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读书笔记

记住,是为了不再重复。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他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著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

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暧,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坚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的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坚毅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坚毅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坚毅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坚毅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坚毅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乡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坚毅的事。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坚毅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坚毅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坚毅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十七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

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坚毅,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川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

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董,坚,毅,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坚毅,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
,咱们该回去了。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
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画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三年吗?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三年去。可是熬了仅仅一年零几个月,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共公财务,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问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
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
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
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以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二十八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固,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的我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她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居住。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于,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干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线?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党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么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您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62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谴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汤,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权,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俞兆远和扬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在劳教农场,管教部门任命~些劳教分子当分队长和组长,这些人被称为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问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扬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扬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掀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个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就在他觉得自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椭椭,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椭椭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椭椭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他们这些人在林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十一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刷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公尺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樱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弯。弯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豺),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蒋洪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几百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十几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人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跨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糊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溜达,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劳教分子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劳教分子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进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0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粱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哕里哕嗦,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土豆)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劳教农场利用劳改犯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劳改犯刑满后在劳改农场或劳教农场就业者)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秤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二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从那多秤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二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的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晾着,一边晾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乔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卜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足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堆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振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8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来的,下车也
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唤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住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二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饯后拿着药水走了。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六一年的四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于,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于巴但却洪亮。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的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就也没进候车室,就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风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做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秤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二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来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了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合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

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


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问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问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昕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竞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昕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那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候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水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洼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

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

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

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问,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公尺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他们很久没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所以俞青峰和张家骥拾粪回来,他把散饭舀给他们吃,他们吃得很香。就俞青峰说了一句:怎么有一股怪味?陈毓明说,豆子捂了吧。等到吃完了饭,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俞青峰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噢噢地呕吐起来。

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俞青峰两眼泪汪汪的,脸变成了茄子色。他骂陈毓明:你个瞎熊,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想害死我们吗?

陈毓明辩解:我在黑山湖吃了,啥事都没有,

剩下的豌豆陈毓明不敢做散饭了,拿水泡了两天煮成咸豌豆,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再也没出过什么事。看他们吃着没事,俞青峰也跟着吃了。俞青峰也是饿得受不了啦:进入1960年之后他家也很少寄食物了,因为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最为寒冷的一月和二月,他们拾的粪不够多,因为担着粪筐出去。不到半个钟头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每当夹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他们就跑出去偷粪,偷公共厕所的粪便,以凑够一车粪。


袁干事说,哪里的话。你们干得不错嘛。我这次来,是刘场长叫来的,叫把你们拉回去。夹边沟的人要转移了。

陈毓明忙问,往哪里转移?

袁干事说,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要开几十万亩荒地,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农场抽。要上两三万人哩,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

嘿,这么回事呀!

陈毓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还想在这里积肥,你们不愿回夹边沟去。这里总是活泛些,是吧?这么办吧,吃完了饭,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你们在这边再拾几天粪,凑够一车了再叫汽车来拉你们!

喝完酒,袁干事就上了汽车。大道奇嗡嗡地驶上了马路,左拐驶远了。三个人在窑洞门口站着,很久很久,张家骥说:操!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坐。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甩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希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

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予了,

嗳嗳,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懒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的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
,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减步到七两。

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夹边沟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收拾房子的时候,许霞山看见王朝夫有个奇怪的箱子,是用两个步枪子弹箱接起来的,一个锁子锁着。他问了一声:这里装的啥。王朝夫支吾着说,没啥,就几件家里带来的衣裳。

但是,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来串门的时候,看见王朝夫正从箱子里取什么。一看他进来,王朝夫卡哒一声把箱子盖上了,当时就上了锁。

起先他对这事并没在意。在劳教农场里,由于生活艰辛,盗窃成风,人和人失去了信任,互相提防是正常的。可是坐着说话的时候,他看见土炉子上放着个饭碗,碗里像是装着半碗炒面,炒面里有一种奇怪的黑色的渣渣子。他问,这是啥嘛?王朝夫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说,一点点炒面,棉花籽炒下的。

不得不又一次动用自己的储备粮。在农场的田野上,他还埋藏着两份粮食呢,一份是豌豆,一份是小麦。那都是他一年多来在放羊的路途上钻进庄稼地揪麦穗揪豆夹搓下来的。搓下来之后不敢放在宿舍里,而是埋在田野上。那份小麦数量少,就五六斤。埋在戈壁滩上。挖回来几天就吃光了。他又去挖那份埋在田埂旁的豌豆,却发现粮袋空空如也,被田鼠咬开了两个窟窿。口袋旁还有散落的豌豆。

这是十一月上旬的日子,劳教分子已经吃了一个月的标准,天七两粮食,许多人衰竭了,死亡了。许霞山怀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恐惧,这天傍晚提着空空的粮袋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痛心疾首地抖着口袋说,你们看,这不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吗?夏天收拾下些粮食,埋在地里,叫老鼠吃得光光的!

第二天他就把羊群赶到种过胡萝卜和糖萝卜的菜地里去。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

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县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天,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

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

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继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继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继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继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继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继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

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竞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

从他们嘴里我知道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12月,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右派们的叙述在我的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事隔多年后的1997年,我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我想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三年,每年用二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现在我大致搞明白了: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农场西北八公里处有一片草滩叫新添屯,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分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原为犯人劳改农场。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的后半年,劳改犯被转移,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专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共计二千四百余人(官方数字)在此劳动教养。1960年9月,夹边沟的劳教分子除了瘦弱不堪者之外,全部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三个月后,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此时夹边沟农场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遂于1961年10月撤销。

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省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是从地平线,戈壁的边缘射出来的看不见的光线把天空照得明亮耀眼。那种只有大西北的天空才有的像是被扫帚扫乱了的一抹一抹的云彩在无限深远的天空飘着。天空与戈壁交界处是一条浅蓝色的带子,是戈壁滩上的蜃气吧,把天空和戈壁巧妙地连接起来,显得朦胧、神秘、悠远。

大西北岂只寒冷,1960年的饥饿像狼一样扑了过来,粮食定量降到了每天四两,移民大批死去和逃亡,没死没逃的就偷,或者用衣物和家具换点胡萝卜苟延生命。女人用肉体换粮食吃,那些能从仓库里拿出粮食来的干部,能偷出几个馒头来的炊事员用他们的职权和手中的馒头逼着女人们就范。有些人甚至以搞上海来的洋太太洋小姐多寡为乐事。1964年搞社教运动时揭发出来,有个队的队长把搞了多少个上海女人,哪个胖哪个瘦,什么日子搞的,写在日历牌上。

有一天她没有下地。那是1961年的春天。由于1960年秋季开始的饥饿和移民的逃亡,那年土地没有冬灌,1961年春天搞春灌,那次春灌芮琴没有下地,书记吴虎说她腿肿,照顾她在食堂帮厨,给灌水的人们做夜班饭。半夜时分,灌水的人吃过了饭又下地去了,吴虎不叫她下班。吴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煮了一锅羊肉,里边放上香喷喷的土豆,叫她去吃。她去了,她没有禁得住羊肉的诱惑。于是在吃完羊肉之后吴虎把她摁在办公桌上奸污了。事完之后她觉得恶心,把羊肉和土豆都吐了。她觉得糟踏了很好的食物,心里很可惜,哭了,吴虎却骂她: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金枝玉叶吗!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拒绝来自男人们的“帮助”了。书记吴虎半夜里拿着馒头去她家,她也开门。在地里浇水,吴虎走过来说脱掉裤子,她就在渠道边上脱掉裤子,躺在草棵子上。吴虎是蘑菇滩附近娘子沟公社的人,他勾结老家的人偷窃队里的粮食案发被公安局抓走死在劳改队里;以后姚子成便长期霸占了她。

从2000年春季《上海文学》开始连载《夹边沟记事》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册《夹边沟记事》,但其内容不全是“夹边沟”,还有几篇我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故事,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现在花城出版社要重新出版这本书,且恢复了它的原名,我向花城的肖建国社长、编辑林贤治先生和张懿女士表达深深的谢意。吃水不忘挖井人,这里还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编辑和朋友们。

捧个钱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