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书笔记

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


梁文道:我的灵魂我的书(演讲)

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这个人,所以我常常很好奇。我不知道平常大家看什么样的杂志,但我会常常看很多香港的流行杂志,像一些周刊、八卦杂志、娱乐杂志我都很爱看。这些杂志里面通常每一期都会有一些固定栏目,介绍一些名人、家居。例如,介绍一些出自名师设计、特别雅致、特别好的那种房子,这些介绍中的房子内部,永远是干干净净、非常漂亮;家具也非常昂贵,意大利、德国名师设计;如果是名人的家,照片上的这些名人都是很骄傲地坐在沙发上,并且呵呵地笑。

书如果在空间上面体现出一个人的灵魂,他的兴趣、他的嗜好、他要隐藏的东西都在里面。那么对他来讲这些书有没有时间纵深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所谓时间纵深的角度,可以这样来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买了一本书回来可能会签名,签名的旁边还会有日期,我相信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甚至会连什么时候看了这本书也记下来。甚至有人更特殊,这本书可能买回来的时候签了名,写了购买的日期,后来看书的时候又写了日期,而且可能一下子看不完,可能过几个月拿出来又看,于是又记下日期。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日记,历年来你读它的轨迹都留在上面。如果你不是刻意这样做的话,你也可能会夹一些书签、证件、名片一大堆东西塞进去,塞进去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生命中某个过程的记录,都保留在这书里面。书不只是表达、承载一个内容的载具,书本身也有历史,有被阅读的历史、有被翻开的历史、有被购买的历史、有被转卖的历史,你会在每一本书看到历史的记录,你什么时候看过它?你什么时候翻开它?特别是图书馆的书更是如此。

我以前在大学里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完全不值得学习,尤其当我在深圳图书馆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习惯?就是我喜欢在图书馆的书上面划线做笔记(很抱歉),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呢?当时有同学问我:“梁文道,你怎么这么做呢?”我当时很自豪:“哼!你懂什么?我要指示重点给人看,我是为了其他的读者好。”我在书上面写了“眉批”,第二个读者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这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些道理,一个人的书房、每一本书里面有什么记号,都会展示你的生命历程和这些书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想象到有人会伪装?——绝对可能!

怎么样伪装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家里面放一整套很漂亮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看的人——除了像王云五先生,他是立志把大英百科全书看完的——基本上没有其他人看百科全书的。有些人专门买这些书放在家里面,也不看,就是为了炫耀,但是这种炫耀通常被人认为是很没有品味的。

香港的富豪想用书来炫耀的想法是没有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很多地方的富豪想过得要有品位、有文化,就用书来炫耀,成为笑柄。比如说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等等,你买来后肯定是不看的。因此英国这么一家公司提供特种服务。什么服务?就是几个小伙子专门负责替人买书和整理书架,好显示出主人卓越的品位,他们会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看到你的眼神有一点忧郁、有一点神秘,于是他会专门帮你买一些占星术的书籍,找一些中古、有神秘异教思想的思想家(通常都是被火刑架上烧死的那种)的著作来装扮你的家。

但是这还不够,书绝对不能凑一套,比如别人买莎士比亚,你也可以买,但是买莎士比亚一整套就很笨。这家公司很会买,怎么买?不买一整套,就买八本。这八本里面另外有三本是重复的。这个重复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几本的区别在于版本不同,然后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有几位专家帮你在上面划线,表示你看过,还模仿出一些好似不经意的褶口。仿佛有些人夏天喜欢穿麻西装——麻西装烫得很直、很漂亮不好看,烫得有点皱,太皱又不行,怎么办?——出门之前,烫一下,烫完之后洒点水、捏一捏,这样穿起来更潇洒。书也是这样,故意褶一褶,然后又不经意地塞进一两张伦敦高文花园歌剧音乐会的门票,这表示你买这本书、或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正在看歌剧。你想想看,假如你拥有这样一个书房,然后你请一个朋友上门来——假设是位异性朋友,你就和她说:“您慢慢坐,我去弄杯咖啡。”然后一弄就弄很久,弄个20分钟。你出来的时候,发现她正在翻你的书,一脸叹服的表情。你就微微一笑——呵呵,这就得手了。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章节的故事了。

再说回这些书,它的历史本身是那么有趣,记录了人生命的轨迹,这个时候我们逐渐接近了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在阅读的那一刹那,我的生命如何受到影响?如何被改变?如何和它发生关系的呢?到底什么叫做阅读呢?

其实所谓的阅读我可以借用法国思想家布朗基的话:所谓的阅读,就是让人得到自由,让作品得到自由。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读书的时候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有些书是读不懂的,很难接近、很难进入。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看他看得懂的书,那表示他其实没看过书。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学习认字的时候,看第一本书的时候都是困难的,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为什么十几岁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就不需要困难了,就只看一些我能看得懂的东西。看一些你能看懂的东西,等于是重温一遍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做法很傻的。

我奉劝各位要带着审慎的眼光去看坊间很多的畅销书,特别是那些非虚构的、非文学性的畅销书。比如说最近有一本书很红,我曾经写过一篇书评去讲这本书,那本书就是《世界是平的》,大家知道这本书对不对?是《纽约时报》很红、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这本书是最典型的、非虚构的畅销书,它具备了最成功的畅销书的特点。第一它会用一个耸动的标题、理论或概念,比如“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圆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说“世界是平的”,世界为什么是平的呢?他说因为今天的全球化已经把全世界放在平面上面,中国、印度、美国本来是那么遥远的国度,但是现在这三个地方在某些行业上面是能够竞争的。一个软体工程师在美国干得好好的,但是他现在的工作随便被转移到印度和中国去,这就是所谓世界是平的。

这个概念坦白讲,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天看新闻、看报纸,都知道全球化。这只是全球化其中的一个面相,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作者懂得用很好的名字把它写出来,就是《世界是平的》,让你吓一跳。你觉得你在看一个很新鲜的东西。看完之后,你觉得他很有道理,说得很对,他说得那么新鲜的东西我竟然觉得很有道理,而且我都看得懂,这个时候你就很愉快。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学到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但为什么你看得懂呢?其实他说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他换一种说法说,于是你以为你过去不知道。你那么容易地、轻快地就看到一些你以为你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你特别骄傲、而且自豪——哼,我也是聪明人!内心深处、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明智的、精明的、优秀的、熟练的读者。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畅销书的规律有三个:第一个规律就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用你不知道的说法说一遍;第二个规律就是把刚刚的说法重复一遍,再举一些例子;第三个规律是再重复一遍进行总结,就成功了——这就是畅销书。

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阅读,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总是困难的。困难在于我们会发现一本作品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还是哲学的理论经典——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者是伟大的文学著作《追忆似水年华》。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希望把它们组织成有机的东西,读出一个意义来,读出一个我能理解、掌握的世界。

但是你发现这个作品在抗拒你的这种欲望和要求,整个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个角力,你想把一个东西套上去,让它成为可理解的、给它一种框架、一个格式、一种格局,但是它一直在抗拒。你刚刚修建一个城堡,有完整建筑的结构,墙角那一面又开始生出了蔓藤,然后慢慢地攻掠了城墙——阅读总是应该这样。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阅读无非是让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顽强意志以及作品本身的不可征服。

作品是自由的,在于在阅读过程中你发现它不能被驯服;你也是自由的,因为你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自己灵魂的存在。你读完一本很困难的书,你不能说自己都懂了,但是你的深度被拓展了,仿佛经过了一场漫长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就像做了一种很剧烈的体育运动——精神上的体育操练,使得你这个人被转化了。

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很强调阅读。他们用了一个词,就是“操练”。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柏拉图对话录》,甚至是被认为很系统的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等等。你会发现这些作品表面似乎很系统,但是实际上不是。它甚至有很多内在的矛盾,就是因为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已经有隐含的对话者,不断和读者对话。

所谓精心的阅读就是你和这部作品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你不能征服它,它不能征服你,然后你和这个作品共同达到一个高度,然后你慢慢被改变——书总会改变人。

书会让人变化,会不会变得更好呢?我非常的有疑问。前几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墨西哥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警察过去是出了名的“混帐”,聚赌、喝酒、不干事,贪污汇款等等,不象话。当地的政府就要改革警察,怎么改革?就搞了一个警察阅读计划,指定了一批书。每个警察都要领几本书回去,要好好看书。墨西哥讲西班牙文,当然是看一些西班牙文学的典,比如《唐吉柯德》等。

据报纸说,当地的政府表示这个计划非常成功。这些警察原来都是大老粗,但看了一年的书之后,都变得气质高雅,而且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偏不倚,非常优秀。比如说一个交警,过去在路上拦你车的时候就直接说:“把证件拿出来。”现在就会这样说:“这位先生,打扰您一下,我知道你赶时间,但是您能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吗?”——读书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因此我们常常鼓励人读书,因为我们相信读书会让一个人变好。古语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虽然我非常怀疑,因为我们看过更多的人是越读书越坏。但是读书的确会转化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加邪恶,也说不定会让你变得更善良,所以不一定。一些作品在思想上、灵性上的深度使得读书变得很危险,因为它让一个读书人可能比一个不读书的人更邪恶。因此我们尝试把阅读驯服为一种很简单的东西。

鼓励大家读书还有个原因就是希望读书让大家更有文化、人变得更好、社会更和谐,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会发生,这种愿望往往会落空的,因此我很讨厌开书单。在香港我有一些写书评的朋友每年都被媒体要求:开书单吧,暑假了,给学生一点好建议。

我觉得书单是不能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真正的好书、严肃的书、都能起到改变人的作用。一份书单其实是在规划你成长的目标,你的人生变化的方向,所以它也是人生的计划。你想想,我们凭什么就将一份人生的计划、人生的进程,给一些我不认识的读者?我觉得那是不负责的。我凭什么告诉一些年轻人你应该怎么做人?你应该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能介绍一些我喜欢的书,但是我一定会强调我喜欢的书绝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我人生的方向、我的规划绝对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列一些书单出去推广是很霸道的行为,我是反对开书单的。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大家平时很容易有的俗见,就是认为读书应该读一些引人向上的书、励志的书籍。例如推荐看一些名人的传记,看看这些人怎么奋发向上、努力向前,最后成为一代伟人等等——我很反对年轻人看太多这种书。

为什么?

我发现一个人读励志的书籍多了都会变成傻子,就是立志立过头了。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问题,他就想到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他没有考虑到,是不是自己错了,是不是一开始自己的决定就有些问题。他不管,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是立志,志气高昂。一个志气太过高昂、太过自信、人生观非常正面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傻,他会变得对世界的看法很单向、单调,对人生的看法也很单一,就是只从正面看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世界的复杂,人生的阴暗。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就要看一些“邪恶”的书。

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邪恶作品就有几本。《金瓶梅》也有这种效果,但是《金瓶梅》还不够邪恶。大家有没有听过法国的萨德侯爵,今天我们讲性虐待的“SM”,那个“S”就是来自他,因为他是个性虐待大王。他写的书充满着各种不堪入目的情节:人吃人、吃排泄物、轮奸、虐杀,种种你能想象到的最黑暗、可怕的东西他的书里全部都有了,所以他被判精神病,后来死在监狱里。但是20世纪中期之后,有很多世界级的思想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人,有很多著名的导演拍他的电影,有人研究他的作品。

这个萨德侯爵写书的年代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就是全社会都很讲理性,大家知道当时最激进的革命派讲理性讲到什么地步么?他们认为月份的划分应该是十进制的,即十天是一个礼拜,因为七天作为一个礼拜显得不够理性、不科学,十天才是科学的。他们认为世界的一切都应该是理性的。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力求理性的年代里面,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人间能够想到的残酷和暴力都在这个最理性的时代同时发生了。这个时代有伏尔泰、卢梭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强调理性的作品流传,但是同时也有萨德侯爵写的那么可怕的书出来,这表明什么呢?理性是有它的黑暗面的,崇高的理想背后往往就是无尽的血和肉组成的深渊——欲望的深渊。

所以,你如果读完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再去看萨德侯爵,你将看到启蒙的黑暗面。如同站在一个悬崖边上,旁边是光芒灿烂的日出,但是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而且充满着诱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深不见底的东西会很害怕,但是你又很想知道下面到底有什么?你觉得它在把你拉下去,那是罪恶的。

如果一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性里面的阴暗、邪恶,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那种动力,你就会明白人生很不简单、很复杂,世界很可怕、有很多意外、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然后你有可能变成性格比较平和的人,至少你不会再犯傻。所以阅读是一种精神操练,阅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读书不是让人变坏,而是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个纵深的理解。

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去读困难的东西;我们应该不计较、不避讳一些所谓可怕的书;我们不要去认为精神操练就是让人变好的东西,这不一定。精神操练只是让我们有所变化,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每个人一生的阅读过程都是应该不断变化的。有人说读书防老,我觉得说得很对。读书真的可以养老。什么意思呢?老人最可怕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机会改变自己,变化自己。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依然很开放、而且是以严肃的态度去阅读、容纳一个作品,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扭曲自己的话,他就还有变化的可能。每天睡眠之前的最后一刻,是一本书在陪伴我,今天的最后一刻和我对话的就是这本书,它在不断地改变我,直到临睡前我都在被改变。于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新的人,和昨天不一样,就因为昨天晚上的阅读。

有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作家,患了癌症,很痛苦。在临死前,他要求护士念书给他听,直到他咽气。他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可能会死、会咽气,但是在这一刻我仍然不放弃。所以我们大家请开放自己,让阅读、读书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们随时随地都还有这种可能:尽管我们未必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是改变本身就已是人生的目标。我暂时先说到这,谢谢!


自序 江山不幸诗家幸

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爱”:撕裂社会的爱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

多元:不同的中国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的美丽。

大国:温柔的必要

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国,还是一个陌生的、不一样的大国。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自2005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

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从丹麦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身份标识”只是它的外观,想要创造崭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风。企业管理学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形象是它企业文化的面孔,这个道理放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根本文化的改变,一切外形的换装都只不过是皮相的伪装而已。

其次,国家的形象设计首先针对的一定是内部的国民,只有国民支持和认同,一个形象标识才能彻底地体现出国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实上,近年丹麦旅游产业和国民外交种种宣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套原来针对国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国家的形象设计,不只是为了给外人好印象,更是为了要凝聚本国民心。

至于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国民认同的形象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拥有众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寻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着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调查。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形于专家之手。

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象力,有没有敢于突破成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一直以来,不少官员都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觉得自己官位大了,审美品位也就比别人高了。在经济领域上,他们或许会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说到政府形象和地标设计这些事,他们却自觉要比任何专家都还内行,总是意见多多指手画脚。有趣的是当你再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时,他们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通常只能报以“正面”二字。

然而计划形象的主事者往往不能预知一切后果,正如为自己盖“白宫”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来这么做会挨骂。与其苦心经营正面形象,然后弄出个破绽重重、实质与表象反差巨大的结局,何不以一个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你能想象可口可乐的广告公司为它弄出一套恍如顶级法国葡萄酒般的形象包装吗?当然不能,因为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它的老板再怎么希望自己卖的其实是红酒,那个瓶子里装的还是可乐。更何况可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赚钱的饮料呀!同样的,难道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强权,竟然容忍不了一个七岁女孩再正常不过的换牙吗?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儒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

这就像当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到了高行健手上,却要被迫称呼他为“法国作家”一样。不同的是,大陆百姓不一定都喜欢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他的盗版书也不容易畅销。如今的中国观众却都自动过户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虽然没法从正式渠道看到《断背山》,但每个网民讨论起来照样头头是道,这当然是托遍布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仅暴露了文化和传媒管理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徒然;更突显了官方与民间对于谁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么的理解差异。获官方护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国际社会一旦形成了中国食品和产品都很危险的印象,不只拆解起来很棘手,各种保护主义和主张对华贸易壁垒的声音也会变得更加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

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的“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就像以往的“东亚四小龙”,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证的民众授权之上(如选举),而是在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于大家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一道黏合剂,让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国家的赐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会不安,再多的爱国宣传也挽救不了统治的危机。经济发展等于百姓生活无忧,百姓生活无忧就等于政府长治久安。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统治,要百姓心悦诚服地遵从法律政令,要纳税人心甘情愿地缴税,靠的不能只是暴力,还要靠对统治者的同意与信服,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同意政府的统治,政府才能有效地管治。

然而,不客气地说,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恰恰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不容动摇的神话史观,还要依靠凭绩效而来的良治经验。最近两年,领导层不断强调民主的重要,甚至逐渐推进民主选举被列入改革的目标之一,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迈向人民依程序授权的转化。由此看来,再去重复神话史观的力量不只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开倒车了。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作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注: 规律避孕在西方已是常识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犹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香港的大学教授不时抱怨,内地来的学生样样都比香港的学生强,就是性格太依赖了,每逢开学介绍选科资讯时,家长提的问题比学生还多。再看内地某些重点大学新生入学时家长在校园里睡满一地的盛况,你就更能理解大学生会退化成小学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都没把他们当作大人看。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既是同伴又是批评者,不只严苛同时温柔,这是种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很难想象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难同时是狠批我的批评家;你真的欣赏我,又为什么还是质疑我呢?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按照社会学创建者之一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见解,真相实在不脱常识: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也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的,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之百地跟着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一条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大家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尊重这条规矩;要是有一堆规则的执行不够公正,那么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文化就要破产了。如果不守规则不仅不用受罚,甚至还能得到好处;大家乖乖地循规蹈矩岂不是太笨了?“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人或许得死;但到底还是有不只不死甚至发财升官的机会呀!当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们就不再相信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原有的规则至此就只是一纸具文罢了。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的,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什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什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被划做一堆白羊里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不能继续自己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要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他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我一向仰慕敬重的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本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代的机制式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息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建构与别人不同的主题,试图在一片震灾的报道中独树一帜。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如若草木皆兵,反而会催生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泽克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德籍犹裔学者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相反的,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现代法学里面有一门有趣的学科,叫做“微观法学”,专门研究那些在成文法例之外,最微细最日常的人类互动行为。例如排队,一般而言是没有什么法律专规管大家一定要排队上车排队买票的;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头,仿佛人人都晓得排队的规则,甚至还知道例外情况下最恰当的应对之道(比方说中途来了一个行动不便的人,队伍会自动让他插入)。法律以外,尚有一个广大的世界,看似无法可依,却有无数不需明言的隐形法规支撑,此乃社会运作的基石,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本质。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站。凡是外国有什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信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

这种中国特色的信息不对称不只使得我们很难和全世界做“同一个梦”,而且还会损及我们在知识经济上和其他人竞争的本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人家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我们对人家的认识却总是慢了半拍,缺了一角。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过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战争不得针对平民首度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但它同时却也是人类史上平民死伤最多的一百年。

中东战争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都公然奉行一种违背了现代战争观念的策略和理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然而这又是何等诡异的逻辑呢?我们当然知道军人与平民的区分往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大家承认,但真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可是大家仍在表面上维持这个虚假的共识是有理由的。再引罗尔斯的话:“任何让敌方人民心怀恐惧或胡思乱想,以为将来会遭到仇恨和报复的做法,都必须禁止。尽管不容易做到,但当前的敌人还是必须被看成是将来在共享且正义的和平中一同合作的伙伴。”也就是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依然是长远的和平。如果不加区分地滥杀平民,对方的平民将来又如何可能与你维持和平的局面呢?

我们或许可以把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名言“政治就是划分敌我”改写成“战争就是划分敌我”。在这场战争里面,双方并不是先决定好敌人,再予以攻击消灭;而是不断地透过战争去持续地制造敌人,将对方的平民动员为自己的新仇。最终得到的,就是一组永恒运作的战争机器。就像平常以军对付巴勒斯坦的方法一样,先是炸掉对方的基础设施,再将前来抵抗自卫的武装人员定性为“恐怖分子袭击”,于是仗就可以永远打下去了。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首先,我们知道美军的地面部队在长期征战中已经陷入了紧张的敏感状态,不时传出敌友不分的滥杀消息。更可怕的是他们的频密空袭,这些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伤甚至到了一个连欧洲盟国都深感不满的地步。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北约组织发言人,近日都曾公开批评美军既不节制又不精确的空袭为联军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原来标榜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塔利班这时反而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受害的无辜平民。

更现实的问题或许出在鸦片身上。我们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鸦片都来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执政的时期就很依赖鸦片贸易的收入。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使得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运输成了塔利班组织的重要命脉。无论是为了切断塔利班和其他军阀的财源,还是为了打击美国深恶痛绝的毒品问题,美国都要好好对付鸦片。于是美国政府把当年用在中南美洲“反毒战争”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农民停种鸦片,还用空袭轰炸的方式毁灭连山遍野的罂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策略的根本失误,那就是以打击塔利班的微观战术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观战略考虑。当你焚毁了无数农民赖以维生的罂粟,却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计的时候,你叫那些农民该往何处去呢?有那么多的阿富汗百姓靠种植鸦片过日子,你不但不把资源重点地投放在经济转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毁他们的生活来源,这不是变相地在帮助塔利班召唤支持者吗?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虽然缺乏足够数据证明,但一般相信朝鲜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挨饿过日子。即使如此,朝鲜政府还要发展核武和维持庞大的军力,看来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们当能理解: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武器乃是振奋弱者民情、长威风壮志气的尊严工具。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默契,是过去六十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

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用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为“种族暴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言来理解这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敌人”。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看到如今声势浩大的禁烟热潮,看见政坛诸公为人民健康着想的慈眉善目,我实在不能不想到纳粹德国,也实在不能不想起希特勒。

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最痛恨吸烟的政治领袖是希特勒,所以最急于推行反吸烟运动的也正是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政府先是禁止国民在公众场合与交通工具上吸烟(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算是很严苛的了),跟着则不许空军成员与孕妇抽烟。到了最后,他们不只征收惩罚性的烟税,还下令严禁柏林市民在户外抽烟。最后这个动作尤其大胆,因为它令人容易联想到1848年的往事,那时柏林曾经发生过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当朝政权,而革命的理由之一竟然是霸道的政府剥夺了市民公开抽烟的自由!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拉丁美洲9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直接导致了近年急速左转的局面,同时也开启了许多国家回归民主宪政的道路,例如智利。回首一望,原来过去数十年来,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政权竟然没有几个是真正左翼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自由的朋友”。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但愿皮诺切特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自由的朋友”。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 ——新奥尔良风灾

如果说新奥尔良的灾民简直就是活在第三世界,那是因为造成他们过去生活得贫困现在生活得绝望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套系统的资源再分配原理。这套叫做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主导了世贸组织等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推手,让更多的国家要严控政府开支,撤除社会保障网和各种公共服务。尼日尔之所以饿殍遍野,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政府要把所有的食物供应市场化,可以运送救灾物资的道路建造则因为政府开支问题半途而废,那也是为了响应世贸的要求,也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尼日尔的饥荒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灾难,新奥尔良的风灾在这个意义底下也是第三世界式的灾难。

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个人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教育是个人的责任,居住是个人的责任,健康也是个人的责任。难怪在去年一张新奥尔良市政府发放的防止风灾光碟里面,会有官员劝诫市民:“每一个人要为自身和家庭的安全负上最大责任。”那13.4万个没有私家车的灾民不该指望政府安排公共交通,疏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奥巴马的修辞学

通过接上最动人又最有神话色彩的美国梦,奥巴马再扩大了他的认同范围。凡是认同他所说的“希望”的,就是认同他;而又由于没有美国人会不认同这等“希望”,所以其实人人都该和他站在一起。

这真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演讲,问题是在他后来竞选工程里就只是不断重复“改变”、“希望”和“相信”这几个关键词。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肯尼迪的接班人、新美国的象征。当然他靠的不只是讲稿出色,而且拥有中国人喜欢的“人格魅力”。若是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再好的讲稿也只不过是一纸具文罢了。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年纪渐长,见识多了,我逐渐了解到美国的阴暗。在它理想的背面,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它可以违背自己对民主的誓言去推翻一个民选政府,也可以假借这个理念去侵入另一个国家。在外国移民不断涌入去寻找谋生机会这两百年里,它也没有停止过对外战争;例如“美西战争”,它不只夺取了广阔的土地,还抢走了重要的水源,不知断送掉多少代墨西哥农民的生计。

仔细阅读奥巴马的讲稿,我们会发现他所讲的“变革”,就和美国史上每一位伟大领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样,其实都是种返根溯源的“复古”。例如马丁·路德·金,当他向着几十万人宣布他的梦想时,他不是在说一番以前没人听过的白日梦,而是一个建国者们未能完成的理想蓝图。换句说话,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种美国梦的再诠释;唯有诉诸每一个美国人自小听到大,并且引以为傲的那套理念,一场改革运动才能真正发挥出庞大的能量。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至于中国,历史长远,当也不乏在一本书里构想一个国家的努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英雄领袖想把王朝建立在最正确的圣典之上,又有多少文人想要把治乱兴衰的原理总结在一本可作帝王宝鉴的名山巨业里。可惜我最想看的,却是一个亡国之君的不传之书:“徽宗在金,尝得春秋,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钥而成书

国王与我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和其他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个意义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气候的分配正义 ——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个举世第一强国自私的真面目,这个自诩为世界领袖的超级大国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还强词夺理,拖着大家的后腿。它的表现,我们只能用令人作呕去形容。

富豪治国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不能只是因为比我有钱,交的税比我多,就可以拥有多过我的政治权利,进而得到更多的权力。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原则的渐次展现。起初,只有拥占某个数量资产的人才有投票权,后来扩大到了所有纳税人;最后,则全部成年公民不论贫富,都有一张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选票了。

然而到了今天,可悲的是许多民主国家国民剩下的,也就是这么一张选票了。《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2006年“国王与专政者亿万富豪榜”证明的是个古老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政制越是集权,它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就越集中,所以沙特阿拉伯国王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当然是他们国家中最有钱的人。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出现另一股奇特的逆流,那就是有些民主国家元首竟然同时是他们国家的首富。比如刚刚给扳倒的泰国总理他信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然不是。这是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一种十分昂贵的游戏,要竞选要打宣传战,口袋里没有充裕的经费就根本玩不起。筹款是条出路,但筹款很容易变成名正言顺的官商勾结,以收取财团巨额献金闻名的日本式民主就是最佳范例。要不就干脆靠自己,像他信和贝卢斯科尼那样,先掷下大把的银两,当选之后总有机会连本带利地捞回来。

贝卢斯科尼 ——富豪政客启示录

当今民主政治的一大危机,就是这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人民对严肃的政治议题丧失兴趣,见到正经的政治脸孔就感到沉闷。于是,一批善于鼓动人民情绪、擅长表演多于从政的“明星”就有了可乘之机。日本从小泉首相以降的一系右翼政客,就是这种新世代角色的标本示范。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无惧传统、敢言敢当的反叛英雄,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形象装作清流新风。

如果这些人恰巧还是富商,那就更有说服力也更危险了。泰国的他信就是一个例子,他不只可以调动庞大的竞选资源,使对手无力反制,还可以用自己营商的成功例子说服国民:我既然搞企业搞得这么出色,治理政府当然也有一手;我既然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当然也能叫大家发财。

最能巩固贝卢斯科尼权势的,当然是他独步意大利的传媒帝国。他不只利用电视和电台的时事节目设定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议题,在报纸上降低甚至消除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讯息(例如他在法庭受审的报道),在杂志中追击抹黑对手的私生活,还利用旗下广告公司的户外展板与大屏幕电视,把自己的样子散布到意大利全境。如果一个外国游客这阵子到意大利旅游,他大概会以为贝卢斯科尼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意大利则是他的私人庄园,因为他的笑容无处不在。这就是贝卢斯科尼给大家的最大启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写的“老大哥”是在掌握政权之后,才使得自己成为国民最熟悉的形象;现在一个富豪政客却可以先让自己的笑脸投射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再掌握政权。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足球绝对可以成为政治权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过来滚动出当权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开社会被压抑的另一面。看来那句老话果然有理:足球的确是圆的。

捧个钱场?