有人敢去承认它。我想,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须孤单地在自己的时代里去对抗巨大的官学,而这个官学又是拥有多么大的力量,让它可以转变成各种形式,加强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是危险的,当一种文化已经长久稳定到一种程度,就很容易变成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宁可它是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不稳定才有调整的可能。

柏拉图也谈过,人被分开来后去寻找自己另外一个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性是一种分泌,在某一个季节分泌出特定的物质,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与动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诗,可能是演奏音乐,所以是超越性别的。柏拉图把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殖的性,一种是精神的性,动物的性才是需要分别雌雄,而精神性的性只需要一个精神上依恋的物件,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性交只需要一个精神上依恋的对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难”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容易”绝不是该庆幸的事。

我们在看很多社会事件时,会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一个加害者,一个受害者。可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于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观点之外,还会有道德.文化.宗教观点,任何一种观点的偏废,都是不好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人类的文明变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样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将它们分开。没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没有对人关怀的法律。法律是为了什么存在?是为了关心人,它的本质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再怎么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重刑犯伏法,很庆幸地说,这个人十恶不赦,被判死刑活该,也觉得制定这样的法律会对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实际上,法律没有办法制止任何东西,这种报复性的法律就是没有文化的法律。

当众人在指责一个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恶意是在众人之中,而且众人的恶意是杀人的动力,大家都急于要把一个人判死刑、要他死,这是很恐怖的。但我们的媒体不会去检讨这样的东西,甚至去“伪善”,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规范,是内省的,不是向外指责。一味地向外指责时,他就没有能力去解读更多的东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体煽动。

话说回来,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也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受教育的过程中,或者打开电视广播媒体时,会发现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在煽动。男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看了多少媒体播放的色情片,让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动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过剩时,他想到的发泄方式就是去强暴。那么在大众指责他时,是不是也要连带一起检讨媒体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电玩游戏中打打杀杀,让他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在一气之下动手杀人时,那些真正杀人的、为了赚钱、为了商业利益所设计出来一套一套的电玩游戏的人,也应该被检查、被声讨。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并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没有引带出个人的内省能力,最后却要求他自省,我们就是杀人凶手。就好像我们读到报纸上写,杀人凶手看到对方死掉还会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5可是他在电玩游戏里,不就是如此,打到一个人死掉,他当然微笑,因为他可以得分、得到奖赏。

我坐在那条河边想,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一直是面目模糊的,也很少去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似乎很少有一幅能让你记住的肖像。当然,我们会在某些地方看到少数几个肖像立在那里,或者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许许多多的肖像,一个凶杀案里就有两个肖像,一个杀人的、一个被杀的。肖像似乎无所不在,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被记忆、被欣赏,或者被仰望、被思念的,它能够稳定地存在着,而不被时代冲毁。我想这是为什么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会让人怀念,因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在那样的一个思索过程中,留下来的肖像是足以作为榜样,引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我们的社会好像少了这一个部分,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冲乱了?

我并不是说,要恢复过去的英雄崇拜,或者是对于伟人的仰望,我不觉得应该要退回到那个时代。可是我会感觉到,崇拜本身是一种高贵的情操,我不希望针对某一个个人,但我希望心里能保有崇拜之感或者仰望之感。我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个使我可以仰望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会跑到佛罗伦萨坐在河边,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生命是让我崇拜的,他们让我觉得他们是崇高的生命。可是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在商业文化里成长,不知道什么叫做崇高,甚至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也可以是不崇高的,可以拿出来调侃、开玩笑或者污辱的,这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混乱,就是人内在有没有一种情操叫做崇高,或者叫做洁净,或者叫做高贵?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人性就走到不高贵、不崇髙,比较低俗的或者粗糙的状态中了?

我的学生说他们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好短浅,我好髙兴我那个年代这件事是难的,所以会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后有珍惜。我家里有很多破鞋子,朋友来看说,这个起码已经十年没有穿了吧,我说对,他说那还不丢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不掉,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释,因为它里面有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物件。这些鞋跟我的脚已经发生了一种每天一起走路,走过长长一段过去的关系,同样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他的身体在衰老,可是你会知道他衰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不会轻易离开。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讲他们的苦闷之后,我一方面悲悯,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大的庆幸,庆幸我没有活在他们的时代里。我知道他们的苦恼在哪里,可是我真的也无法为他们解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不可能多一点盼望、多一点期待、多一点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件、关系都真的太容易获取了,教他怎么珍惜?他知道永远还有机会要很多其他的东西。

信仰本身是一个过程,它并不在于终结点,也就是说,你不是真的要崇拜一个人或盼望一样东西,而是保持心里面的崇拜感;这个崇拜感的对象可以是对宇宙、可以对不可解的海洋潮汐、可以对人世间复杂的因果。这种信仰、崇拜感是经过思考的,不是像过去有一段时间被强迫要崇拜英雄伟人,这种强加的崇拜,是权力者的愚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痛苦。

另一方面,商业用金钱堆砌的偶像,也会让人没有办法思考。你去买他的照片,买他的商品,看到他就兴奋得又哭又叫……我想,那是另—种形态的愚弄。在我们摆脱政治上的愚弄后,商业上的愚弄却是变本加厉地在发展,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反省。

很多朋友对我说,好羡慕你演讲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就把唐诗宋词背出来,我说你不要羡慕我,那是小时候被爸爸惩罚,做错一件事,就罚背一首诗,是这样背出来的。可是,我当时所受的管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好的教育,现在的孩子一不能体罚,二不能强迫背诵,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没有去记一些东西,长大之后,就没有文学的库存。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两面,有正面有负面,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常在改革的过程中,把过去所依循的负面缺点放大,不思考正面优点,等改革过来以后,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没有看到负面,因而变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取得,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跟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譬如现在的网络恋情、一夜情,那种情爱关系的混乱。当然,我说“混乱”是用过去的伦理来看,可是我们都知道,伦理、爱是跟着环境在变,并不是绝对的,它其实也跟很多东西错杂在一起。

台湾真的有重重的矛盾,我们希望自己不受母体千扰,不会被飞弹威胁,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孤立出来,最后母体的大文化、大传统,以及很深厚的伦理,也被切断了。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个—个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戏曲、那些传统的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不合时宜,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人进退失据的困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个是台湾目前一个巨大的悲剧,也使下一代处于一个慌乱的状况,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我们切断了文化,却保留了过去中国家庭里面对孩子的保护和供应,所有东西都给孩子,所以今天的孩子,他们为所欲为,予取予求,因为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变质成一种堕落的引导,就是让他们取得物质变得非常容易,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从小就没有艰难取得东西的经验,艰难是一种教育,没有艰难感就没有珍惜。

我想,台湾会慢慢建立出一种新的结构,不会完全是传统的,也不会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会有正直的法律,会有合理的公民道德,可是什么时候能建立?我不晓得。但我知道,法的公正性是一定要先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立法”跟“司法”这两部分,目前都是被污染的,沾带了太多原有的家族的堕落性,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问题。当然光靠法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有文化、道德、宗教等其他东西来辅助,我说法是当务之急,是因为法若不公正,其他辅助力量就会变成混水摸鱼,甚至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法。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自处,应该是要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髙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

公元一八四零年左右,西方世界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我们笼统称之为左派思想,也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于平衡资本主义。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至今在哲学史上仍有其地位。此外,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者如法国的普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俄国的克鲁鲍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一群人,也都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制衡人的物化?在他们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检查能力是:人不可以物化。意思是说,物质要发展没有错,可是人还是要做主人,不可以为物所役。你买车子、买房子都没有错,可是不要到最后变成车奴,房奴,变成你在养它,而不是它在让你幸福。

我要强调的是,经济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没有平衡的力量。物质与人文是两个极端,我不想从两全其美的角度去思考,我认为人精神上的快乐与物质上的快乐,需要平衡;没有绝对精神上的快乐,也没有绝对物质上的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导引出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就好像有钱的人不一定快乐,如果他只是拥有空洞的数字,他的精神是匮乏的。话说回来,人文与物质的两难自古皆然。中国人有一种世界上少有的、特别的观念:特别压抑商人。我们讲士农工商,把商人摆在四个阶级里面的最后一位,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一种,几乎是过度的,对商业的羞耻感,一直到清朝以前都是这样的状况。即使商人想尽办法,为他的儿子买一个举人、秀才,附庸风雅,到最后还是被觉得庸俗。而为什么说“附庸风雅”?就是以人文为价值的最高标准。所以在大部分的朝代,商人很有钱但不敢太过嚣张,管理阶层对于商人也有很多限制,例如不能穿士大夫的衣服、不能参加科举。我们看到这样的法律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公平,可是事实上,这条规定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防范官商勾结。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官与商这两种人在一起的严重性。在春秋战国时代,吕不韦以其强势的经济力量控制秦朝的政权,让后人引以为鉴,所以汉朝以后,主政者对商人的压抑就非常明显,读书人的地位提升到最高,其次是农人、工人,最后才是商人。这种社会阶级,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优点也有缺点。抑商主义的缺点就是让中国近代的石油贸易和资本主义很难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大企业家,因而构成资本主义的弱势,落后于西方。可是今天在台湾,抑商主义不复存在,反而是空前“重商”。整个社会对于价值的判断只有一种标准:有没有商机?讲得更难听一点,不管哪一个党派的背后,都是财团。

所以我非常希望年轻的一代多读神话,教科书里也多点神话,因为神话有一个无限领域,可以同时满足幻想的创造力与科学的创造力,所以小孩读神话,他将来可能变成科学家,也可能变成文艺家,两者都有可能。人生是一座桥梁,重要的不是目的和结局,而是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

文学其实是一种疏离。你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若能够疏离,就能产生文学。但通常我们无法疏离,我们很容易投射,很容易陶醉,很容易一厢情愿,所以会看到很多的“假象”,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我们一直在观看假象,观看一些梦幻泡影。

《红楼梦》其实是有一种“耽溺”,耽溺在假象中,却又会突然醒来,告诉自己说:那是假的,那都是空的。这就是我说的游离,在“假作真”、“真亦假”之间徘徊不定。这么说吧,如果你关心的是结局,是答案,是目的,你就读哲学:但如果你觉得人生的过程可能比答案还要迷人,你就要读文学。其实哲学家尼采也说过,人生是一座桥梁,重要的不是目的和结局,而是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

最终你只能选择,选择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譬如说手机,它可以让人随时找到你,传递讯息给你,可是相对的,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自由,有更多的牵挂,更多的干扰,一个专属于自己反省、读书、沉思、安静下来的时间空间越来越少。所以你必须选择,你觉得跟别人的沟通是不是必要的?什么时候是必要的?以及在什么时候必须回归自我本性?譬如说我有打坐的习惯,那段时间我不会接电话,或者就把电话拔掉。这就像古代禅宗公案里的问题,怎样回到本性?因为所有的科技毕竟不是人的本性,它只是眼耳鼻舌身,与外界沟通的管道,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心的问题,如何定住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我就常常碰到在计算机界、科技界工作的朋友,很认真地在读宗教、读哲学,对于过去认为是非科学的玄学系统,表现出极大的虔诚。就像爱因斯坦,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事实上他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且非常喜欢巴赫的音乐。这就是说外在环境和内在心性这两个部分是一起在进步的,就是我们在修眼耳鼻舌身这些根器的同时,其实你内在的东西也必须进步,一起发展。

当我要去做一件事,那件事情是我已经习惯的,我就可以很从容,不是因为事情少而从容;我小学的时候,虽然要准备的东西很少,但好久才远足一次,我就不够从容,我的心很乱。可是现在我常常出国,我可以很从容地整理行李,从容地到机场checkin,然后从容地登机。

我想人生大概也是这样,如果你对于人生前面的事情有了清楚的概念,甚至人生的终结也都很清楚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

我忽然懂了为什么《论语》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真的觉得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淡.有一种同情,这个同情跟以前的介人不同,是对人世间有一种“静观”的姿态。静观,所以不会因为外面的喜乐悲哀而喜乐悲哀,但又不是不关心,或者应该说是更大的关心。对于同事、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亦是如此,我会安安静静地看着,就像一面镜子,过去会觉得愤怒的事情,现在只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不太愿意去判断,只是看着,隐隐觉得背后一定有很大的因跟果,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不知道我们怎么介入?莽撞的介人是一个新的因,与他就会产生一个果,然后就会构成很多的业,生出许多烦恼。

爱是人生的课题

我相信,爱是人类最大的课题。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文学艺术,百分之九十的主题,都在谈论爱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几千年来被人类讨论,还是没有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个主题时,应该是要怀抱着谦卑的心情,不意图立刻下定论,这是一个要用一生去修行的课题。我不确定每一个人在最后都能圆满,我的意思是在临终的时刻,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生爱的功课,会是一个圆满的分数,或者是不及格,甚至零分?

基本上,我觉得爱有两个部分,是常常会混淆的。一部分是爱的本质,我们对爱有一种渴望跟需求,就像柏拉图所说,你为什么爱,因为你欠缺。《飨宴》是柏拉图讨论爱最重要的一篇哲学作品,内容是讲很多人一起喝酒,有医生、有诗人、有戏剧家,当然也有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们设定了一个主题,讨论爱,尤其是“爱欲”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最后由苏格拉底做总结。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提到关于“爱的本质”的问题。另外一个部分,爱也可以变成一种形式或习惯。譬如传统中国父母会对女儿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就要从子,叫做“三从”。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她的爱是被这三者决定的,没有其他可能。今天我们在路上随便碰到一个女孩子,问她:“你觉得三从是对的吗?”她很可能是反对的,意思是说爱的形式、爱的表达方式,会随着时空改变。我们今天讲爱所引起的混乱,就是在这种形式上的混乱。

关于爱的本质,可以确定的是:人是为了幸福而活的。人永远需要爱,需要付出爱,也需要得到爱,这是本质,可是在形式上,不同的社会法律、道德伦理,有不同的爱的形式。譬如前几年看到报纸登一则消息,一位阿拉伯公主因为自由恋爱就被处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台湾,我们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太残暴了,可是对阿拉伯人而言,他们认为这样处理问题是对的。也就是说,阿拉伯公主自由恋爱从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动人、伟大的爱情故亊,可是从那个社会的角度看,它是不道德的。

我们回到古代的婚姻伦理,回到法律允许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娶好几个妻子的时候,法律可以规定他要把爱平均分给不同的妻子吗?还是他也会有特别宠爱,特别不宠爱的?这就是说,爱的表达本来就是在一种习惯和形式当中。就像现在一夫一妻的制度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也习惯用这个制度去思考爱情,可是我们要知道,人永远不是制度。千万不要觉得有一纸婚约就能保障爱情,只有爱情能保障爱情。婚姻是法律,它可以保障一夫一妻制,如果有一方没有履行,另一方可以告他,可以要求他赔偿,法律可以判他有罪。可是你没办法以法律要挟另一方爱你。婚姻与爱情不同,法律对爱情是无效的。可是我们常常把它们混淆了。

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有个共同的约定,任何事情绝不隐瞒,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了外遇,他们就会告诉对方。他们两个不断地在实验,如果听到对方外遇,会不会嫉妒?会不会很伤心?会不会愤怒?怎么样通过这些嫉妒、愤怒、伤心,然后更确定彼此的选择。爱情的选择常常是两难的,爱谁多爱谁少,那个比重很轻微,我的意思是,不可能有全部爱或全部不爱这么绝对的事。如果不是两难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如果我全部爱这个人或全部不爱这个人,结局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又何必要吵架?

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让婚姻变成恋爱的句点,它应该是可以延续的。很多人会说,好像古代的相亲比较好,因为结婚那天就是恋爱的开始,彼此是互相吸引的。而我们现在的恋爱形式,是恋爱谈到快腻了,就说结婚吧,然后就真的走进坟墓,把爱情葬送了,最后维系两人关系的常常是孩子。对于女性而言,至少孩子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可以用对孩子的爱取代对丈夫的爱。可是那个男子就很寂寞了。有时候我会很同情这些男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孩子替代了,而且女性对孩子的爱是很强的,有一些女性甚至是完全在孩子的爱里得到满足,根本不在意丈夫会不会回来。

我倚靠这些支点活着,或重或轻——我说或重或轻是指你不能把所有力量压在一个支点上,你自己会受不了,对方也会受不了。我们常听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只爱你一个人”,这是一句美丽的话,也是一句可怕的话。我现在很怕听到这句话,我想到的是:多么可怕!我要负担这么大的责任,他好像二十四小时要盯着我,我不能再有其他生活了。

这样的爱在年少时期,或许可以存在,因为那时候我们对爱情还有很多狂妄的想象,可是当你成熟之后,就会知道这种爱是危险的,是会压碎一个人的,当三千宠爱只集于一身的时候,最后一定是个巨大的悲剧。

我宁愿爱是可以平均分摊的,爱我的人,他同时也有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同事的爱,以及在生活当中还有其他能吸引他的爱的事物,我会很感谢这些人、这些事帮我分摊了他的爱,没有全部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同样的,我的爱也有很多的支点,不会只放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些分摊的爱,并不会减损爱情的纯度,反而是一种增加。

因为爱是一种巨大的牵连。就像佛家说的“因缘”,同船过河都要五百年修来,那是何等的爱,我们对待任何一个擦身而过的人,怎能没有爱呢?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爱情,我想,就可以避免一厢情愿的偏执,要求爱就只能是一个人,就是那个人。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爱的形式,比如说我的学生里有一个女孩子,她漂亮、善良,大方,又没有结婚,像这样的女孩当然就有很多追求者,所以她的男友永远处在不安的状态中,好像自己的地位随时会被一个更优秀的男生取代。虽然这个女孩子很爱他,也常安慰他,但是这个男孩还是常来找我,告诉我他真的很担心。我就问他,耶么你愿不愿总选择去爱另一种女孩?她可能很笨、很丑、很怪,都没有人爱她,你就完个不需要担心了。他说:“不要。”

我想这就是我们常会遇到的爱的难题,当你给自己这样的选择题时,你就能做出判断了。当然,我用美丑举例为爱情的条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存绝对的丑。一个被人认为“很笨、很丑、很怪”的人,一定也有他美丽的地方,他自己要去发现,并且让别人发现,如果自已都没有办法发现,把优点都放弃了,糟蹋了,糟蹋到最后没有人去爱他时,那是他自已的问题。

所以我会说,爱的本质是一种智慧,尤其是年龄越长时。你在二十岁以前可以倚靠上天给予的青春、健康、年轻,这些不是你自己的,是上天给予的。而当你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以后,你要如何保持自己的魅力?这就要靠智想。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年纪越长越有魅力,甚至有一个女性朋友到六十岁了,还是被宠爱着。所以绝对不要认为人的生命就是逐渐走向衰老,爱的机会也会逐渐减少,相反的,爱
和智慧是随年龄一起在滋长的,爱也会闪为智慧越来越饱满。

身体在人类的文化中一直是个蛮大的禁忌,大部分的文化,在牵扯到人的肉体和精神时,多半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精神是比较崇高的,肉体是比较低下的。不管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或埃及文明,都有这样的论点,希腊只是相较之下平衡一点的,却还是存在着对肉体的轻视。前面曾提及柏拉图讨论“爱”的哲学作品《飨宴》,在这篇作品里,柏拉图认为肉体是通向灵跟精神的一个过程,他很重视这个过程,所以在《飨宴》篇中,他有很多对身体欲望的描述,包括人被天神惩罚,劈成了两半,终其一生在寻找另外一半。人为什么会有爱?因为本身不是完整的,因为欠缺才去爱;当人找到另一半,跟另一个身体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

所以当我看《査泰莱夫人的情人》时,得到好大好大的感动,英国作家D.H.劳伦斯(DavidHerbertLawrence,1885—1930)把性描写成一如花的开放般最美、最自然的事,直到今天这样的年龄再重新翻阅这一本书,我还是会想流泪。

他不是直接写欲,而是把欲作为一个象征来写。他描述查泰莱夫人的丈夫因打仗下半身瘫痪,变成一个性无能者,而这个家族又是一个假贵族,每天都在喝下午茶,谈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描述査泰莱夫人是一个苍白的女人,她的生命好像干掉了,一方面是先生不太会照顾她、也不疼爱她,另外一方面是她在精神上不饱满。我绝对不认为这本书只是在讲说先生性无能,不能满足她,所以她去找情人,这是一个低级的解释。其实劳伦斯花了很多时间描述查泰莱的家族本身就像一个死亡幽灵的状态,看书中描写他们吃下午茶、晚餐,我都觉得是一群鬼在吃东西,里面唯一对生命还有渴望的就是查泰莱夫人。她好像还是希望活出什么来,所以她常常会难过,但她也说不出是为什么难过,因为衣食无虞。所以她常常就会溜出去,走人森林,有时候会想把衣服解开,感觉那个清冷的空气、鸟的鸣叫、水在丛林中的流动,她好像回到了自然,而她是自然中一个活着的生命。然后有一天,她忽然看到一个工人在洗澡,看到他的身体,看到他腰部的肌肉,她忽然感觉到身体里面有一股激动。

这本书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性欲主义,可是我一直觉得不是。为什么她的情人是工人?因为英国的维多利亚文化到了一个需要革命的阶段,这里面其实有阶层性,工人代表的世界没有假道学,所以她可以借着他恢复某一种生命力。可惜的是到今天很多改编的电影,基本上还是往欲望跟低级趣味在发展,而没有真正呈现D.H.劳伦斯在当时所感受到英国社会的那种苦闷与严厉的状态。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