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读书笔记

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所有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中国邻国的对华政策,都已考虑到这一点。


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所有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中国邻国的对华政策,都已考虑到这一点。这些政府正在重新调整自己,因为它们知道如果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将承担一定的后果。中国市场有13亿人且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不断上升,中国只需禁止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就能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他们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前的世界以及殖民者给中国带来的剥削和羞辱。我认为,“中国”也可以理解为“中央王国”的意思,让人回想起中国主导东亚的时代,当时其他国家是中国的附属国,纷纷前往中国进贡。比如四个世纪之前,有一位文莱苏丹带着丝绸到中国进贡,不幸病逝于中国,今天北京还有这位苏丹的陵墓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希望新加坡更加尊重它。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但是,当我们做了中国不喜欢的事,他们就说你让13亿人不高兴了……所以,请搞清楚你的位置


中国已经得出结论:它的最佳战略是创造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未来,利用大批受过教育、技能日益熟练的工人赶超其他国家。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正遵循的方法与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理念是一致的。这部纪录片是由中国共产党制作的,意在影响中国精英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德国和日本的错误就在于挑战既定的秩序。中国人不笨,他们已经避免了这个错误……国内生产总值(而非人均水平)才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中国不会很快追上美国的军力水平,但是它正迅速发展非对称优势武器以反制美国军力。中国清楚其增长依赖进口,包括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进口……中国还需要开放海上航线。中国政府担忧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正在采取措施削弱这种依赖性。


中国已经计算出需要三四十年,也可能是五十年的和平与宁静,以奋起直追,完善制度,稳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中国必须避免德日两国的错误。20世纪,围绕权力、影响力以及自然资源的竞争把德日两国拖入了两场可怕的战争……俄罗斯的错误在于军费开支过大,民用技术投资欠缺,因此它的经济崩溃了。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点,即如果你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你就会输,相当于自寻死路。所以,避免这一点,避免麻烦,微笑着迎接未来四五十年。


我对“和平崛起”这个词语的第一反应就是对他们的智囊团说:“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们说:“你会怎么说?”我回答:“和平复兴,或演进,或发展。”恢复古代的辉煌就是让一个一度伟大的文明再放光彩,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中国人必须对此做出最佳诠释。一年前,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我:“你相信我们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吗?”我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这位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会确保年轻人明白这一点。我希望他们做得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年青一代可能在成年之前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以避免自己成为中国的“人质”。30年前,也就是早在中国这块磁石开始把东南亚国家吸入它的轨道之前,美国就应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如果当时美国这么做了,则其购买力比现在要强得多,而且所有东南亚国家就会依赖美国经济,而不是中国经济。经济因素决定了根本的趋势,其他国家很难抵制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


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今后还会面临治理方面的挑战。


中国人能摆脱他们自己的文化束缚吗?这不符合他们5 000年的历史。当中央强大时,国家就会繁荣;当中央虚弱时,各省、各县就会出现很多小皇帝。这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因此中国的传统催生了一种官僚制度


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就是贪腐的腐蚀作用以及贪腐在公民中激发的反感。他们从来都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崩溃


当今的中国面临着非常发达的北美、欧洲、日本和颇为发达的东南亚和印度……30年后,中国领导人将明白,虽然到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成为世界之最,但就人均水平而言,它仍是小国,就技术角度而言,它仍然非常落后。因此,要有所成就,他们必须有务实的想法……他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够实现、什么不可能,他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不可能主导亚洲的


中国并不急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急于承担那个位置上的重负。就当前而言,中国对大型国际组织(如20国集团)的成员身份很满足,在这里,中国的意见受到重视,经济利益得以维护,但责任却由20个成员共同承担


虽然肯定有一些声音呼吁中国加快建立主导地位,要求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尊重,扮演好大国角色,但是中国领导层的重心依然偏向谨慎和保守,他们以共识为基础,着眼长远。尽管有人可能设想21世纪属于中国,但也有人希望在建立“中国世纪”前能和美国分享这个世纪


中国的策略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等待时机,直到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会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吗? 不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国家,否则就会崩溃。对此,我相当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革命以实现西方式民主,那你就错了。中国人要的是一个复兴的中国


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尝试一切办法,但多党制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除外。他们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权力,以确保稳定;其二,他们对多党制下的不稳定怀有深深的忧虑,这将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省份的控制,从而引发可怕的后果,就像军阀混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


认为,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它。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也是一样,在其5 000年的有记录的历史中,没有过民主制;所有统治者都是皇帝的代表,如果你反对,你就会丧命,而不是遵循民主制。但是,我同意在这个即时通信和卫星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上,你不可能一边做出野蛮的行为,一边说这是你的内部问题……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谈人权问题,而且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得到世界的尊重,如果想在世界舞台赢得一定的地位,不仅仅在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那么他们就不会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


中国已经发现,要管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需要法治。到2035年,它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则,事实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错误,就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让其进行解释或加以惩戒,用这种方法约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惯常采用的无休止的会议有效得多。而且由于实行了法治,也可以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官员武断行使权力造成的伤害,企业也可以规划大型的、长期的投资。司法独立还需要20年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地方法官以皇帝代表的身份执行皇帝的


我会把习近平归类于纳尔逊·曼德拉这一级的人物,他们有强大的情感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


美国目前的确因背负着债务与赤字使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但我完全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历史上,美国已经展现出了很大的自我更新与复兴的能力。美国的优势包括:美国人头脑中没有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而是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态度务实;拥有各类优秀的研究中心,竞相发明新技术、提出新理念;美国社会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融入其中;英语相当于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科学、技术、发明、商业、教育和外交等领域的领导者以及各国顶尖人才的通用语言


美国经济出类拔萃的根源在于美国人富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投资者认为风险和失败都是自然的,是成功的必由之路。当他们失败时,他们能够做到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切重新开始。欧洲人和日本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竞争力,很有必要效仿美国人的做法。但很多美国式做法与欧洲和日本那种提倡舒适性和社群性的文化体制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日本为本国工人提供终身劳动保障;德国工会力量很强大,在企业管理中颇有发言权,很多企业决策需要由工会和资方共同敲定;法国政府则支持本国工会给资方施压,支持失业工人索要高额赔偿,希望以此阻止资方裁员。


美国社会是一个注重开拓创新的社会……美国人创办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很高。论及创新,论及创办企业,把新发现或新发明投入商业用途以创造新财富,美国向来都是最有活力的。美国社会一直在改变,从未停息……每一位成功的美国企业家都尝试过很多次,也失败过很多次,很多人都是反反复复地尝试,直至成功。很多人成功之后继续创办新企业……正是这种精神催生了动力十足的经济。


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和日本更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的随机行为呈现出的极端性比较强。美国既有平庸的人也有极富才华的人,两个极端的人都有。如果这种极端体现在好的方面,那么这种极端性越强,创造性就越强。


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这个观点与美国政治评论家们所说的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要检验一套政治体制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助于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标准,能否在确保人民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菲律宾采用的是美式宪法,而这是世界上实行难度极大的宪法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行政、立法与司法完全分离了……但对于菲律宾这种社会秩序混乱、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而言,它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诚信的政府……这种宪法之下,在重大问题上常常会陷入僵局,我相信,如果亚洲四小龙也采用了这种宪法,不一定会成功。而且你也看到了,自从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4] 以来,美国的制度在本国也无法良性运作了。


我发现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社会的道德基础被侵蚀以及个人责任心的丧失都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勃兴。这种思潮认为,如果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任由他们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并且认为人类已经达到这种完美的状态。美国的很多社会政策是失败的,催生了很多不雅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小便、在大街上强行乞讨,美国的社会政策已经开始引发民众的抵制。社会必须有序运行,枪支、毒品以及暴力犯罪形影相随,这都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


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至上的理念,就行不通了,这使得美国社会难以保持凝聚力。亚洲能看到这是行不通的,那些想建立健全社会的人也不会遵循美国模式。在健全社会里,年轻的女孩和年老的妇人能够在夜晚安全出行,年轻人不会再被毒贩利用……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处在最顶层的3%~5%的人才有能力应对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才能应对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要应对这些问题,你就会把情况搞得一团糟……如果你让暴力场景和色情画面日复一日地出现在电视机上,终将毁掉整个社会。


亚洲人到美国后,很多人都会对美国的社会状况感到困惑和不安,例如:法律和秩序失去了控制;骚乱、毒品、枪支、抢劫、强奸和犯罪非常普遍;贫富差距显著;个人权利过度膨胀,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损害;美国法律疑罪从无的理念过度保护人权,导致罪犯经常逃脱法律制裁……美国对贩毒者和吸毒者的人权的过度保护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涉毒犯罪猖獗。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在学生群体中,未成年人犯罪率很高,暴力行为普遍,辍学率高,纪律性和教学质量低下,结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竞争力的人。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新加坡而言,基本的挑战依然未变:如果我们无法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人才担任总理和部长,那么新加坡这个世界地图上的小红点终将变成一个小黑点……要想找到能力超群、敬业奉献、正直廉洁以及愿意把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奉献给国家的人,并且让他们参与风险系数很高的选举过程,那么我们给我们的部长提供的待遇就不能太低,我们不能告诉他们: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社会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赞誉。


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在过去40年间,我观察到即便一个国家的政体落后,但如果由优秀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政府还是令人满意的,能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另外,我还见过很多非常理想的政体都以失败告终。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继承了这些制度的领导人是不称职的,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


有必要在社会顶层培养这样一批人,他们具有优秀领导人的所有品质,能给其人民带来启发和动力,领导本国人民取得成功。简言之,这样一批人就是所谓的精英……所有具有发展潜力的人都必须得到培养机会。这些人是社会的先导,国家的进步就取决于他们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佳方法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做难度最大的工作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总是有能力救助那些贫困的人群,比如寡妇、孤儿、老人、无家可归者、弱势群体和未婚妈妈。这些国家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认为,个人的不幸与失败不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因此,慈善就变成了“津贴”,依靠慈善生活本应带来耻辱,但在西方,这种耻辱感却消失了。不幸的是,福利成本的增长速度比政府筹措税款以支付福利的速度还要快,而增税的政治成本又很高。政府为了避免自找麻烦,为了拉选票,索性通过借债向现有的选民提供更优厚的福利,却把恶果留给了还没有成为选民的下一代人。这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


美国的核心利益要求它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大国地位。放弃了这个地位,将削弱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要在太平洋地区站稳脚跟,美国一定不能让其财政赤字过于严重,否则就会出现美元资本外逃……如果银行家、所有的对冲基金以及所有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美国不会解决赤字问题,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美国,到时美国就会遇到真正的麻烦……美国的债务是我最担心的,因为这个问题最有可能弱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一个有利于两国关系稳定的因素就是两国都需要与对方合作,需要同对方开展良性竞争。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中国领导人知道美国占据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保持不变。中国将推进其军事现代化,但目的不是挑战美国,而是在必要情况下实现两岸统一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的国土面积将使得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印度,无法在重要性与能力方面与其匹敌。因此,亚洲需要美国以实现均势。


除非美国不介意丧失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力,否则美国是不会放弃日本的。无论是否存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亚太地区唯一的均势只能是美、日、中三国之间实现均势,其中日、美是一边,中国是另一边。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潜在实力将超过美日两国之和。


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国这个大国。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局面,因为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大到足以挑战美国地位的程度。二三十年后,中国将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中国对世界平衡态势的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世界在三四十年后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不可能仅仅把中国视为另一个大国,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家


苏联解体,美中关系面临的共同威胁解除了。美国还没有最终敲定一个同时能被两党接受的对华政策。中国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美国的兴趣是维持只有美国这一个超级大国的现状,但30年后,不断发展的中国可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躲避迫害的中国异见人士遭受的痛苦、民主、人权、最惠国待遇、“西藏问题”、台湾试图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联合国会员国等问题。挑战中国的主权与团结将引起中国的敌视。只有当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中国、放缓或阻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着重强调这些问题才是必要的。


美国明明知道跟中国较量会给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树立一个没有必要的对手,而且中国的实力渐强,将视美国为敌人,为什么美国还要这么做呢?这是毫无必要的。美国应该说:我们终将是平等的,最后你可能比我还强大,但我与你必须合作,请坐,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世界的问题吧。


美国对中国最大的长远影响就在于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其中有一些是中国能力最强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将是推动中国变革最强大的因子。


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增强它和世界的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然后它的繁荣将更多地取决于它和贸易大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协调性,而且广泛的联系将影响和改变其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中国的年青一代成长于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经历中国动荡的时代,因此,要让中国年青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以虚心和责任心应对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撰写者们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让中国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明白它的崛起是友好的,不会威胁世界,只会增进世界福祉,并将着力避免破坏和冲突,让邻国和世界放心是中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意识到了它的迅速增长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问题,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把震荡减到最小幅度。研究如何弱化其增长引发的负面影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当前的东亚为例,中国显然已经在同其邻国的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主导地位,并利用中国市场准入权以及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国家或企业不认可中国的地位,没有给予中国适当的尊重,则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长且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


印度的宪法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是有改革决心的,但印度的官僚体制运作迟缓且抗拒变革,猖獗的腐败与地方上的争斗也不利于改革。此外,民粹主义的民主体制导致执政党出现常态化的更迭,从而弱化了印度政策的连贯性……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企业面临的行政管理障碍大,财政赤字严重,尤其是各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印度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


印度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之前,印度这片土地上原本有32个小国,这些小国恰巧都位于英国人修建的铁路的沿线地区。后来英国人来了,就把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殖民统治,把众多小王国纳入其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统治依赖的是1 000名英国人和数万名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养成了英国人的行为方式。


印度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尼赫鲁与甘地原本都有机会像我服务新加坡一样服务印度,但他们无法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摆脱印度根深蒂固的旧习


一般来讲,印度的公务员会把自己视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们还没有认同获得利润、变得富有并不是罪恶的事。他们对印度的商业界几乎没有信任。印度商人无权享有国家福利,外国商人更不用提


印度必须效仿中国高效的办事方式。中国以高效的方式建立了覆盖面广的通信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电厂以及水厂,并实施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其制造业吸引了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效率较高。印度辉煌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而这个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


要创造就业机会,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制造业上。这需要印度改变劳动法,允许雇主在不需要那么多雇员时裁员,同时需要精简法律程序,降低财政赤字,消除官僚作风,最重要的是完善基础设施。


中印两国都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印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比中国更严重,对效率的削弱性更强。


印度领导人从尼赫鲁和他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痴迷于苏联快速的增长和工业化。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模式,即资本积累率高、密集上马大型项目、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制造农业机械。做了这些之后,你就能发展……他们相信这些……当辛格在1991和1992年开始搞改革时,印度已经丧失了40年的发展机遇。要知道,辛格本人也曾是一位计划经济的拥护者。现在,印度面临着打破一切垄断的问题,而印度的工会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希望企业私有化的,因为如果你要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必须裁掉2/3或1/2的工人。


印度的历史使其对外国投资持怀疑态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偏向采取内向型政策,注重依赖国内要素。但在一个各国相互依存、技术发展迅猛的世界上,一味依靠自身力量是行不通的……印度的历史给其带来的第二个遗产就是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在早期发展阶段,要把发展成果分配出去,就会降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实现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意味着敢于冒险……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不利于激励他们努力提升竞争力


印度选民缺乏经济方面的教育,这就使得印度领导人易于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扰乱了印度的自由化进程。国家利益常常让位于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很多急需的改革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陷入停滞。民粹主义的氛围下尤其盛行特殊利益。在过去20年间,印度实行了多种政策以提供价格低廉的食品、免费的电力以及补贴贷款……它们给整个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福利与民粹主义的区别逐渐模糊


刚刚独立之际,印度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如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大学(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依然能在世界顶级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他学校都无法维持高水准。在政治压力下,印度大学根据学生的种姓或学生与议会成员的关系确定录取配额。


我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导致经济状况较差的政治体制终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将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治体制


当今世界的主要分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分歧,也不是西方与东方的分歧,而是伊斯兰恐怖分子与美国、以色列及其仆从者的分歧,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非极端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不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穆斯林(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都坚定地认为自己被西方国家压制太久了,而现在终于要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没有让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但当前狂热的伊斯兰主义却有可能使他们实现团结。


我们曾经问穆斯林“为什么你们如此严格地遵循你们的宗教行为规范”,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受到较好的教育,因此更明白我们必须遵循什么”,但背后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受到了来自核心伊斯兰世界(即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的压力。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范围内资助清真寺、宗教学校和传教士,出现了全球性的伊斯兰狂热,结果这些狂热分子就有可能被极端组织吸收进去,成为圣战者。“基地”组织以及各地的极端分子从清真寺里招募合适的人选,给他们洗脑,让他们相信为了世界上受压迫的穆斯林而战是优秀的穆斯林的义务,而且如果有必要,可以为这一事业献身,成为烈士


穆斯林想同化我们,但我们并没有试图同化他们……他们其实对自己也没信心,不敢给我们提供其他的选择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送给我一份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名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后来,我见到他时就说,看,只有涉及穆斯林时,我才能同意你的观点……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抑或日本的神道教,其实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世俗化的特征,因为它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实现进步就必须掌握科学和技术……但穆斯林却坚定地相信如果自己掌握了《古兰经》的内容,并愿意按照穆罕默德所说的去做,自己就能成功。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预料到他们会引起麻烦,实际上也是如此。


基地组织之类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相信,通过反复制造大规模的自杀式袭击事件,他们可以把美国人赶出中东,可以摧毁美国、恐吓欧洲,因此就能保持伊斯兰世界的纯洁和虔诚,就像7世纪那样。但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技术不断发展、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是基督教教徒、穆斯林、犹太教教徒、佛教教徒、印度教教徒、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都无法逃避技术发展的影响。


我没有看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获得胜利的迹象,他们所说的胜利就是把他们的极端体制强加给其他人。我只看到他们让别人产生恐惧,让别人丧失安全感,但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都不足以打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乍一看来,这场抗争的一方是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子,另一方是美国、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但如果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场斗争本质上是极端的穆斯林和理性的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和具有现代思想的穆斯林之间的斗争


归根结底,这是一场复古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斗争,复古派希望伊斯兰教能回到11世纪的模样(当时穆斯林与世隔绝、自我封闭,拒不接受新思想),现代派则希望看到一个与21世纪的新形势相适应的、现代化的伊斯兰教。如果西方国家能重拾冷战期间表现出的团结,达成共识,联合日本、中国、俄罗斯以及希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穆斯林,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战胜极端分子,阻止他们培养更多的恐怖分子


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呢?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海空运输良好,电缆、卫星通信良好,现在还要有良好的互联网通信。


一个民族的生活标准取决于很多基本因素:第一,它的资源总量与其人口总数的对比情况;第二,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第三,教育培训水平;第四,文化、纪律和劳动力水平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决定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职业道德使他们在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随着产品、服务、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增强,全球化市场已经成型。这些新的变化加剧了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然而,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国家还必须确保它们的法律和制度能够促进上述因素的全球流动。法治占据根本性的地位,因为法治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此外,各国之间还会形成相似的法律法规管理贸易与投资,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便利。历史上,罗马帝国与不列颠帝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帝国都制定了全面的、统一的法律体系,保护其贸易繁荣了几百年


很多工业国的工人注重生产效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日本。而欧洲的一些工业国却受制于工会的消极态度,结果可悲地走向衰落,比如英国。这些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教训。新加坡必须从中学习,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我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我并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我们的未来就得不到保障


在衡量生产率和竞争力时,除了存在标准的经济尺度外,一些隐性因素(比如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征与民族气质)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现代经济体想要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经济体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建立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政府在其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中条理清晰地采取了最佳做法……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


我们已经关注了新加坡的基本情况。我们通过各个家庭的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把个人及其家人的雄心融入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比如,我们竭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政府可以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人们快乐地生活、实现成功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国家经济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其国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很幸运,因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好,我们崇尚节约、勤奋、孝顺和忠于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学问和学习。当然,我们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与那些重复性的、依靠机器的时代不同,明天的工人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管理自己的控制系统,自我监督并承担改进自我的职责。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训练,能独立思考,并寻求取得卓越成就的机会。新经济形势下的工人不能满足于被动地解决问题以及完善固有的知识,他们必须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必须一直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创造额外的价值,获取非同寻常的优势


在技术变革非常迅速的时代,美国人已经表明,哪个国家风险投资资本赞助的新企业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新企业,哪个国家就将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赢家……日本人、韩国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要在全球化市场中竞争,必须接受一些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哪个国家能够培育出新型企业文化,能够吸引并留住其他文化背景的优秀人才,哪个国家就会占据优势。日本人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人具有种族优越感,其社会内部组织非常严密,不会轻易吸引外国人融入他们。而美国人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能够轻易地吸引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才加入他们的企业团队。因此,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要想同美国竞争,必须先改变它们的文化态度。


数字技术革命与通信、计算机、媒体的融合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效仿发达国家创新出来的软件。我们必须给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提供空间和机遇,帮助他们创立自己的企业。政府必须推动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安全稳妥、结构合理的方法。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才在寻求独立时必须脱离社会保障体系的庇护,很多人可能跌倒,但他们必须自己站起来,必须接着尝试。国家的开放进程可能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残酷,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保护我们珍视的价值观……如果你想在现代世界蓬勃发展,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


技术和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舞台。因为企业可以选择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这就削弱了很多国家享有的传统优势,比如地理位置、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利用信息技术和空运技术,加入全球产品与服务贸易市场。这有助于缩小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差距。但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那就是领导者的道德水准……廉洁、高效、理性且稳健的政府是竞争优势之一


全球化不可逆转,因为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技术已经出现,这些技术是不会消失的。其实,更好的、更廉价的交通和通信将进一步增强推动全球化的力量。


政府的作用就是做出坚定的决策,在管理人民的事务时采取明确的、一贯的态度


一个好政府不仅应该秉持、维系社会标准,还应提出标准,最终必须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必须让更多的人民共享繁荣。


领导人的一个职责就是给人民注入信心,使其有所担当……一支军队的士兵无论何其勇猛,如果将领懦弱,断然没有打胜仗之理。领导者必须有能力规划前景,并有魄力坚持既定道路……当人民与领导者戮力同心、战胜万难取得胜利之际,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情感纽带,就像士兵与将领在并肩战斗之后建立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和牢不可破的信任


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职责就是激励民心、凝聚民智,而不是让人民替你分担忧愁。如果你将难题抛给人民,就会使他们感到沮丧


领导艺术面临的考验不仅在于回应人民的恐惧和疑虑,尤其是当这些切实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原本可以解决却演变得缺乏理性和依据时。作为多元社会的领导人,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焦虑的存在并尽早予以解决。我们不能消极地听之任之,其后果之严重是我们无法承担的。我们必须首先想到人民。在注意到需要特别保护的民众利益之后,我们必须制定方案,维护这些利益并促进人民福祉。


你可能有才华,也可能没有。我的职责就是快速甄别一个人能否为200多万新加坡人的命运负责。如果不能,我就是在浪费时间……无论是你教一个人如何打高尔夫球,还是训练一条狗如何成为缉毒犬,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对方能做到吗?


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不仅要看其面积、它能否赢得值得尊重的历史地位,还要看它的意志、团结、耐力、人民是否恪守法纪以及领导人的素质。


我已经学会了忽视专家和类似专家的人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尤其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方面的学者,他们的理论讲的都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应该减少贫困、增加福利。我一向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事。


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是我治理的基础。如果你想一直都受欢迎,那么你在治理时就会出现失误


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如果你一直过分关注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是升还是降,那么你就不是一位领导者。你只是在跟风……风吹向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当我说了什么的时候……我必须受到认真对待……民众偶尔对我有什么想法,我认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都可以反对,但如果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就会努力去做,而且我相信,如果给我时间,随着事情的发展,我就会赢得所有人的支持……作为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在下一届大选开始之前为人民做足够多的事情,让人民切实感受到,这样我才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民主社会不会自动地治理自己,它需要两件事情才能成功。首先,必须有一群政治参与兴趣浓厚且时刻保持警觉的选民,由他们选举政治家管理国家事务,然后还要通过民意的力量约束他们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其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存在多个讲诚信、有能力的政党,使这个社会在更换领导人时有其他选


民主制度的运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所有在大选中竞争的人都把重要问题摆在公民面前……无论谁当选,都要忠实履行公民赋予的使命。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


只要你搞这种一人一票的模式,那么最容易煽动民众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简单的、煽情的呼吁,而不是承诺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或承诺其他民众不甚了解的事情,只需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做出承诺,比如种族自豪感、语言、宗教和文化。


基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一人一票制只有在某些因素的限制下才能良性运作。在一些是非问题上,你的态度必须明确且坚定,否则一出现某些基本的刺激因素,你的人民就会自发地做出反应,而你却放任自流。每个新兴国家在刚刚赢得独立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是新兴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此时,必须运用威权。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威权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法治原则会说人身保护令、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的行使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一套法律体系面临的严格检验不在于其理念多伟大、多崇高,而在于它实际上能否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秩序、有正义。如果要通过最大限度的宽容与仁慈维持这种秩序,就会出现问题……在一个稳定的、完善的社会中,法律似乎是秩序的先导……但是如果把法律与秩序这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一下,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秩序,法律是不可能运行的。建立了秩序之后,社会才能稳定,只有在此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体系确立关系。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无序,而现行的法律无法遏制民众抗拒威权的行为……就必须放弃一些现行的规则,以维持秩序,这样法律才能继续管理人际关系。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放弃秩序,任由国家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如果每个人得到的报酬都是一样的,类似于共产主义大锅饭制度下的做法,则谁都不会力争上游,社会将不会繁荣,进步将是最小的。这导致了一些国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但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赢者通吃、输者几乎没得吃,则这个社会的顶层与底层悬殊太大,就像美国那样……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这一基本问题。但首先我们必须创造财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竞争力。如果你把成功者的收入过多地配置给其他人,则会打击他们力争上游、取得成功的积极性,由此可能会失去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会迁往税务负担较轻的国家。另外,如果底层的人觉得自己被忽略了,那么社会将出现分裂、动荡,社会凝聚力也将丧失。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些福利国家也失败了。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 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Errors of Socialism)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 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到。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现在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一整代新加坡人都曾经上过这堂充满磨难的政治课……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在50多岁、将近60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做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历史不会重复,但某些趋势及其结果却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不懂历史,就会目光短浅;如果你懂历史,就能着眼未来、高瞻远瞩。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民族肯定会从历史的成功与失败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正是这种集体的记忆决定了这个民族对新事物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因为他们会从新事物中发现与历史经历的相似之处。年轻人从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深刻。前辈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心血获得的经验能增长年轻人的见识,帮助年轻人处理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风险,但这种经验是二手的,没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一手经验生动、深刻和持久


我想谈谈简明清晰的表述的重要性,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并非易事……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明确指出,如果希特勒的讲话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体,那么德国人就永远不会发动战争……当你给我或者给你的部长发一份会议记录、一份备忘录或一份将要公开发表的类似于总统讲话稿的草稿时,尽量不要通过使用大而空的字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简明清晰地表述你的想法……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不能把复杂的思想凝练成简明清晰的语言,并生动地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理解,那么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我的很多提议可能有争议性,但如果要在陈词滥调和个人信仰之间选择的话,我觉得坚定有力地表达个人信念是我的义务,因为一直以来,妨碍马来西亚的政治实现快速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里的人一直忽略那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不愿意做任何引起争议的事情


只有那些有魄力、有勇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敢于为了民族和国家秉持信念、捍卫信念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才是重要的人。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鼓励人们做出最大贡献,社会才能实现进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施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然而,我们虽然无法创造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却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回报多少不是由社会成员占据的财产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回报。


你必须有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你拥有一件事物之前,你必须想拥有它,而想要拥有一件事物首先就意味着你要有能力发现自己需要什么,其次还意味着你要有能力训练自己、组织自己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就是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创造工业基础。最后还意味着你要有勇气和毅力,要敢于改变热带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热带,人们一直都觉得没有必要在夏天劳作、秋季收获并储存东西准备过冬。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文化模式都是固定的……只要这种模式一直存在,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如果贫穷国家想有所改变,必须具备强烈的欲望,按照富裕国家的模式塑造自己。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保留多种族、多语种、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活力。在英语成为全世界和互联网通用语言的时代,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过英语教育。然而,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们的基本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原有文化和语言带来的活力……现实与务实的心态对于克服新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被历史经历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易改变,这些正确的东西就包括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机会均等、精英管理制度、让回报与社会贡献成正比、要避免 “自助餐综合征”,即付款之后尽可能地多拿多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利和补助才挫伤了人们力争上游、实现成功的动力。


以色列人很精明。我曾经问美国银行的一位总裁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精明,他强调指出了优良基因是如何不断复制的。在任何一个犹太人的社会中,“拉比”通常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博览群书、博学多才,因为他们系统学习过《塔那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懂多门语言。因此,成功的犹太人往往喜欢追求“拉比”的子女,希望以此把优良基因引进自己的家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犹太人的优良基因不断复制


曾几何时,英国人非常擅长发明,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机,他们在科学领域赢得了很多诺贝尔奖。然而他们没有将成果投入商业化应用,为什么英国人缺乏这种把创新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能力呢?我认为这要归因于他们的文化。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这个老牌的帝国形成了一种尊重历史悠久的富人家族和地主乡绅的社会氛围,而那些刚刚富起来的家族通常会受到一定的蔑视。聪明的人都渴望从事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比如律师和医生,希望在这些工作中获得成功,从而被别人羡慕,因为这些职业只需动用脑力、双手可以干干净净的,不像工程师或工人那样必须努力工作、双手脏兮兮的。英国的上流社会也不乐于接纳新富阶层,新富阶层的子女在读完公立学校和大学之后,才有机会受到社会欢迎,而到时他们的家族也变成了具有一定历史的富人家族……一个社会的环境和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者某些社会成员的开拓创新精神……美国社会很注重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其中有四个显著特征:(1)国家注重个人独立和自力更生;(2)尊重创业人员;(3)能接受创业和创业过程中的失败;(4)对收入差距大比较宽容。45


根据我对各国人民和领导人经验主义式的观察,我相信一个人的能力、癖好和性情中有70%~80%的成分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决定了70%。如果你原本就是有能力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原本就是行动缓慢的人,那么你就会成长为行动缓慢的人。这些是注定的,什么都改变不了……美国人的书本上说,人可以通过培训成长为领导人,我持反对意见,我认为领导才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你可以把一个人教成经理人,但不能培养成领导人。他们必须有非凡的动力、非凡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以及敢于征服一切的意志力。


40年间,我一直在努力遴选合适的人才担任重要职务……我见过很多制度,同很多首席执行官交谈过……我断定在所有制度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制度是最好的。壳牌的人才评估系统把人的特质归结为三种:强大的分析能力,合理把握事实的能力,以及善于总结原则并关注基本事实的能力。壳牌把它们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你可能在数学考试中得分很高,你数学学得好,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了解现实情况,必须明确地知道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什么事情没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你只知道关注现实,就会变得平庸和碌碌无为,你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且说“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你要有超群的想象力


在我的内阁同事中,吴庆瑞对新加坡的发展影响最大。他心胸宽广,性格坚毅。如果他与我意见不合,就会挑战我的决定,让我重新思考一下做出决定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为新加坡做出了更好的决策。在危机中,他的分析通常很敏锐、务实和客观,他在面对难题时敢作敢为的态度鼓励我尝试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高手。我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样我们一起制定的政策就能得到执行……他谙熟国防事务,熟读战略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包括孙子、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著作。他订阅了军事杂志,以了解最新的武器发展状况。他送给我一些书和文章,上面有很多标注和个人想法,他坚持认为在我做出决策之前必须了解自己批准的事情。


根据中国当前的辉煌成就直接进行推论是不实际的。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在巨大的国家里,仍有一些黑恶势力在当地横行霸道。文化习惯束缚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奖励顺从;汉语通过名言警句和4 000年来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维,这些文章说每一件值得说的事情都已经被说过了,而且之前的作者说得更好;汉语对外国人而言极其难学,很难学到自由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社会接纳的水平;汉语给中国吸引、同化其他国家的人才增添了巨大的阻碍。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